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部没有明星大腕、没有知名导演、没有宏大制作的“三无”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总制片人、开心麻花的总裁刘洪涛一直表现得十分淡定。尽管拍摄一再延时、上档日期一再推迟，面对合作伙伴、剧组成员、宣发团队多多少少的紧张情绪，他自始至终“真的没焦虑”。

《夏洛特烦恼》是开心麻花出品的第一部电影。经过在话剧舞台上数百场的检验后，这部根据舞台剧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港囧》等一众大片中突围逆袭，上映第4天就拿下了单日票房和上座率的双料冠军，成为了国庆档不折不扣的一匹黑马。截至10月25日，电影已上映26天，票房达13.45亿元。

这是刘洪涛加盟开心麻花的第5年。过去5年间，这个以“爆笑”为核心的舞台剧品牌经历爆发性增长。他们从北京走向了全国，又从剧场走向了影院，如今，正向着庞大的资本市场迈进。

而对刘洪涛来说，从北大中文系的才子到国家级通讯社记者，从试水影视业到一个民营文化机构的CEO，跳出体制后，他实现了自己“找乐”的初衷，还想带领着团队走得更远。

“自来水”来得比预想更快

9月30日，《夏洛特烦恼》公映的第一天晚上，刘洪涛在微信的剧组决策群里给大家派“定心丸”：“咱们的电影妥妥的了。”

和5天前《港囧》创下的上映首日票房2.12亿的纪录相比，《夏洛特烦恼》第一天的票房只有2320万，排片量也仅有12％。但一直实时关注着各项数据的刘洪涛看了看豆瓣上的评论和打分——8.4分，踏实了。

早在前几天的筹备会上，大家就一致认为，电影成败的关键取决于上映头3天能否形成“自来水”军团（观众自发组成的“水军”）。只要口碑能起来，能把观众吸引进电影院，票房和排片量后面都能赶上来。

在短兵相接的国庆档，这并非易事。在此之前，电影的第一支预告片在腾讯全网推广后，24小时内的点击量只有70万次。尽管主创们在40多天里跑了20多个城市，一站一站地做宣传，但比起几乎同样辛苦奔波在路演途中的徐峥等人，总像少了点儿什么。

而在刘洪涛看来，这样的宣传效果并不意外。他宽慰大家：“你们注意到没有，今年以来，中国电影观众没有错过任何一部好电影。我们这是好电影，咱们要对票房有信心。”

之后几天，“自来水”形成规模的速度比他们之前预想的更快。和他此前判断的一样，自10月1日起，不仅韩寒、史航、何炅、王珞丹等大V们纷纷发微博力挺，网友们的好评开始出现在微博、豆瓣和微信朋友圈。

也是从这天起，在“自来水”效应下，《夏洛特烦恼》的票房以每天20％以上的速度迅速上升。10月4日拿下单日票房冠军，又在6日实现了单日过亿，7日达到了1.14亿。上映第15天，排片量超过了38％。

事实上，从1980年代的陈佩斯到2001年的孟京辉，再到几个月前的《十二公民》，从话剧舞台转战电影市场，开心麻花并非第一家。前人的票房从未如此火爆，而开心麻花赶上了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好时机。

经过长期舞台的检验，颇具温情的《夏洛特烦恼》无论从故事的完整性还是笑点的设计上，剧本都已经打磨得十分成熟。剧中人那些关于青春、成功、幸福等人生主题的领悟，也让观众们在大笑之后，能够感受到一丝温暖与共鸣。

虽然，早在7月，公司内部极小范围内就提出了冲10亿的口号，但从路演开始，剧组各主创人员心里都没有底，他们面对媒体反复强调对票房没抱太大希望。但刘洪涛一直觉得，只要认认真真把每个环节都做扎实了，“电影界的小学生”也能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其实我们一直有个信念：只要我们的作品不丢人，我们的口碑不会差，第二部、第三部就会有很好的收益。”

