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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乘务长口述:执飞巴黎高风险航班,在万米高空守住一道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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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乘务长口述:执飞巴黎高风险航班,在万米高空守住一道国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天回上海的航班我们总共进行了4次测温”

执飞机组 图片来源:东航

口述|汪蕙
记者|陈晓双

汪蕙是东方航空的一名乘务长,今年是她作为空乘飞行的第14个年头。

疫情期间,各大航空公司的航班量都大幅减少,许多飞行员和空乘停飞在家。但汪蕙却逆风而行,参与执行了法兰克福、巴黎等多个欧洲高风险航班。

随着国内状况的缓解,控制境外输入病例已经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重点。在这个特殊时期,连接中外的国际航班突然成了“抗疫”的最前线:一方面航空公司要尽力保障有需求的海外华人能顺利回国,一方面又要严控疫情传播。

在密闭的机舱里长时间飞行,机组是如何保护每位乘客以及自身安全的?执行完飞行任务之后,空姐会被立即隔离吗?飞行途中有乘客发烧怎么办?

汪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界面新闻记者解答了这些问题。

以下是汪蕙的口述,界面新闻整理:

本来疫情发生之前,我每个月要飞80个小时左右。疫情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飞行时间一下子减少到了20多个小时。一是因为航班数量减少,二是每次飞行结束后都要隔离14天。

其实我1月底就经历了一次隔离。当时是飞完了新加坡的航班,结果几天后我们接到通知,说这个航班查出了两例确诊病例。当时的规定还是机组成员要居家隔离,并没有要求集中隔离。所以1月31日开始到2月13日,我在家隔离了14天。那时我心里其实并没有特别担心,因为那个航班上客人不多,和客人接触也很少。

后来由于海外疫情越来越严重,政策变成了从疫情高发地区回来的机组要统一集中隔离14天。我3月下旬飞的浦东巴黎航线正好赶上了新政策执行第一天,一落地就被拉到宾馆隔离了,都没来得及回家拿趟东西。

我记得那趟航班是3月18日的MU554,从巴黎飞上海浦东。

目前巴黎上海是被划为高风险航线,旅客登机时就会做一次全员测温,而且飞行途中我们会再次进行测温,平飞时测了两次。这期间我们还会进行抽查。比如有的乘客正好站起来去上洗手间,或者有身体异常情况,我们都会进行测温。乘客也都很理解并配合。

有的乘客跟我说在国外做核酸检测比较难,所以可能会有人发过烧、在登机之前吃过退烧药。在健康声明卡“是否服用过退烧药物”这一栏,确实有人如实打钩承认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止测温一次。吃了退烧药,差不多三、四个小时过药效,我们就再去测温。

客舱的最后三排座位是特殊隔离区域。一旦在飞机上发现有客人有发烧症状,或者有咳嗽、胸闷、呼吸不畅,就需要安排他们换到隔离区域就座。

在飞行途中,有旅客起来走动,他看到最后排地方比较宽敞,就会想坐过去。这时候我们负责这个区域的乘务员会马上劝阻,告诉他这是预留的隔离区域,旅客听完后都很配合回到自己的座位。

公司给我们乘务员都配备了足量的防护物资。包括N95的口罩、护目镜、医用橡胶手套和备份防护服等。

口罩原则上4个小时换一次,但如果受到了污染可立即更换。一般情况下,我们还穿日常工作服,但一旦飞机上发现有发热或是其他症状的旅客,机组成员会换上防护服。有一次飞行中我穿了三、四个小时的防护服,听说有的航班乘务员可能需要连穿10个小时。

这一套穿下来还挺麻烦的。穿之前要先做好消毒,然后戴帽子、戴口罩、戴手套、穿鞋套、穿防护服、护目镜,再穿鞋套。刚穿上防护服感觉很闷,像要缺氧似的透不过气来,衣服里直冒汗。防护服比较宽大,行动不便,我们会用胶带缠住手腕、脚腕固定。脱防护服的时候发现固定地方、还有戴护目镜和口罩边缘皮肤都留下印子。

