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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阿巴斯的中国奇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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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阿巴斯的中国奇幻之旅

伊朗导演阿巴斯是很多影迷心中的大师级人物。这一次,这个享誉全球的导演决定与中国合作,拍摄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一位艺术片导演到底将如何呈现中国,确实令人好奇。

伊朗导演阿巴斯。图片来源:法新社

“这部电影,放在现在的中国来看,还算反腐题材呢。”坐在咖啡馆里,央视微电影频道CEO王平笑着说。

电影讲述的是,伊朗财政部的一个公务员在办公室里受贿了一笔钱,从此心里忐忑不安,生活也发生巨大转变,最终家破人亡。该片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在1977年拍的《报告》,如今已很难找到,也鲜被提及。

拍完该片两年后,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王礼萨·巴列维被驱逐出国,伊朗“变天了”。

阿巴斯本人也找不到《报告》的片源,他对王平说,“我只能去法国的工作室找一下,看那边是否有备份。”王平是阿巴斯的影迷,阿巴斯的电影他几乎都看过,就差这部了。阿巴斯找了很久,才找到自己的这部电影。

王平看了《报告》之后,算是将功课全部补齐。他是央视微电影频道的CEO,这一次不单是影迷身份,也是阿巴斯在中国的合作者。经过两年的筹备,阿巴斯最新一部电影将在中国开拍,王平担任制片人。

阿巴斯被大众熟知的是那部儿童题材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让他成了享誉国际的大导演,后来他在欧美都有工作室,拍了不少跨国合作的电影。比如让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拿了戛纳影后的《原样复制》,比如上一部电影《如沐爱河》是部日语片。

阿巴斯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很吸引我,我能从中吸取经验。”站在杭州、上海、北京的街头,阿巴斯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感到吃惊;而“中国合伙人”王平也将带着这位伊朗导演开启“奇幻”之旅。

“多看看这个地方的人 就能很简单地拍电影了”

“我之前也没想过来中国拍一部电影。”10月10日,阿巴斯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咖啡馆里有一个媒体见面会,他直言不讳地说,“来中国,要见一个不认识的人和一个陌生的城市。”但飞机一落地,睁眼一看,无论是环境还是人都特别吸引他。

“首先要保持好奇,多看看这个地方的人,就能很简单地拍电影了。”发布会后,阿巴斯在咖啡馆的二楼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这一次近距离地认识中国,我发现这里也是电影的一片新天地。”

制片人王平说,和阿巴斯认识,是通过戛纳电影节的前评委主席马克·穆勒的牵线。早在2013年时,王平希望找几个国际影坛的导演拍微电影,然后合在一起做成长片。2014年6月,阿巴斯来中国时,商谈的还只是微电影的合作。但到了12月,双方就开始恰谈长片了,“让大导做个短片简直太可惜了。”王平说。

加上今年5月和9月、10月,阿巴斯一共来华四次。事实上,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初定片名叫《杭州之恋》,算得上城市宣传片,王平早就和杭州那边谈妥了。投资、发行由王平负责,而阿巴斯只管拍电影。

第一次到杭州时,当地政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带阿巴斯去西溪湿地参观,这也是冯小刚拍《非诚勿扰》的取景地。走到门口,阿巴斯不想进去了,他觉得旅游区没多大意思,让王平带他去闹市区熟悉下民情。“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旅游的,我希望来华的活动都与工作有关。”阿巴斯严肃地说。

当时他们住在杭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看见没有,这个酒店的外观就像是个大圆球,里面高大而中空。”王平对阿巴斯说,“这就是我们中国典型的土豪酒店。”

几天后,阿巴斯对王平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了。”原来故事的主角就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吴红(化名)。吴红是一个典型的从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

事情是这样的:从德黑兰出发时阿巴斯家里的烘干机坏了,洗了的衣服还没干就被收进行李箱。飞机在上海落地后,阿巴斯休息了一晚,衣服还没来得及晾晒,第二天上午又坐高铁到杭州。在酒店里,阿巴斯整理着湿衣服,服务员吴红来打扫房间。吴红跟平时一样,对房客说,“我们可以提供洗衣服务。”讲波斯语的阿巴斯听不懂中文,但会英语。而吴红的英语只会简单的几句,然后只能用手势比划,最终搞明白了湿衣服需要处理。

