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尚先生Esquire 王琛

责编|Neil

编者按：

3 月 26 日是诗人海子的忌日，时尚先生Esquire 的一位编辑在武汉采访，应约写下这篇随笔。4月8日是武汉解封之日，星垂平野阔，一如日月重落在武汉的大地上。

1964 年 2 月，前苏联捷尔任斯基区法院，24 岁的布罗茨基接受审判，女法官萨韦利耶娃问：总之，您有什么专长？

布罗茨基回答：诗人，诗歌翻译家。

法官问：谁承认您是诗人？把您列为诗人？

布罗茨基：没有谁。（没有挑衅意味。）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法官：您学习过吗？

布罗茨基：学习什么？

女法官：学过作诗吗？没想过要进高校，那里有人培养...... 有人教......

布罗茨基：我不认为这要靠教育。

女法官：这要靠什么呢？

布罗茨基：我认为...... （惘然若失）来自天意......《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

———题记

有个朋友住在湖北日报小区，关在家里快两个月，前天傍晚第一次出门，跟我们另外两个人去散步。开门营业的杂货店多了起来，马路上的汽车呼啸着把春风带出了声响，然后我们也看到道路两侧的树叶和樱花，城市已经进入确切的春天了。风窸窣地来到脸上，我本能地产生了畅快之感，但心里的「畅快」两个字一出现又立即心生不安，觉得不对：我们正走在刚刚经受了劫虐和磨难的城市中心。走在旁边的两个人是一样的感受，我们都处在某种「不安的轻松」——或者是「轻松的不安」里。脸上的口罩此时显示出了好处，它遮挡了表情和神态。

这两位朋友一位生在武汉长在武汉，这两个月里利用互联网做志愿者，传递救助信息，写了十多篇文章；另一位在北京的杂志工作，刚过春节进了武汉，在病例增长最快的那几天戴着一个口罩就在医院里采访。在她们的讲述形成的那种具有「新闻现场」特质的语境里我是个旁观者，我三月中旬才来武汉，进武汉的高铁上已经有返工的乘客，人们已脱下冬装，风暴似已过去大半：至少在关于病情的数字上，武汉的情况正在好转。

我们往东湖走，聊着聊着，我说起当天（3 月 24 日）正是海子的生日，而两天后又是他的忌日。每到此时，人们追思诗人之死，又从其诗歌里期许诗人的在场。海子的遗产除了诗歌，他的死也成了某个年月的隐喻。前几年，有个夏天我住在河北，深夜里翻来覆去地默读《海子诗全集》，作为一个读者，我常感到诗人的面孔仍在他伸张的语言里；而对诗人的死，我只是史料旁的路人，无法谈论。

但即使是当时那些同样走过深渊的人，那些诗人身旁最亲近的朋友，那些死亡现场的见证者，恐怕也无法完整地谈论海子的死。如今仅有这样的事实是准确的：1989 年 3 月 26 日，査海生在山海关卧轨，遗言里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裁决自己死去，以死亡完成诗歌与诗人的统一，然后又在后来人传诵中、在排队而来的春天里、在茫茫的诗行里一次次「复活」。

我怀疑完整地谈论任何人的死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一位宿命深长的诗人，还是另一个寂寂无名的死者。我想到的是那个濒死的中年人。前几天，在武汉光谷的同济医院，重症监护室，我见到医生为那个半身赤裸的病人翻转身体。根据医学上的指标，他已经是一个接近脑死亡的人，靠一台插满导管的复杂机器维持着人工的呼吸。那些红色的绿色的导管与电子屏幕里的滚动的字符构成了他最后的生命图景。我看见他的脸上泛着一层无以名状的白色，嘴巴长着，嘴里插着提供氧气的导管。他已经周身失去知觉。他张成圆形的嘴巴和固定的身躯像是鱼在等待一口水。

鱼的联想在我脑子里越过时我感到了对一名濒死者的不尊，我试图抹走它，但这种焦虑反而使这一形象更加稳固，之后几天我一想起他便想起了他的嘴巴，有失尊重的比喻一直徘徊不去，直到出现在此时的叙述里。我记得医生仍对他保持端庄的检查，但濒死者的毫无回应使所有的照料动作都像是例行公事的修补。死亡本身似乎也已经形成具体的形态，跟他的身体一起躺在了床上。他的手背上留着几处清晰的露出血丝的皮肤磨损，像是当时的冬寒所致。从脸颊到胸腹，他的身体处处显示出能量消耗以后的凹陷，而医生回忆一个月前入院时他还是个壮硕的中年人。我看了入院时的照片，几乎不能认出是同一人——除了同样眼睛紧闭——入院时他已经休克。

他随时可能不行。当时医生在病床边说。

他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我问。

理论上不能。医生回答。

走出重症室，经过三道隔离门，按照要求，我一件一件卸下身上的防护服、头罩、眼镜，卸下这些帮助生者回避死之危险的保护，将它们扔进垃圾桶。拿酒精一遍遍涂抹手臂以后，回酒店的路上，想着那位濒死者，尽量抹去那些使我不安的联想，我想到的是《回声之骨》里萨缪尔 ·贝克特的悲悯：「死者死得艰难，他们是彼岸的非法侵入者，他们必须随遇而安，屈身于重归污泥的竖井和窨井通道，直到死神在长久的默许后不得不履行职责，给他们点关注。」