如今，《夏洛特烦恼》已经跻身内地华语片票房排行榜的前三名。

“第一要找对合作伙伴，第二是每个位置要找到最合适的人，第三是把预算管好，这就可以了。”在刘洪涛眼中，这样的结果更像是水到渠成。

到体制外“找找乐”

见到刘洪涛，他和以前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一副儒雅、内敛的知识分子模样。

在开心麻花的创始人之一遇凯的记忆里，学生时代的刘洪涛是中文系的学生会主席，“学习好、人缘好，组织能力、活动能力都没的说”——他是刘在北大的师弟，也是多年的好友。同为中文系毕业，他对刘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文气”。

当年，遇凯所在的北大电影协会曾举办过一届全校范围内的影评比赛，从校外请来了吴子牛、田壮壮等电影界大腕担任评委。那一次，有两个人的文章从诸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一个是孔庆东，一个是刘洪涛。

“他从《老井》写到中国电影史的发展，那篇影评的题目我到现在都记得，叫《不灭的星光》。”遇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88年，刘洪涛从北大毕业，到中国新闻社做起了记者。这在当年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体制内、有宿舍，更重要的，是有作为记者那种“无冕之王”的荣耀感。那一年全系的毕业生有100人上下，除了十几个考研的，剩下的全都报了名，而中新社只有1个录取名额。

他曾用“随遇而安”来形容那段日子：虽然工资不高，但也没有太大压力。他跑过时政、文化、教育、影视和出版，上班时“踏踏实实做一个好记者，完成任务，写出好稿子”，就觉得挺有成就感；业余时和爱好文学、电影的朋友们混在一起，生活平淡却也丰富精彩。

很快一切都变了。进入19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后，国内的市场经济开始萌芽。在当时那股轰轰烈烈的创业洪流中，刘洪涛身边的许多朋友都“不由自主地”下海了。

刘洪涛没赶上那一拨：1995年，他被派往中新社香港分社工作，一待就是3年。

从香港回来，他去了新华社，在上海工作了1年半后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新社。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满足于写出好稿子的记者了：香港和上海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国际化视野，也让他接触到了很多金融圈人士，他开始对资本市场产生兴趣。

2000年7月，刘洪涛就任中新社影视部主任，并担任下属南海影业公司的法人代表及总经理。他开始涉足影视业务，并希望借助电视剧领域重振在1980年代曾无比辉煌过的南海影业。

这是他在影视界的第一次尝试。尽管也出品了一两部还算小有名气的电视剧，但几经周折，限于体制限制，关于资本运作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纸媒在未来会受到互联网的严重冲击，于是，他带领团队创立了中新社文字、图片之外的第三个通稿业务——视频新闻。

他们买来设备，制定采访的技术标准，编写了详细的记者手册，从全国各个分社招募记者集中到北京培训。2007年，“中新视频”正式上线，并在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发展，成为了当时互联网领域领先的视频产品。

2009年，中新视频初步成型，有了稳定的资金、成熟的市场和团队。他觉得，“对得起所有人了”。刘洪涛决定离开。

这不是他第一次产生离开的念头。他深知在体制里面，“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实现的”。

刘洪涛总说，他自己——或者说他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的。1980年代末，大家的职业、收入，甚至是住房都没太大差异，干一份工作想的只是怎么能干得更好，“不像今天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中国正在创造着很多奇迹，可我们只是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看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不是去创造一些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心里还是有些不甘的。”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他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他辞掉了体制内所有工作，决定要到体制外“找找乐”。那一年，他44岁。

喜剧的生意

加入开心麻花时，刘洪涛是公司的第22个员工。

此时的开心麻花已经度过了成立之初一场戏只卖出了7张票的艰苦阶段，成为了民营话剧机构中的领先品牌。即便如此，2010年公司全年的演出收入也只有几百万的规模。怎样在此基础上把开心麻花做大做强，是摆在刘洪涛和他的合伙人张晨、遇凯面前的问题。

