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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疫情二次爆发背后:被“忽视”的30万底层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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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疫情二次爆发背后:被“忽视”的30万底层外劳

新加坡总人口约570万,其中近140万为外来工作人士,32.3万居住在务工宿舍。

记者 | 潘金花

曾被世卫组织誉为“防疫典范”的新加坡正在迎来疫情的二次爆发。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19日中午12时,新加坡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已上升至6588例,一个月激增近20倍。20日初步还统计了1426例新增病例,意味着确诊病例已突破8000。

无论是从确诊病例数还是每10万人口的感染率来看,新加坡都已是东南亚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过去一周,新加坡的病例增幅在全球仅次于俄罗斯,单日新增病例也连续创下新高,最多的一天(18日)确诊了942例。

来源:新加坡卫生部

疫情的“上拐点”出现在3月中旬。此前两个月,海外输入病例曾在新加坡引起了小规模的社区传播,但在追踪接触者等举措之下,病毒扩散得到了有效控制,即使未采取“封城”等隔离措施,单日新增病例也一直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

然而随着欧美多国疫情在3月初逐渐恶化,同样的策略开始跟不上第二轮病例输入所引发的严重社区感染。此后,新加坡本土感染病例开始出现跳跃式增长,并在3月底超过海外输入,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因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日分析认为,新加坡一直都在广泛地追踪和检测,并保持了社会的相对开放与正常运转,但这种策略必须以严格防控输入病例、尽早发现和处理潜在病例为前提,否则在宽松的出行环境下,病毒只会以更快的速度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居住着超过30万外籍务工人员的务工宿舍便是一个巨大的“漏洞”。人员密集与相对较差的卫生条件为病毒的迅速扩散提供了方便,而大部分感染者为轻症或无症状,无意间又传染了更多人。

在19日新增的596例病例中,就有逾九成是来自务工宿舍,其中情况最严重的是位于东北部榜鹅(Ponggol)的一处宿舍,截至当天约1.3万人中已累计确诊了1508人,占总病例超过两成。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新加坡有多达32.3万名外籍务工人员居住在务工宿舍,其中20万人住在43家专用宿舍,每处宿舍可容纳3000至2万人不等,其余则住在工厂改建的宿舍,或是工地临时建造的小型宿舍。

截至16日,这些务工宿舍的感染率已高达0.83%,比社区的感染率高出40倍。有专家指出,由于在人多封闭的宿舍里,病毒极易传播,预计确诊病例还将持续攀升,月底或将破万,感染率最终可能会超过30%。

来源:CNA

由于本地劳动力短缺,外来人员一直是新加坡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新加坡总人口约570万,其中非居民人口接近170万,近140万为外来工作人士。

根据收入和技能水平高低,外来人员持有不同档位的工作准证,居住在务工宿舍的多数是持有最低档准证(WP)的外籍劳工,月薪不超过24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为本地人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甚至有部分仅为5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上下。

这些外籍劳工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着体力活,包括建筑、制造、海事造船、加工和服务业。若算上女佣、月嫂以及在酒吧、饭店和夜总会工作的表演者,去年,新加坡共登记有98.1万名外籍劳工。

他们之所以要住在务工宿舍,一方面是因为收入难以负担公寓的房租,另一方面是没有资格租住政府投资建设的组屋。按照规定,只有从事服务业、制造业或是马来西亚籍的WP务工人员,才能租住整套组屋或是一间卧室,其余人只能住在务工宿舍里,以更好地贴合行业的工作需求。

新加坡自1990年代起就开始建造外籍务工人员的专用宿舍。人力部长杨莉明指出,这是为了让外籍劳工享有社区式的集体生活空间,可一起煮饭用餐,过节时也能团聚。

然而真正走进这些务工宿舍,看到的并非是“其乐融融”的景象。《海峡时报》本月5日曾探访了上述位于榜鹅的一处务工宿舍,当时该宿舍已累计确诊了63例病例。

但那里的工人们说,宿舍的卫生条件其实不尽人意,房间里蚊虫遍地,厕所里都是积水,排队领饭时也没人要他们保持距离,吃剩的饭盒就堆在房间门外的不远处。

4月5日,位于榜鹅的一处务工宿舍 来源:海峡时报

有批评人士认为,正是由于政府的“忽视”,才引爆了务工宿舍这颗“定时炸弹”。据《金融时报》19日报道,早在2月,就已有多位外籍劳工检测呈阳性,但当时政府并没有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杨莉明也曾称,宿舍的传染风险“与我们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不同”。