我们头一次穿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就在感叹,这下切实体会到了医护人员的不易,他们要持续穿着防护服工作一整天。

由于高风险航班的乘客比较密集,我们会提高消毒频次,洗手间要求一个小时做一次消毒。与飞行机组沟通,我们也尽量使用电话联系,减少他们进出驾驶舱的频率。

疫情发生后,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飞机上的热餐食供应都换成了一次性包装食品。这次巴黎飞浦东航班的餐食,就是直接从上海带过去的,避免了在当地配餐。在旅客登机前,我们就会在座位上摆放好整个航程中需要的水和食物,这样飞行过程中不需要发餐了。

我看到大部分乘客会在飞行途中用餐,但吃的都比较少。他们也会尽力和周围人错开用餐时间,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还有些穿了防护服的乘客,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全程都不吃不喝。

虽然乘客们多少都有点紧张,但有客人告诉我,那段时间国外疫情比较严重,机票非常难买,能够登上回国的航班,心里还是踏实了不少。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乘客们都很平静,但落地前两三个小时,需要填写健康申明卡的时候,大家问题就多了,不断举手询问。健康申明卡是防疫排查的重要凭证,负有法律效力,所以大家在填写的时候都比较严谨,也不想填错。

虽然一般机上乘客都无症状,但有旅客会在健康申明卡上写清楚办公室里曾经有确诊同事,或者用过餐的餐厅里有确诊的病人等信息。我们也会把这些旅客的座位号做详细的记录,提交给检疫部门进行相关的排查。

当然,也有的旅客比较粗心,对一些不理解的条款随意打勾。我之前就碰到了有人在“近期有没有做过核酸检测?且呈阳性。”这一栏打了钩,吓了我一跳,赶紧和旅客沟通。这才知道他做过核酸检测,但是是阴性。我就跟他解释,这句话得两个条件都符合您才能打钩。

在飞机落地前,我们会把所有这些有特殊情况的旅客汇报给机长,由机长通过机上通信系统与地面相关部门联系。

北京时间3月19日凌晨5:26,飞机落地浦东机场,当舱门打开时,不像以往是机务、保洁人员在等候,而是检疫人员早已在舱门口待命。

开门后,有症状、有接触史等情况的旅客首批排查,所有机上乘客和机组成员都会接受检疫人员一对一的测温和面谈。

直到旅客全部下完机后,我们花了整整三个小时做清舱。以前如果客舱用过氧气瓶、摇篮或者加长安全带等,直接放到原位,下次再取用即可,现在需要交接给机务进行统一消毒。

全部处理完之后,我们整个机组就去准备集中隔离。出机场要走很多程序,递交健康申明卡、护照、确认机组人员名单,我们到达集中隔离的点已经快10点了。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被集中隔离的机组,为此我们还写了一个隔离攻略,希望能够给后续隔离的同事提供一些建议。隔离期间其实都比较正常,我们组里的小伙伴会通过视频连线一起运动、一起娱乐。空闲的时候,我也会看看书。

4月2日隔离结束那天,我先和家人、朋友宣布了好消息,然后和爱人一起去踏踏实实吃了顿饭。4月6日,我还去总部进行了直播教学工作。

然后4月10日号我又执行了一趟飞行任务,目前我在进行第二次集中隔离。这次隔离我也更从容了,上次匆忙,洗发水、沐浴露这些都不够用14天,是家人后送过来的。这次我带的就比较全,增强抵抗力的维C泡腾片、消毒用品、家居服和运动鞋全装上了。

其实,对于执飞高风险航班,我对自己的个人安全并不是太担心。我相信只要按照流程和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就不会出问题。