7年前，建筑工程专业出身的张晨、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遇凯和因为《翠花，上酸菜》而名噪一时的导演田有良一起，创立了北京自由元素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后改名为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的初衷本是拍摄影视剧，却被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计划。于是，他们做起了制作流程相对简单的舞台剧，并在当年年底推出了由何炅、谢娜主演的《想吃麻花现给你拧》。

与其他民营剧团擅长的80-300座位的小剧场模式不同，开心麻花是直接从800-1200座位的大剧场起步的。这意味着更多的观众和广告机会，却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风险。由于缺乏商业经验，这部处女作的票房并不理想。虽然后来也陆续有新作推出，但公司在成立的前几年一直都处于亏损状态。

但开心麻花首创的“贺岁舞台剧”这一概念延续了下来。此后，他们又将年末贺岁剧扩展成为常规演出。

从第一部剧开始，开心麻花就将自己的观众群定位在年轻的上班族、白领身上——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话剧消费主力，但他们熟悉互联网语言，崇尚新鲜、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饱受职场的压力。和当时一些粗制滥造、用网络段子胡乱拼凑而成的喜剧相比，开心麻花更注重品质：除了原创的“包袱”，他们也在故事中融合了包括歌舞、魔术在内的多种表现形式，加入了对社会时事的盘点和批判。这样快节奏、爆笑无厘头又带有讽刺色彩的风格非常贴近年轻观众的精神需求，也符合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和发展方向。随着口碑一点点地积累，开心麻花活了下来，也慢慢做出了品牌。

自2008年遇凯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后，他和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董事长张晨就一直在寻找一个擅长管理的总经理。他们找到刚辞职的刘洪涛，三人一拍即合。

自大学毕业后，遇凯和刘洪涛一直保持着联系，也时常邀请刘来看演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心麻花创立之初，持续赔钱的时候，刘洪涛就相信麻花的方向是有市场的：“喜剧的东西，能够振奋人心，你们做得还有情怀，这挺难得的。”

对刘洪涛来说，他看中开心麻花的品牌，信任这个兄弟般的团队，也想做做自己一直喜欢的事。但他承认，辞去公职“其实有点儿率性而为。我从来都是对未来本没有一个周密的策划”。

从国家级通讯社一下跳到民营话剧机构，体制外的世界比他设想的还要大。“原来还以为自己在新闻界赶上时代的风气，能够特别敏锐地了解这个世界，当我们亲身加入一个实业中，亲身去实践、去创新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化得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但刘洪涛倒觉得自己挺适应。

对于张晨和遇凯，一直以来他们对开心麻花的期许，是希望能“把话剧从一个殿堂的东西带到民间，从一个小众的东西做成大众”。这样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开心麻花的商业化道路。而在刘洪涛加盟后，他和张晨的合作也将商业化和规模化的风格践行得更加彻底。

2010年起，开心麻花逐渐减少了在传统媒体上的广告投放，转而向互联网倾斜。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布局，陆续在深圳、上海、天津、沈阳等城市成立了分公司。

2011年起，开心麻花创办了喜剧培训班，对表演专业的学生进行免费培训，从中选拔优秀的喜剧人才组成了舞台剧的第二梯队。

2012年起，他们连续4年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从此跃上了市场发展的快车道。

2013年，他们获得了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目前中国唯一一家由中央财政注资的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2400万元的投资。截至那时，开心麻花已经完成了公司的重要飞跃：过去3年间，公司的整体收入已经增长了十多倍，利润增长了30倍。

也是从那时起，开心麻花明确了目标，开始一步步地为做电影、办喜剧公司做准备。

在此之前，他们也曾进行过影视方面的尝试。2010年-2012年，他们拍摄了45集题为《开心麻花剧场》的系列网络剧，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借助网络的传播力量把自己的演员打造成明星，以此刺激线下演出时的票房。但这次试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网络剧也暂时搁置了下来。