但国际特赦组织新加坡研究员蕾切尔·乔亚-霍华德(Rachel Chhoa-Howard)指出,与普通的家庭相比,人挤人的宿舍显然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尤其是在大流行病爆发期间,“或许是因为没能及时考虑到这一点,才导致了感染病例的上升。”

新加坡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TWC2)的副主席区伟鹏(Alex Au)则无奈表示,“在新加坡的整个经济模式之中,我们倾向于忽视住在岛上的那100万人(指上述低薪外籍劳工)”。

而岛上被哈佛大学形容为“接近黄金水准”的检测能力,似乎也没能及时照顾到务工宿舍。直至4月15日,卫生部门在务工宿舍开展的仍是针对性的检测,而不是全面的筛查。两天后,国家发展部长才表示正在主动开展检测,因为症状“不能单靠测量体温”发现,预计确诊病例仍将持续上升。

为“阻断”病毒传播,新加坡自3日起已“不再不鼓励国民戴口罩”,并自7日起启动了“断路器”措施,暂时关闭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场所,实施更为严格的社交距离管控。

截至20日,43家务工宿舍中的18家已被列为隔离区,政府同时还在改建方舱医院,并陆续将健康的外籍劳工迁出宿舍,安置在军营、海上浮动宿舍、体育场等地。

总理李显龙18日则表示,务工宿舍病毒传播链的阻断工作,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彰显成效,隐藏在人群中未被测出的病例也令人担忧,每个人都必须尽一己之力,才能共同打败新冠病毒。

不过,一些对立的声音仍旧存在,有人认为,外籍劳工应该为“喜欢聚集和不注重个人卫生”负责,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了遣返外籍劳工的极端言论。

对此,总理夫人何晶表示,不能把外籍劳工看成“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散播新冠病毒的人,新加坡必须照顾这些确诊劳工,而不是将他们送回国。她也在18日呼吁民众,不做“无谓的指责”,而是要“成为其他人的力量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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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疫情二次爆发背后:被“忽视”的30万底层外劳

新加坡总人口约570万,其中近140万为外来工作人士,32.3万居住在务工宿舍。

记者 | 潘金花

曾被世卫组织誉为“防疫典范”的新加坡正在迎来疫情的二次爆发。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19日中午12时,新加坡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已上升至6588例,一个月激增近20倍。20日初步还统计了1426例新增病例,意味着确诊病例已突破8000。

无论是从确诊病例数还是每10万人口的感染率来看,新加坡都已是东南亚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过去一周,新加坡的病例增幅在全球仅次于俄罗斯,单日新增病例也连续创下新高,最多的一天(18日)确诊了942例。

来源:新加坡卫生部

疫情的“上拐点”出现在3月中旬。此前两个月,海外输入病例曾在新加坡引起了小规模的社区传播,但在追踪接触者等举措之下,病毒扩散得到了有效控制,即使未采取“封城”等隔离措施,单日新增病例也一直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

然而随着欧美多国疫情在3月初逐渐恶化,同样的策略开始跟不上第二轮病例输入所引发的严重社区感染。此后,新加坡本土感染病例开始出现跳跃式增长,并在3月底超过海外输入,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因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日分析认为,新加坡一直都在广泛地追踪和检测,并保持了社会的相对开放与正常运转,但这种策略必须以严格防控输入病例、尽早发现和处理潜在病例为前提,否则在宽松的出行环境下,病毒只会以更快的速度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居住着超过30万外籍务工人员的务工宿舍便是一个巨大的“漏洞”。人员密集与相对较差的卫生条件为病毒的迅速扩散提供了方便,而大部分感染者为轻症或无症状,无意间又传染了更多人。

在19日新增的596例病例中,就有逾九成是来自务工宿舍,其中情况最严重的是位于东北部榜鹅(Ponggol)的一处宿舍,截至当天约1.3万人中已累计确诊了1508人,占总病例超过两成。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新加坡有多达32.3万名外籍务工人员居住在务工宿舍,其中20万人住在43家专用宿舍,每处宿舍可容纳3000至2万人不等,其余则住在工厂改建的宿舍,或是工地临时建造的小型宿舍。

