这里没有假发，没有法官服，也没有皇家法庭华丽的排场。但对于伦敦金融城的弃儿们而言，这里有挽回声誉的机会。就算正义未能伸张，得到一点金钱补偿也是好的。

在伦敦东部道格斯岛（Isle of Dogs，又译“狗岛”，是伦敦金融区所在地）上的那幢乏味的政府大楼里，以及在它西边六英里（约合9.6千米）的另一栋建筑中，曾经飞黄腾达的前投行交易员们正在与银行巨头战斗。这些投行曾使他们沉浸在六位数的工资支票之中。

保罗·卡赖尔（Paul Carlier）正与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ing Group Plc.）对薄公堂；米尔科·奥斯登多弗（Milko Ostendoff）要起诉巴克莱银行；佩里·斯迪姆普森（Perry Stimpson）正和花旗银行打官司。

他们在英国司法体系最低一级——就业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s）上为自己辩护，为的是竭力洗清自己的名誉。至少，这能宣泄些许怒气。三人已悉心收集证据和钻研法律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等待着质问前任老板们。在他们看来，这是为了澄清真伪。

听上去这可能是冷酷的复仇。三位雇员中，有人是因表现差劲而被扫地出门。其他人则因牵涉操纵市场丑闻而被开除——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平复这些丑闻。虽然法庭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前投行雇员倒戈起诉老东家的案例确实与日俱增。

不过，在这两家无足轻重的准法庭上，赔偿金数额与金融城的标准相比微不足道。胜诉原告在这里获得的平均赔偿是5000英镑（约合人民币4.86万元）。

职业复兴

再说一遍，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些诉讼引来了整个金融城的关注。许多人对此产生共鸣：与前东家打官司的也可能会是我。所有人都知道，一份有污点的简历足以终结在金融城的职业生涯。银行方面则坚称，解雇这些员工是有正当理由的。

正因如此，前外汇交易员卡赖尔展开了反击。他声称，劳德埃银行在他揭发不正当交易后将他解雇。

拖着满满一大包沉重的文件，卡赖尔身穿一件开领衬衫在9月16日那天出庭。他要面对的，是六位西装革履的律师和高管。

“这看起来并不公平，不是吗？”46岁的卡赖尔说。他的书面证词里充斥着感叹号、大写字母与骂人词汇，就连法官也说“极其难懂”。

在劳埃德银行工作时，卡赖尔年薪和奖金共有22.5万英镑（约合218万人民币）。对于他和其他的上诉人来说，就业法庭上的成功将为继续上诉至伦敦高级法院铺平道路。并且，他们有机会索要未付奖金。

赔偿微薄

成立于1964年的就业法庭在摒弃肃然之气的同时还丢掉了工作日的必需品。饮水机空空如也，安全通行证不能足额发放。与拥有着白色大理石地板和橡木镶板走廊的皇家法院相比，这里恍若隔世。

因不合理解雇在这里可能获得的赔偿也远低于高级法院。如果没有选择就业法庭，而是在英国和美国的其他法院上诉，花费很容易超过10万美金（约合63.5万人民币）。英国的法庭中，败诉者经常要支付对方的诉讼费用。律师可以为一个为期三天的听证收费2.5万英镑（约合24.3万人民币）。

“我已经和对方互发了500封电子邮件。”前巴克莱银行交易员奥斯登多弗说。他从2010年就开始起诉该银行不合理解雇。“你能想象我要支付律师多少钱来写500封邮件吗？”

虽然担心自己的积蓄，但这些前投行雇员更想洗清声誉。54岁的斯迪姆普森被花旗银行在调查外汇交易丑闻期间解雇，之后他提起了诉讼。

故事真相

斯迪姆普森上个月准备出庭作证时说：“我不相信律师们会把客户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而且，这场官司的意义并不在于输赢——而是为了让我说出的事实被人听到。”

为了准备诉讼，斯迪姆普森查阅了《就业法庭申诉：战术和判例》（Employment Tribunal Claims: Tactics and Precedents）一书。对于许多遭解雇的交易员，这本书如同他们的“圣经”。

该书作者之一奈奥米·康宁汉姆（Naomi Cunningham）说，如果想在法庭赢得一线胜利的希望，多数外行必须准备一年。她说，最棘手的部分通常是从银行那里提取电子邮件，这要求这交易员们知晓有这些信函存在。

在剧院区东边霍尔本（Holborn）的法庭上，卡赖尔做了详细的陈述，他还指出了原公司内他认为的不正当交易知情人。卡赖尔称，当他的部门试图作出损害客户的交易时他揭穿了真相，之后便被解雇。他现在以外汇顾问自称。

并非律师

在城市另一边的道格斯岛，斯迪姆普森的长篇大论一直被法官打断，因为他只顾发言而不对被告进行质问。他在成堆的文件中来回走动，搞得在场的人满脸困惑。

身为律师的康宁汉姆说，银行雇员和交易员们要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非易事。

“这些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质证或反诘问（cross-examination），因为你失败几次才能真正学会它。”康宁汉姆说，“如果这是一个你极为在意的自己的案子，而对手在法庭上说着一些你明知是谎言的鬼话，那么你很可能会恼羞成怒。”

（翻译：徐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