阿巴斯觉得这个女人很善良,下午叫上翻译一起,找到了吴红,“我要拍你的纪录片。”这位服务员完全不知道这个导演是谁,而且他在室内还戴着墨镜,也很是稀奇。

后来阿巴斯对王平说,这个女人从湖南湘潭农村来杭州打工,她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也在这里寻找生活与精神的寄托;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少不了这些务工人员。王平觉得,“大师不愧是大师,刚到杭州就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在高大上的酒店里上班,吴红每天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人员,但回到住处却是简陋的出租房。这样的对比很强烈。阿巴斯坐在轿车上,手持DV,他要一路跟拍吴红回家,后者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公路上。

从农村到城市,最后又习惯了都市生活,并保持着乐观向上,阿巴斯认为这应该是很多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我感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都不会有个真正的结局”

制片人王平喜欢带着阿巴斯坐高铁,几个城市的行程都是安排这种交通方式。“这可以让他看一看中国大地的面貌。”王平说。

阿巴斯对中国的市井生活很感兴趣。去年6月回德黑兰,得在上海坐飞机,王平又请阿巴斯去新天地石库门逛了下,也去上海美术馆看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

阿巴斯有几副墨镜,出行时都换着戴,有时也会被路人认出来。而阿巴斯准备在华拍电影,世界各地的媒体都知道。“中方的男主角也选了,但是我不能说他们的名字,反正是有票房号召力的。”王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开拍前也可能有变数,不能预知未来嘛。”

王平说,其实还有好几个中国影星自荐,甚至说不计片酬。在电影行业内,阿巴斯的粉丝不少。“我们要等到来年的春天开机,我感觉恋爱主题的电影,要在春天拍比较合适。”阿巴斯说。阿巴斯以往的电影也会找很多非职业演员,他认为是非职业的演得更自然,如果是职业演员他还需要根据演员自身的特点修改剧本。

“挑演员是最难的一件事。来到中国最开心的就是看见中国人的面孔,你们长得都很漂亮。”阿巴斯说,“这一次挑演员是最不费劲的。”他也打趣,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过媒体见面会或专访,“但是你们中国的记者显得更年轻。”

除了电影导演的身份,阿巴斯还是摄影师和诗人。多年前,他也来过中国开过“公路系列”的摄影展,也出版过中文版的诗集《随风而逝》。

“他是导演中的导演。”中国第六代导演张元这样评价阿巴斯,他也承认自己的处女作《母亲》里插入真实的采访也是借鉴阿巴斯的拍摄手法。去年12月阿巴斯来华,张元从武汉赶到杭州,见了这位国际大导,还给后者看了自己的电影,阿巴斯表示很喜欢。

阿巴斯也被认为是华语电影的推手。他与侯孝贤、陈凯歌、张艺谋、贾樟柯等人都认识,也曾和他们一起探讨业务。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阿巴斯是评委团成员,那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斩获了最佳电影,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获得了评审团奖。而今年侯孝贤的《聂隐娘》获得戛纳最佳电影,据其对媒体称,其中也有阿巴斯力挺的原因。

事实上,阿巴斯也了解中国的电影市场,他知道这是一个资本快速进入、商业片占主流的环境,他甚至说,“现在全世界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在做,我在美国的工作室也有中国的学生,他们是最勤奋的,都是潜力股。”

“怎样把商业和艺术结合起来,我也要考虑下观众,要和自己的爱好相平衡。”阿巴斯说,“我感觉观众喜欢商业片,而不喜欢文艺片,造成这个原因的并非是观众自身,其实也有政治性的原因,没有保护非商业电影。”

他被问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区分,拍电影在伊朗会受到哪些苛刻的限制。在伊朗,接吻之类的镜头不可能出现;电影里的女主角只要露出了头发,就不允许上映。他在接受美国《电影评论》的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因为审查制度而改变我的影片。同样,我也从未选择过激怒他们的题材,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影片被禁映而感到自豪或满足。”