舞台上演得再好，一场一场演出来的影响力终究有限。2012年底，他们开始找投资、改剧本，希望能将2010年底推出的舞台剧《乌龙山伯爵》搬上银幕。但因为内容的原因，这个剧本没能通过审查。他们开始犹豫是否要将电影纳入公司主营业务，这一年年底，徐峥的《泰囧》出来了。

刘洪涛坦言，《泰囧》的成功“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刺激”，直到这时，大家才下定决心要认真把电影做起来。

60后需要相信80后

60后刘洪涛评价自己是“朋友眼中的好人，但过于严肃”，在一个80后为主的喜剧团队里，这有时体现在和团队的笑点脱节。比如电影上映前，演员常远发出了一条电影内容是“哈哈哈哈哈哈”的微信，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可他完全找不到点。

但在这方面，他信任年轻人的判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13年，他和董事长张晨已经意识到，他们对于公司管理的判断也可能是不准确的，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存在“固执己见”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特别成立了由高管、主要导演组成的“艺委会”，每逢重大决定或是存在分歧，都要9个人一人一票地投票决定。

基于对团队能力的信心，也是基于这种民主的氛围，在拍摄《夏洛特烦恼》的过程中，刘洪涛一直给了导演相当大的自由。

一般来说，这样一部普通电影的前期拍摄大约是40-50天，但《夏洛特烦恼》用了80天。每多1天都要多出二三十万的成本，刘洪涛却一次都没催过。他说，这是他和合作方、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共同的心愿：既然是两位80后导演第一次执导电影，就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把作品磨得细一点。闫非、彭大魔也没辜负老板的苦心：他们之后又4次补拍，总共杀青5次，“到最后一次喊‘杀青’时，演员们都激动不起来了”。

“我们就是给他们组局，满足他们所有创作的要求，要多少钱，要什么样的人。”虽然开拍前也经历过“找谁谁不来”的窘境，他也不急，“有什么好着急的，找不着人就往后推，反正演员都是自己的人马。”

为了保证影片的品质，他请来了霍建起的御用摄影师孙明；多花40万租下了可能偶尔才会使用的12米大摇臂全天候待命；为一个长镜头从头搭景……他甚至还支持了导演的意见，否决了广告团队几乎已经谈好的一款广告植入。

但也不是没有过分歧。剪片时，因为担心过审时出问题，刘洪涛执意要剪掉一句较长的台词——在央媒工作多年的经验，让他无比清楚某些“边界”，而年轻的导演为了“笑果”坚持不删。就为了这句台词，工作上向来讲求直接高效的刘洪涛和他们讨论了一个下午，最终他同意保留，让电影局审片人定夺。后来，这句台词被要求删除。

电影上映期间，刘洪涛唯一一点儿不淡定大概是在10月15日。那天上午，一位影评人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指责《夏洛特烦恼》全片抄袭了《教父》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的旧作《佩姬苏要出嫁》。文章一发出就引爆了舆论热潮，原文的点击率在两个半小时内就达到了10万+。

3天后，继公司和闫非、彭大魔两位导演的声明、澄清之后，刘洪涛又在个人微博、微信朋友圈上发文，驳斥外界对《夏洛特烦恼》涉嫌抄袭的质疑，并称要用法律手段讨回清白。

“《夏洛特烦恼》不挑事，但也不怕事，我们的选择是与造谣者死磕！”看完《佩姬苏要出嫁》，一贯淡定的刘洪涛出手了。

他们已经聘请了替琼瑶打过版权官司的律师王军，“我说的‘死磕到底’就是要在法律层面决出是非！”刘洪涛说。

“接触不多时会觉得他是个很儒雅很内敛的人，如果讲到兴奋点了，放开了，他是一个特别充满细节的人。”在遇凯眼中，刘洪涛博闻强记，头脑特别清楚，但也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