我总觉得,国内医务工作者很辛苦,好不容易把国内疫情控制稳定下来了。我们在飞机上其实就像在守一道国门,你不能再让输入性疫情把来之不易的局面破坏了。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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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天回上海的航班我们总共进行了4次测温”

执飞机组 图片来源:东航

口述|汪蕙
记者|陈晓双

汪蕙是东方航空的一名乘务长,今年是她作为空乘飞行的第14个年头。

疫情期间,各大航空公司的航班量都大幅减少,许多飞行员和空乘停飞在家。但汪蕙却逆风而行,参与执行了法兰克福、巴黎等多个欧洲高风险航班。

随着国内状况的缓解,控制境外输入病例已经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重点。在这个特殊时期,连接中外的国际航班突然成了“抗疫”的最前线:一方面航空公司要尽力保障有需求的海外华人能顺利回国,一方面又要严控疫情传播。

在密闭的机舱里长时间飞行,机组是如何保护每位乘客以及自身安全的?执行完飞行任务之后,空姐会被立即隔离吗?飞行途中有乘客发烧怎么办?

汪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界面新闻记者解答了这些问题。

以下是汪蕙的口述,界面新闻整理:

本来疫情发生之前,我每个月要飞80个小时左右。疫情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飞行时间一下子减少到了20多个小时。一是因为航班数量减少,二是每次飞行结束后都要隔离14天。

其实我1月底就经历了一次隔离。当时是飞完了新加坡的航班,结果几天后我们接到通知,说这个航班查出了两例确诊病例。当时的规定还是机组成员要居家隔离,并没有要求集中隔离。所以1月31日开始到2月13日,我在家隔离了14天。那时我心里其实并没有特别担心,因为那个航班上客人不多,和客人接触也很少。

后来由于海外疫情越来越严重,政策变成了从疫情高发地区回来的机组要统一集中隔离14天。我3月下旬飞的浦东巴黎航线正好赶上了新政策执行第一天,一落地就被拉到宾馆隔离了,都没来得及回家拿趟东西。

我记得那趟航班是3月18日的MU554,从巴黎飞上海浦东。

目前巴黎上海是被划为高风险航线,旅客登机时就会做一次全员测温,而且飞行途中我们会再次进行测温,平飞时测了两次。这期间我们还会进行抽查。比如有的乘客正好站起来去上洗手间,或者有身体异常情况,我们都会进行测温。乘客也都很理解并配合。

有的乘客跟我说在国外做核酸检测比较难,所以可能会有人发过烧、在登机之前吃过退烧药。在健康声明卡“是否服用过退烧药物”这一栏,确实有人如实打钩承认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止测温一次。吃了退烧药,差不多三、四个小时过药效,我们就再去测温。

客舱的最后三排座位是特殊隔离区域。一旦在飞机上发现有客人有发烧症状,或者有咳嗽、胸闷、呼吸不畅,就需要安排他们换到隔离区域就座。

在飞行途中,有旅客起来走动,他看到最后排地方比较宽敞,就会想坐过去。这时候我们负责这个区域的乘务员会马上劝阻,告诉他这是预留的隔离区域,旅客听完后都很配合回到自己的座位。

公司给我们乘务员都配备了足量的防护物资。包括N95的口罩、护目镜、医用橡胶手套和备份防护服等。

口罩原则上4个小时换一次,但如果受到了污染可立即更换。一般情况下,我们还穿日常工作服,但一旦飞机上发现有发热或是其他症状的旅客,机组成员会换上防护服。有一次飞行中我穿了三、四个小时的防护服,听说有的航班乘务员可能需要连穿10个小时。

这一套穿下来还挺麻烦的。穿之前要先做好消毒,然后戴帽子、戴口罩、戴手套、穿鞋套、穿防护服、护目镜,再穿鞋套。刚穿上防护服感觉很闷,像要缺氧似的透不过气来,衣服里直冒汗。防护服比较宽大,行动不便,我们会用胶带缠住手腕、脚腕固定。脱防护服的时候发现固定地方、还有戴护目镜和口罩边缘皮肤都留下印子。