关于观众喜欢大团圆结局这一点,他也不会妥协。“我喜欢设置开放式的结尾。”阿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感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会有个真正的结局。故事开始时,我们还未出生,而当我们已经没了,故事还在延续。”

令阿巴斯在1997年获得戛纳最佳影片的《樱桃的滋味》,探讨的正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中”如何选择生死。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想自杀,开车找人帮他挖坟,士兵、流浪汉、神学院学生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找到了一个博物馆的老人,给钱,后者应承了但最终没来。结尾是,男子自己在山上挖了个坑,躺了一夜,第二天醒来看见一群人在拍电影,他还过去看摄影机的监视器。这个“神结尾”是电影的一部分或者只是花絮,这人到底死了没有,阿巴斯并不给出答案。

“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迷茫”

阿巴斯开机前对街头做“调查研究”,也让他越来越了解中国。他发现,中国街头卖一种叫自拍杆的东西。刚带回酒店,王平和阿巴斯在房间里就拿起了自拍杆合影。在街头,他俩也会来个自拍,阿巴斯还笑着比划出了V字手势。

王平觉得,阿巴斯虽然被认为伊朗电影的“教父”,但本人是温和谦虚的。他也培养了不少新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儿童题材电影《白气球》的导演贾法尔·潘纳西曾担任他的副导演,该片的剧本是阿巴斯写的。

他似乎更擅长儿童题材。1969年伊朗创办了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协会的主席看到了阿巴斯拍的一部煎饼广告,觉得很不错,很有西方电影的味道,便让后者参与创办协会的电影部。该电影部后来被认为是伊朗新浪潮电影的发源。

事实上,阿巴斯当时还在德黑兰美术学院读绘画专业,白天拍广告,晚上做学校的功课。年近30岁才开始拍电影,他自称是个失败的画家,参加了两次高考才考上,读了13年的大学才得以毕业。

“那个阶段,我们的生活比较困难,还经历了战争,突然经济条件急剧下降,我必须要考虑到谋生。”出身于中产家庭的阿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迷茫。”

阿巴斯的成名作是1987年拍摄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片在198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艺术电影奖。故事讲的是伊朗一个农村小学里,老师严厉要求学生,没写完家庭作业就得开除。放学后一个学生错把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归还作业本,他满世界去找那个同学的家。这部电影和之后的《生活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被称作阿巴斯的“乡村三部曲”。

曾研究过阿巴斯作品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认为,阿巴斯对本土题材的深入剖析、其电影的诗歌意境和东方色彩的哲学思考,这些都具有“作者电影”特征,也丰富了当代的电影语言。阿巴斯常被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德·西卡、法国新浪潮的侯麦等前辈大师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大器晚成的导演。在1990年代时,阿巴斯在国际影坛的名声如日中天,也受到了黑泽明、戈达尔、昆丁等导演的极力推崇。

黑泽明去世前和阿巴斯有过密切交往。阿巴斯去东京看望黑泽明,后者请他喝日本清酒。两人喝到兴头上,黑泽明的助理对阿巴斯使眼色,“老爷子身体不好,你们少喝点吧。”

今年10月在北京,王平带阿巴斯去了三里屯知名的伊朗饭馆“入迷餐厅”。阿巴斯讲起了自己和黑泽明喝酒的那段往事。其实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人是不允许喝酒的。

“伊朗餐厅都吃过了,要不你再带我去下伊拉克的餐厅?”阿巴斯说。

王平说,阿巴斯是个段子手,喜欢调侃开玩笑。“精力旺盛,这么大岁数了还保持着好奇心,他对生活依然很热情,对电影也不断探索。”王平说。

事实上,阿巴斯的文艺片几乎没有赔过钱。即便不能在伊朗上映,在欧美放映照样能收回成本。“作为艺术电影来说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商业片)比拼的,也不想和他们打仗。如果你想大获成功,就必须去做那些垃圾,这的确能让你赚很多的钱。”阿巴斯。

二十多年前,阿巴斯就来过中国,这一次他觉得,“经济的增长,也将我们生活的激情降低了。不管是中国人、伊朗人、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工作是要找到人性上的共通点,而非差异。”