这也是他的老朋友、天津大剧院副院长杨小林的印象。在2012年天津大剧院落成后，杨小林曾在电话中邀请开心麻花过去演出。让他没想到的是，刘洪涛专程跑到天津，当面向他解释，婉拒了这个邀请：原来在此之前，开心麻花已经与天津的另一家剧院合作多年，他们不想因为有了更好的机会就抛弃对方。“他既不伤你的热情，对老的合作伙伴也不怠慢。”杨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评价道。

刘洪涛说自己是个在多数情况下都比较理性的人，但也有非常感性的一面。遇凯就多次见过他情感流露的时刻。一次，在备战春晚期间，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编剧冷旭阳发了一条微博：“好包袱是拿命换来的。”看到那句话，“洪涛几乎热泪盈眶。那么忙的情况下，马上去看望他。”

后来，刘洪涛曾几次在访谈节目中都到这条微博，每次提到，他的眼圈都是红的。

深耕喜剧市场的可能

自电影上映后，刘洪涛每天的日程都被各种各样的会议、采访填满，忙得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但在电影上映的最初7天，他还是把豆瓣上所有的影评一条条全看了。

从夏洛家墙上贴的张国荣海报到袁华桌子上的一朵梅花，看到许多观众“二刷”“三刷”，一点点挖掘出了主创们精心设计的小细节，他觉得特别欣慰。

同时，这么做也是为给自己把脉：伴随着《夏洛特烦恼》的成功，开心麻花的第二部电影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事实上，他们还想做更多。

9月29日，就在《夏洛特烦恼》上映的前一天，开心麻花公布了公司股票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力争在年底之前登陆新三板。

截至2015年6月30日，开心麻花共完成了23部话剧，累计演出3000多场、观众150多万人。2014年，公司全年收入1.5亿元，税后利润达4000万元，2015年上半年营收8300万元。

2013年，开心麻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自2014年下半年起，公司已经形成了演艺和影视的“双引擎”格局，“话剧和电影相互促进”将成为他们特有的商业模式。

除了在商业模式上的探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开心麻花还和数据团队合作，录下了全国各地每场演出观众的笑点，正在进行数据分析。刘洪涛说，他们将对观众笑的次数、程度和时间点进行分析对比，考核各组演员的表演状态，并依此对剧本的创作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调整，“这个可能全世界都没有人做。”

接下来，他们还计划推广即兴喜剧表演的培训，并考虑将其发展为公司在演艺、电影之外的第三项主营业务。他们专程从美国聘请了老师，又结合开心麻花内部的经验编写了教材。这样的培训，一方面旨在帮助生活、工作压力大的都市人调节情绪，提升个人的幽默指数；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够从中发掘更多的喜剧人才。从今年8月至今，这个培训已经开展了4期。

作为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单打独斗的民营文化机构，开心麻花有着体制内所没有的自由，也承担着体制内没有的风险。刘洪涛说，创业5年，他得到了“乐”，但这个过程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回头看，“每天实际上也是挺费劲的。”

刘洪涛说，他们希望最终能将开心麻花打造成一家重度垂直的喜剧公司，在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网络剧、影视等多领域提供内容。“我们想做的是一个长期存在，长期有好口碑的公司，比如说迪斯尼。”

“我们特别求稳，什么事都是想明白了，让所有的风险已经降到最低的时候我们再启动。”虽然在许多人眼中，开心麻花的动作太慢了，但如今的刘洪涛已经可以很淡定：“确实电影稍微慢了一点，但你如果跨越太快了，有可能自己摔得更惨，所以我们愿意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我属于小心驶得万年船的那种人。”这和刘洪涛个人的风格不无关系，2013年风投的钱他到现在还没用，还存在银行里。

刘洪涛觉得，人才、口碑、企业文化是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的核心。“我们对自己做的事特别有信心，用自己的实力也好，表现也好，慢慢让大家认可你，这是这些年在慢慢做的事情。你干嘛不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往前走，平平稳稳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