第二天，我得到消息，病人已经不行了。如今时隔一周，如果真有一条往生之路，那么我不知此时那位已在何处，他在死界有何遭遇。

天很暗了，东湖的水面在黑色和灰色之间，我们走在湖边，路旁一侧斜坡上的树木使我想到了重庆丰都，前年我去过一次，建在长江岸边的丰都被称为「鬼城」，古代传说里「鬼国」的京都，是人死后的灵魂归宿之地。我记得那里的长江边有一块长长的斜坡，夜里，乘凉的市民散落在斜坡上，远远看过去黑压压一片。当时的图景结合传说，使我如今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不真实的感觉。

我讲了丰都长坡的印象，朋友说，她牢牢记得几次关于东湖的死亡。我们说起来，认为是长江的开阔似乎能包容人的恐惧，而幽闭的湖水可能正相反。

我们逆时针走，走到武汉大学的凌波门，天空里响起隆隆的惊雷，时断时续，自远而近，雨点很快落在了下来。有些雨点从鼻梁钻进了口罩，一直流到嘴角。我们走到已经停了两个月的公交站台下避雨，按照我们已经被驯化的习惯，各自低头看起了手上的手机。

此时湖面上摇晃着远处高楼的灯光，波纹集体向一个方向游荡，似乎是急落的雨水刚好填补了流走的空缺。

我知道为什么叫凌波门了，一个人说。

东湖很美，但印象里好像没有什么诗句。另一个人说。

自然而然地，我又想起了海子。路上的时候我在手机上搜索「海子 武汉」，意外地得到一个信息，海子的胞弟查曙明曾说，1989 年初，海子去世前，曾计划四月来武汉看胃病，已经在单位请了假。但未到四月，诗人走向了山海关。

我们谈论起海子落空的武汉之行，说到「治病」两个字，想到这座城市躺在病床上的人，不同时空中的同一个词语相遇了，它的含义因此有了层层的叠影，正是水中摇晃的波纹：不可捉摸，不可定义，拿不到手里，面孔模糊。

1．

让我们砍下树枝做好木床

一对天鹅的眼睛照亮

一块可供下蛋的岩石

让我们砍下树枝做好木床

我的木床上有一对幸福天鹅

一只匆匆下蛋，一只匆匆死亡

2．

天鹅的眼睛落在杯子里

就像日月落在大地上

海子《给安徒生》

我住在硚口区一家酒店，楼里住着附近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新闻记者。尽管戴着口罩，从人们的眼睛里多能看到疲态。一位长期值夜班的酒店前台总是出神地盯着地面，而大堂的消毒人员举起酒精壶时手肘耷拉着，似乎他不太能举起那灌满又喷完、喷完又灌满的喷壶了。我去了几次仍被警车和急救车堵了门的医院，翻过几个公园的围栏，也去过几个居民小区，或新或旧，下楼的人越来越多，真正能进出的还没有几个。人们在等待管制的解除。

不出门的时候，回到酒店，我读着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集，意外地，又想到了海子——也许是所有真正的诗人——走到命运中的极端年月的那一刻。据身边人的回忆，死前的海子当时正结束了一段恋情，而布罗茨基，同样的，根据朋友回忆，他也在一段感情结束后曾企图切脉自杀。和中国诗人不同的是，1964 年 2 月，尚未走出情伤的布罗茨基被捕，于是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在布罗茨基遭难的前一年，分管的书记伊利乔夫谈到「年轻、政治上不成熟，却又过于自信、受到无限吹捧」的作家时，就已经称他们不再「为人民的英雄业绩而欢欣鼓舞」。

他还特别谈到注意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因为「青年中还有懒汉、精神不健全的人，爱发牢骚的人」，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点头赞许下诋毁艺术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原则，而代之以懒汉和不学无术者的鸟话」。伊利乔夫提醒全国：「在我国的条件下没有选择可言：我想劳动就劳动，想偷懒就偷懒。我国的生活及其法律不提供这种选择权。」（《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

因蛀虫罪（不劳而获），布罗茨基被判流放五年。在诺林斯卡亚村，以「长工」身份服苦役的布罗茨基挖石头、刷洗牛棚，晚上继续写作。他寻找到了英文诗歌，读到了奥登。确信了奥登的观点：语言需要诗人，使语言始终是鲜活的语言。布罗茨基确立了语言重于个人意识和集体存在的观念，因此决定选择，或者说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以语言为生。虽然是一名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布罗茨基同时也确信，他使用着人民的语言，他同时也应该是人民经验的表达者。「我在寒冷中长大，把手指缠上/钢笔的四周，以温暖手掌。」

文学是滞后于历史现场的吗？我不知道。最近两个月，武汉作家方方以连续的 60 天日记书写，见证着武汉的现场。她恐怕是最近离人民最近的中国作家。她居住的文联小区，也正在东湖附近。3 月 24 日，她更新了日记的第 60 篇，也是最后一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想方方的日记里，使用的正是平实、直白的人民语言。

急雨骤停，我们几个人结束了东湖的漫步，各自回去。第二天早晨，在武汉扁担山公墓管理处，等待安葬亲人的武汉市民排起了长队，我跟一个为父亲选择墓地的年轻人走进那些如林的墓碑当中，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地上为自己的丈夫嚎哭。墓地工人在选好的碑位上涂抹了水泥，盖上了光滑的大理石板。我听着她的哭声，再次想到头天晚上东湖的湖水，再次想到海子的诗句：

倾向于死亡的母亲

抱着白虎走过海洋

在任何的时代现场诗人从未离席。他们诗中的词句如雨中的凌波闪动叠影，他们以语言为生，也必将以语言复活。

插画：初八

执行：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