我们头一次穿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就在感叹,这下切实体会到了医护人员的不易,他们要持续穿着防护服工作一整天。

由于高风险航班的乘客比较密集,我们会提高消毒频次,洗手间要求一个小时做一次消毒。与飞行机组沟通,我们也尽量使用电话联系,减少他们进出驾驶舱的频率。

疫情发生后,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飞机上的热餐食供应都换成了一次性包装食品。这次巴黎飞浦东航班的餐食,就是直接从上海带过去的,避免了在当地配餐。在旅客登机前,我们就会在座位上摆放好整个航程中需要的水和食物,这样飞行过程中不需要发餐了。

我看到大部分乘客会在飞行途中用餐,但吃的都比较少。他们也会尽力和周围人错开用餐时间,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还有些穿了防护服的乘客,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全程都不吃不喝。

虽然乘客们多少都有点紧张,但有客人告诉我,那段时间国外疫情比较严重,机票非常难买,能够登上回国的航班,心里还是踏实了不少。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乘客们都很平静,但落地前两三个小时,需要填写健康申明卡的时候,大家问题就多了,不断举手询问。健康申明卡是防疫排查的重要凭证,负有法律效力,所以大家在填写的时候都比较严谨,也不想填错。

虽然一般机上乘客都无症状,但有旅客会在健康申明卡上写清楚办公室里曾经有确诊同事,或者用过餐的餐厅里有确诊的病人等信息。我们也会把这些旅客的座位号做详细的记录,提交给检疫部门进行相关的排查。

当然,也有的旅客比较粗心,对一些不理解的条款随意打勾。我之前就碰到了有人在“近期有没有做过核酸检测?且呈阳性。”这一栏打了钩,吓了我一跳,赶紧和旅客沟通。这才知道他做过核酸检测,但是是阴性。我就跟他解释,这句话得两个条件都符合您才能打钩。

在飞机落地前,我们会把所有这些有特殊情况的旅客汇报给机长,由机长通过机上通信系统与地面相关部门联系。

北京时间3月19日凌晨5:26,飞机落地浦东机场,当舱门打开时,不像以往是机务、保洁人员在等候,而是检疫人员早已在舱门口待命。

开门后,有症状、有接触史等情况的旅客首批排查,所有机上乘客和机组成员都会接受检疫人员一对一的测温和面谈。

直到旅客全部下完机后,我们花了整整三个小时做清舱。以前如果客舱用过氧气瓶、摇篮或者加长安全带等,直接放到原位,下次再取用即可,现在需要交接给机务进行统一消毒。

全部处理完之后,我们整个机组就去准备集中隔离。出机场要走很多程序,递交健康申明卡、护照、确认机组人员名单,我们到达集中隔离的点已经快10点了。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被集中隔离的机组,为此我们还写了一个隔离攻略,希望能够给后续隔离的同事提供一些建议。隔离期间其实都比较正常,我们组里的小伙伴会通过视频连线一起运动、一起娱乐。空闲的时候,我也会看看书。

4月2日隔离结束那天,我先和家人、朋友宣布了好消息,然后和爱人一起去踏踏实实吃了顿饭。4月6日,我还去总部进行了直播教学工作。

然后4月10日号我又执行了一趟飞行任务,目前我在进行第二次集中隔离。这次隔离我也更从容了,上次匆忙,洗发水、沐浴露这些都不够用14天,是家人后送过来的。这次我带的就比较全,增强抵抗力的维C泡腾片、消毒用品、家居服和运动鞋全装上了。

其实,对于执飞高风险航班,我对自己的个人安全并不是太担心。我相信只要按照流程和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就不会出问题。

我总觉得,国内医务工作者很辛苦,好不容易把国内疫情控制稳定下来了。我们在飞机上其实就像在守一道国门,你不能再让输入性疫情把来之不易的局面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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