来源:周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阿巴斯的中国奇幻之旅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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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阿巴斯的中国奇幻之旅

伊朗导演阿巴斯是很多影迷心中的大师级人物。这一次,这个享誉全球的导演决定与中国合作,拍摄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一位艺术片导演到底将如何呈现中国,确实令人好奇。

伊朗导演阿巴斯。图片来源:法新社

“这部电影,放在现在的中国来看,还算反腐题材呢。”坐在咖啡馆里,央视微电影频道CEO王平笑着说。

电影讲述的是,伊朗财政部的一个公务员在办公室里受贿了一笔钱,从此心里忐忑不安,生活也发生巨大转变,最终家破人亡。该片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在1977年拍的《报告》,如今已很难找到,也鲜被提及。

拍完该片两年后,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王礼萨·巴列维被驱逐出国,伊朗“变天了”。

阿巴斯本人也找不到《报告》的片源,他对王平说,“我只能去法国的工作室找一下,看那边是否有备份。”王平是阿巴斯的影迷,阿巴斯的电影他几乎都看过,就差这部了。阿巴斯找了很久,才找到自己的这部电影。

王平看了《报告》之后,算是将功课全部补齐。他是央视微电影频道的CEO,这一次不单是影迷身份,也是阿巴斯在中国的合作者。经过两年的筹备,阿巴斯最新一部电影将在中国开拍,王平担任制片人。

阿巴斯被大众熟知的是那部儿童题材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让他成了享誉国际的大导演,后来他在欧美都有工作室,拍了不少跨国合作的电影。比如让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拿了戛纳影后的《原样复制》,比如上一部电影《如沐爱河》是部日语片。

阿巴斯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很吸引我,我能从中吸取经验。”站在杭州、上海、北京的街头,阿巴斯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感到吃惊;而“中国合伙人”王平也将带着这位伊朗导演开启“奇幻”之旅。

“多看看这个地方的人 就能很简单地拍电影了”

“我之前也没想过来中国拍一部电影。”10月10日,阿巴斯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咖啡馆里有一个媒体见面会,他直言不讳地说,“来中国,要见一个不认识的人和一个陌生的城市。”但飞机一落地,睁眼一看,无论是环境还是人都特别吸引他。

“首先要保持好奇,多看看这个地方的人,就能很简单地拍电影了。”发布会后,阿巴斯在咖啡馆的二楼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这一次近距离地认识中国,我发现这里也是电影的一片新天地。”

制片人王平说,和阿巴斯认识,是通过戛纳电影节的前评委主席马克·穆勒的牵线。早在2013年时,王平希望找几个国际影坛的导演拍微电影,然后合在一起做成长片。2014年6月,阿巴斯来中国时,商谈的还只是微电影的合作。但到了12月,双方就开始恰谈长片了,“让大导做个短片简直太可惜了。”王平说。

加上今年5月和9月、10月,阿巴斯一共来华四次。事实上,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初定片名叫《杭州之恋》,算得上城市宣传片,王平早就和杭州那边谈妥了。投资、发行由王平负责,而阿巴斯只管拍电影。

第一次到杭州时,当地政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带阿巴斯去西溪湿地参观,这也是冯小刚拍《非诚勿扰》的取景地。走到门口,阿巴斯不想进去了,他觉得旅游区没多大意思,让王平带他去闹市区熟悉下民情。“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旅游的,我希望来华的活动都与工作有关。”阿巴斯严肃地说。

当时他们住在杭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看见没有,这个酒店的外观就像是个大圆球,里面高大而中空。”王平对阿巴斯说,“这就是我们中国典型的土豪酒店。”

几天后,阿巴斯对王平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了。”原来故事的主角就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吴红(化名)。吴红是一个典型的从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

事情是这样的:从德黑兰出发时阿巴斯家里的烘干机坏了,洗了的衣服还没干就被收进行李箱。飞机在上海落地后,阿巴斯休息了一晚,衣服还没来得及晾晒,第二天上午又坐高铁到杭州。在酒店里,阿巴斯整理着湿衣服,服务员吴红来打扫房间。吴红跟平时一样,对房客说,“我们可以提供洗衣服务。”讲波斯语的阿巴斯听不懂中文,但会英语。而吴红的英语只会简单的几句,然后只能用手势比划,最终搞明白了湿衣服需要处理。