截至16日,这些务工宿舍的感染率已高达0.83%,比社区的感染率高出40倍。有专家指出,由于在人多封闭的宿舍里,病毒极易传播,预计确诊病例还将持续攀升,月底或将破万,感染率最终可能会超过30%。

来源:CNA

由于本地劳动力短缺,外来人员一直是新加坡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新加坡总人口约570万,其中非居民人口接近170万,近140万为外来工作人士。

根据收入和技能水平高低,外来人员持有不同档位的工作准证,居住在务工宿舍的多数是持有最低档准证(WP)的外籍劳工,月薪不超过24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为本地人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甚至有部分仅为5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上下。

这些外籍劳工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着体力活,包括建筑、制造、海事造船、加工和服务业。若算上女佣、月嫂以及在酒吧、饭店和夜总会工作的表演者,去年,新加坡共登记有98.1万名外籍劳工。

他们之所以要住在务工宿舍,一方面是因为收入难以负担公寓的房租,另一方面是没有资格租住政府投资建设的组屋。按照规定,只有从事服务业、制造业或是马来西亚籍的WP务工人员,才能租住整套组屋或是一间卧室,其余人只能住在务工宿舍里,以更好地贴合行业的工作需求。

新加坡自1990年代起就开始建造外籍务工人员的专用宿舍。人力部长杨莉明指出,这是为了让外籍劳工享有社区式的集体生活空间,可一起煮饭用餐,过节时也能团聚。

然而真正走进这些务工宿舍,看到的并非是“其乐融融”的景象。《海峡时报》本月5日曾探访了上述位于榜鹅的一处务工宿舍,当时该宿舍已累计确诊了63例病例。

但那里的工人们说,宿舍的卫生条件其实不尽人意,房间里蚊虫遍地,厕所里都是积水,排队领饭时也没人要他们保持距离,吃剩的饭盒就堆在房间门外的不远处。

4月5日,位于榜鹅的一处务工宿舍 来源:海峡时报

有批评人士认为,正是由于政府的“忽视”,才引爆了务工宿舍这颗“定时炸弹”。据《金融时报》19日报道,早在2月,就已有多位外籍劳工检测呈阳性,但当时政府并没有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杨莉明也曾称,宿舍的传染风险“与我们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不同”。

但国际特赦组织新加坡研究员蕾切尔·乔亚-霍华德(Rachel Chhoa-Howard)指出,与普通的家庭相比,人挤人的宿舍显然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尤其是在大流行病爆发期间,“或许是因为没能及时考虑到这一点,才导致了感染病例的上升。”

新加坡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TWC2)的副主席区伟鹏(Alex Au)则无奈表示,“在新加坡的整个经济模式之中,我们倾向于忽视住在岛上的那100万人(指上述低薪外籍劳工)”。

而岛上被哈佛大学形容为“接近黄金水准”的检测能力,似乎也没能及时照顾到务工宿舍。直至4月15日,卫生部门在务工宿舍开展的仍是针对性的检测,而不是全面的筛查。两天后,国家发展部长才表示正在主动开展检测,因为症状“不能单靠测量体温”发现,预计确诊病例仍将持续上升。

为“阻断”病毒传播,新加坡自3日起已“不再不鼓励国民戴口罩”,并自7日起启动了“断路器”措施,暂时关闭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场所,实施更为严格的社交距离管控。

截至20日,43家务工宿舍中的18家已被列为隔离区,政府同时还在改建方舱医院,并陆续将健康的外籍劳工迁出宿舍,安置在军营、海上浮动宿舍、体育场等地。

总理李显龙18日则表示,务工宿舍病毒传播链的阻断工作,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彰显成效,隐藏在人群中未被测出的病例也令人担忧,每个人都必须尽一己之力,才能共同打败新冠病毒。

不过,一些对立的声音仍旧存在,有人认为,外籍劳工应该为“喜欢聚集和不注重个人卫生”负责,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了遣返外籍劳工的极端言论。

对此,总理夫人何晶表示,不能把外籍劳工看成“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散播新冠病毒的人,新加坡必须照顾这些确诊劳工,而不是将他们送回国。她也在18日呼吁民众,不做“无谓的指责”,而是要“成为其他人的力量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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