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清研智库 李梓涵

欧洲是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的中心，团结欧洲各国政府间的中心已经缺席。政治断层已经重新开始，现在人们担心的是：迫在眉睫的经济萧条可能会助长民族主义和极右翼的民粹主义。绝望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领导人发出警告，欧盟本身有崩溃的危险。特地采访了专家们，阐述各国政府应该如何做，共同为欧洲重建一个充满希望的封锁后的未来。

独立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的主任查尔斯·格兰特：冲击将是不平衡的，需要一个财政联盟。

冠状病毒给希望看到欧盟陷入困境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各国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各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减弱。长此以往，欧元区未来的南北裂痕可能会扩大到致命的鸿沟。经济萧条将使政府收入减少，导致公共债务和失业率飙升。但是这种病毒的影响将是不均衡的：一些欧盟国家还是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并依赖旅游业等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

欧盟各国部长在4月9日签署了经济纾困配套协议。几个南部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前景很严峻。意大利人觉得在欧元区移民危机爆发后，欧盟再次放弃了它们。自欧元诞生以来，其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135％。欧盟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但是有关健康、边界和经济的大多数关键手段仍然在国家手里。

欧洲央行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7500亿欧元债券购买计划。但是光靠欧洲央行的行动是不够的。欧盟需要在财政政策中发挥作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希望欧盟发行由成员国担保的债券。这些钱中最大的一部分将流向最贫穷的国家，以补贴医疗、企业救助、失业金和投资方面的支出。

欧洲债券将意味着富裕的欧盟国家去补贴不富裕的国家。德国、荷兰等北方地区国家反对。他们认为这会使欧元区成员国陷入GDP下降和债务增加的负面螺旋上升，甚至可能退出欧盟。

如果欧盟不能通过财政联盟来应对Covid-19，那么它将在许多成员国中失去信誉。

欧洲之友智库欧洲和地缘政治总监沙达伊斯兰：欧洲可以限制全球性破坏

欧洲今天的行事方式将决定每个人大流行后的未来。到目前为止，这不是欧洲最好的时间。我们看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威权主义蔓延。当团结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头禅时，欧盟品牌就污了。欧盟可以从三个重要方面大胆地介入。

首先，冲击是全球性的。零散的国家甚至地区的反应是不够的。欧洲领导人必须采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做的措施，建立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第二建立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关系，赋予世界卫生组织监督政府卫生政策的权力，并确保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流行病的信息。

第三欧洲应推动一项全球人道主义救援计划，以帮助缺乏能力、资金和医疗人员的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必须消除债务，改革传统的援助政策。需要考虑为穷国和富国提供“免费资金”或基本收入。

荷兰绿色环保部巴斯·艾克豪特：紧缩财政，将复苏转变为绿色新政

如果欧洲能够在中短期找到合适的方法，那么这场危机就可以化解。眼下需要协调的是封锁策略和医疗物资。面临两个挑战：如何构建共同的经济手段来满足流动性需求以及如何构建长期复苏计划。分担风险以解决财务负担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欧洲将需要一个可靠的复苏计划。但是我们需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欧盟对紧缩政策的痴迷，不必要地加深了欧元区危机，并导致大量失业。这次，欧洲需要进行认真的投资计划，必须用于解决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

欧洲的大流行复苏必须成为欧洲的绿色新政，在不影响气候的经济中创造优质的工作，引领实现零污染的道路。

国家/地区已确认的Covid-19病例（数据更新于4月12日）

佛罗伦萨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特莱凡：这是一种心理危机，但对于欧洲来说并不一定存在

公共卫生问题是国家政府的事，而不是欧盟的事–然而，欧洲应对行动的大部分被认为是对其生存的考验。但是欧盟并没有控制民族国家可以要求的资源或忠诚度。

现在，它正试图利用欧洲的集体能力。欧元区财长已经制定了三种支持工人、公司和欧元区成员国的政策。法国和德国在避免造成破坏性的经济崩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欧洲领导人现在将不得不采取“新冠基金”的行动，以重建卫生系统并应对长期的经济影响。这种流行病要求欧洲最大程度地部署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

缺乏关于欧洲分布和死亡率的可靠可比数据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欧盟还需要通过储备重要设备确保不依赖遥远的供应链来为未来的流行做好准备。

Covid-19对个人、社区和整个国家都是心理危机。受灾最重的国家需要经历团结，并明白复苏的成本不会仅落在它们身上。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任Vessela Tcherneva ：新的马歇尔计划和对人才外流的东欧的支持

冠状病毒危机扩大了东西欧之间的鸿沟。中欧和东欧各国政府感到恐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医疗系统资金不足，根本无法应对，因此他们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封锁措施。这场危机也暴露了东西欧人才外流的影响。欧盟不能继续忽略这个问题。如果德国在处理大流行方面的成功部分归功于移民的医生和护士大军，那么也不应损害中欧和东欧的利益。

矛盾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导致数百万东欧人返回家园。自3月初以来，约有20万在西欧失业的保加利亚人返回家园。在300万人口中，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想象一下，有500万德国人突然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或正在申请失业救济）。欧盟可能要考虑建立共同的劳工保险制度。

一项新的重建大流行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可以帮助其经济反弹。我们可能会发现，民粹主义浪潮已达到极限，欧尔班（译者注：欧尔班，极端的机会主义者。在危机时刻，政治立场从左翼转到右翼的欧尔班抓住机会，利用匈牙利人的民族主义成功上位）式取得的权力短暂的。

卡耐基欧洲的董事罗莎·巴尔弗：民主受到威胁，需要彻底转变思维

上周达成的提供5000亿欧元的协议是经济复苏向前迈出的一步，但还远远不足以使欧洲能够利用这个为未来做准备：为下一代创造绿色和数字经济。

这就要求彻底改变对公共投资的看法，战后凯恩斯主义改革的教训比最近的新自由主义更为重要。

不只是经济，民主日益受到威胁。如果欧盟在其成员国中算威权国家，那注定会失败。如果将欧盟看作是政治一体化程度最低的松散国家联盟的民粹主义观点盛行，那将标志着欧洲人和世界失去联系的开始。

现在，封闭的欧洲的风险很高。但是，如果大流行病蔓延到其他地区，则将需要西欧的支持。如果欧洲不承担责任，那么全世界都会感到损失。

作者：Katherine Butler，原载于4月12日的卫报，清研智库李梓涵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