阿巴斯觉得这个女人很善良,下午叫上翻译一起,找到了吴红,“我要拍你的纪录片。”这位服务员完全不知道这个导演是谁,而且他在室内还戴着墨镜,也很是稀奇。

后来阿巴斯对王平说,这个女人从湖南湘潭农村来杭州打工,她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也在这里寻找生活与精神的寄托;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少不了这些务工人员。王平觉得,“大师不愧是大师,刚到杭州就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在高大上的酒店里上班,吴红每天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人员,但回到住处却是简陋的出租房。这样的对比很强烈。阿巴斯坐在轿车上,手持DV,他要一路跟拍吴红回家,后者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公路上。

从农村到城市,最后又习惯了都市生活,并保持着乐观向上,阿巴斯认为这应该是很多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我感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都不会有个真正的结局”

制片人王平喜欢带着阿巴斯坐高铁,几个城市的行程都是安排这种交通方式。“这可以让他看一看中国大地的面貌。”王平说。

阿巴斯对中国的市井生活很感兴趣。去年6月回德黑兰,得在上海坐飞机,王平又请阿巴斯去新天地石库门逛了下,也去上海美术馆看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

阿巴斯有几副墨镜,出行时都换着戴,有时也会被路人认出来。而阿巴斯准备在华拍电影,世界各地的媒体都知道。“中方的男主角也选了,但是我不能说他们的名字,反正是有票房号召力的。”王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开拍前也可能有变数,不能预知未来嘛。”

王平说,其实还有好几个中国影星自荐,甚至说不计片酬。在电影行业内,阿巴斯的粉丝不少。“我们要等到来年的春天开机,我感觉恋爱主题的电影,要在春天拍比较合适。”阿巴斯说。阿巴斯以往的电影也会找很多非职业演员,他认为是非职业的演得更自然,如果是职业演员他还需要根据演员自身的特点修改剧本。

“挑演员是最难的一件事。来到中国最开心的就是看见中国人的面孔,你们长得都很漂亮。”阿巴斯说,“这一次挑演员是最不费劲的。”他也打趣,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过媒体见面会或专访,“但是你们中国的记者显得更年轻。”

除了电影导演的身份,阿巴斯还是摄影师和诗人。多年前,他也来过中国开过“公路系列”的摄影展,也出版过中文版的诗集《随风而逝》。

“他是导演中的导演。”中国第六代导演张元这样评价阿巴斯,他也承认自己的处女作《母亲》里插入真实的采访也是借鉴阿巴斯的拍摄手法。去年12月阿巴斯来华,张元从武汉赶到杭州,见了这位国际大导,还给后者看了自己的电影,阿巴斯表示很喜欢。

阿巴斯也被认为是华语电影的推手。他与侯孝贤、陈凯歌、张艺谋、贾樟柯等人都认识,也曾和他们一起探讨业务。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阿巴斯是评委团成员,那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斩获了最佳电影,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获得了评审团奖。而今年侯孝贤的《聂隐娘》获得戛纳最佳电影,据其对媒体称,其中也有阿巴斯力挺的原因。

事实上,阿巴斯也了解中国的电影市场,他知道这是一个资本快速进入、商业片占主流的环境,他甚至说,“现在全世界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在做,我在美国的工作室也有中国的学生,他们是最勤奋的,都是潜力股。”

“怎样把商业和艺术结合起来,我也要考虑下观众,要和自己的爱好相平衡。”阿巴斯说,“我感觉观众喜欢商业片,而不喜欢文艺片,造成这个原因的并非是观众自身,其实也有政治性的原因,没有保护非商业电影。”

他被问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区分,拍电影在伊朗会受到哪些苛刻的限制。在伊朗,接吻之类的镜头不可能出现;电影里的女主角只要露出了头发,就不允许上映。他在接受美国《电影评论》的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因为审查制度而改变我的影片。同样,我也从未选择过激怒他们的题材,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影片被禁映而感到自豪或满足。”

关于观众喜欢大团圆结局这一点,他也不会妥协。“我喜欢设置开放式的结尾。”阿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感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会有个真正的结局。故事开始时,我们还未出生,而当我们已经没了,故事还在延续。”

令阿巴斯在1997年获得戛纳最佳影片的《樱桃的滋味》,探讨的正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中”如何选择生死。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想自杀,开车找人帮他挖坟,士兵、流浪汉、神学院学生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找到了一个博物馆的老人,给钱,后者应承了但最终没来。结尾是,男子自己在山上挖了个坑,躺了一夜,第二天醒来看见一群人在拍电影,他还过去看摄影机的监视器。这个“神结尾”是电影的一部分或者只是花絮,这人到底死了没有,阿巴斯并不给出答案。

“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迷茫”

阿巴斯开机前对街头做“调查研究”,也让他越来越了解中国。他发现,中国街头卖一种叫自拍杆的东西。刚带回酒店,王平和阿巴斯在房间里就拿起了自拍杆合影。在街头,他俩也会来个自拍,阿巴斯还笑着比划出了V字手势。

王平觉得,阿巴斯虽然被认为伊朗电影的“教父”,但本人是温和谦虚的。他也培养了不少新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儿童题材电影《白气球》的导演贾法尔·潘纳西曾担任他的副导演,该片的剧本是阿巴斯写的。

他似乎更擅长儿童题材。1969年伊朗创办了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协会的主席看到了阿巴斯拍的一部煎饼广告,觉得很不错,很有西方电影的味道,便让后者参与创办协会的电影部。该电影部后来被认为是伊朗新浪潮电影的发源。

事实上,阿巴斯当时还在德黑兰美术学院读绘画专业,白天拍广告,晚上做学校的功课。年近30岁才开始拍电影,他自称是个失败的画家,参加了两次高考才考上,读了13年的大学才得以毕业。

“那个阶段,我们的生活比较困难,还经历了战争,突然经济条件急剧下降,我必须要考虑到谋生。”出身于中产家庭的阿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迷茫。”

阿巴斯的成名作是1987年拍摄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片在198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艺术电影奖。故事讲的是伊朗一个农村小学里,老师严厉要求学生,没写完家庭作业就得开除。放学后一个学生错把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归还作业本,他满世界去找那个同学的家。这部电影和之后的《生活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被称作阿巴斯的“乡村三部曲”。

曾研究过阿巴斯作品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认为,阿巴斯对本土题材的深入剖析、其电影的诗歌意境和东方色彩的哲学思考,这些都具有“作者电影”特征,也丰富了当代的电影语言。阿巴斯常被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德·西卡、法国新浪潮的侯麦等前辈大师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大器晚成的导演。在1990年代时,阿巴斯在国际影坛的名声如日中天,也受到了黑泽明、戈达尔、昆丁等导演的极力推崇。

黑泽明去世前和阿巴斯有过密切交往。阿巴斯去东京看望黑泽明,后者请他喝日本清酒。两人喝到兴头上,黑泽明的助理对阿巴斯使眼色,“老爷子身体不好,你们少喝点吧。”

今年10月在北京,王平带阿巴斯去了三里屯知名的伊朗饭馆“入迷餐厅”。阿巴斯讲起了自己和黑泽明喝酒的那段往事。其实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人是不允许喝酒的。

“伊朗餐厅都吃过了,要不你再带我去下伊拉克的餐厅?”阿巴斯说。

王平说,阿巴斯是个段子手,喜欢调侃开玩笑。“精力旺盛,这么大岁数了还保持着好奇心,他对生活依然很热情,对电影也不断探索。”王平说。

事实上,阿巴斯的文艺片几乎没有赔过钱。即便不能在伊朗上映,在欧美放映照样能收回成本。“作为艺术电影来说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商业片)比拼的,也不想和他们打仗。如果你想大获成功,就必须去做那些垃圾,这的确能让你赚很多的钱。”阿巴斯。

二十多年前,阿巴斯就来过中国,这一次他觉得,“经济的增长,也将我们生活的激情降低了。不管是中国人、伊朗人、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工作是要找到人性上的共通点,而非差异。”

来源:周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阿巴斯的中国奇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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