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亚兰

这幅拓迹作品，是陈旭于2019年创作，并应邀在山西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古典金融文化”讲座现场，赠送给大学生的作品。创作者希望同学们能从这幅自右至左，包含商人印制金融票据的“票版”、盛装戥称的“戥称盒”“戥称”、商人日用的“算盘”，等器物的拓迹作品中，读出商人的诚信精神，并将其代代相传。

平常的器物，如何能彰显商人的诚信精神呢？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毫无疑问，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心”之“准”，如何安放，而这恰好是这幅拓迹作品能传达的深意。找到“准心”的安放之处，在商兴隆，在国安康，在民和顺，这“准心”安放之道，表在称上，立在信上，植在中国传统文化上，长在百姓的心上。兹将个人浅见分享如下，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称之准心

拓迹作品中器物原型均为陈旭收藏多年的晋商文物，我们也会结合晋商史实展开思考。此拓作中“戥称”居于视觉核心位置，旁边精美的“戥称盒”，传达了商人对常伴己身之“戥称”的呵护、同时“戥称盒”材质与做工的精美度彰显了使用者的生活品质。创作者给“戥称”配了“戥称盒”，且大方地让“戥称盒”共享了拓作的中间位置。双重强调、烘托下，“戥称”毫无疑问成为此拓作的主角，它会给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人问“处事”，阎锡山以“称”作答：“称物必须两对相合。称物之要，在得其中，此为一对。称之本身要在定盘星于未称物时能平，此又为一对。两对相合为真对，处事亦然，当从吾心之所安，此如称物得其平。心之所安必须情理得中。由己及人也可，由人及己也亦可。己由此处上也可，下以此处己也亦可。先得合中之心，而后从其心之所安，始为两对相合”，显然，阎锡山读懂了称的寓意，也道出了处事时心的安放之道。他说心要安于可以人我、内外、上下顺逆推演的情理之中，好比称未称时之“平”；处事时要从“心之所安”，好比称物时之“平”，两平相合，称为之准；两心相合，心为之准。

清代商业秩序大多靠行会自发维持，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保存最早的一块碑，便是清雍正二年（1724年）的《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碑文规定，凡使用私藏戥称者，“罚戏三台”，不接受处罚的，就“举称禀官纠治”。称准不准关乎营商环境的好坏，称不准，心难平，就会激发求平的力量产生，这种力量有时是难以估量的。1883年，因外商使用各种不标准衡器，引发了汉口中外茶商间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中方茶商认为外方茶商在收购茶叶时应使用中外茶商共同认可的标准衡器，或由共同认可的第三方监督称量，以显市场公允。外国茶商提出反对，不愿意过称时有人监督，决定联合停止购茶；中方六帮茶商亦迅速联合抵制，不仅是茶商，所有与茶相关的行业，包括茶馆、担茶人，均加入了抵制阵营。经过长达三年的较量，外方茶商终于接受了六帮公所议定的《汉口茶叶公所六帮茶商议定公砝规章》。外商承认，当他们的协议联合如同“沙袋子”一样，业已崩塌时，中方行会成员还像一根绳索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而他们最终感激因行会的存在，让市场秩序得以尽快恢复。当外商对行会有更多的了解之后，他们发现公平和公理在这里通常占主导地位，并称商业进程之顺利，也非它方可比。对行会成员而言，“任何不服从管束，违背行规的成员都难逃惩处”，“凡不遵守规定者，要负担完全的和难以挽救的毁灭危险”；行会的规则对不入会的商人也有无形的约束“在中国，不存在强制性问题，未入行会的手工业者，就像一个暴露在凛冽的寒风中，没有斗篷的人”。

行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那是公平公正的力量。比如宁波山东行会在谈到其制定规则的缘由时这样说：“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旧的规章要适应新的条件，并应该是公平的，符合人们的感情的，它们应像天平那样公平，像无波的海洋那样平静，像准时的潮汐一样严格遵守时刻。为此，我们共同议决如下条例.....”。

印信的力量

拓作右侧的票版，为清代山西太谷一金融机构发行票据的印版。太谷是清代山西南北物资交汇的批发市场，也是当年的金融中心之一，在俄罗斯开商号、与伦敦做交易的曹氏母子公司制跨国集团总部就位于太谷曹家，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故居也坐落于太谷。

清代的货币制度是失于管理的，制钱、银两、外国银元、各种主体发行的纸币、金融票据均可流通，能否被市场接受，则看其信用如何。纸质金融票据弥补了金属货币的不足，便利了商业交易的发展。货币竞争性发行的结果，使货币内在信用，成为真正的价值载体，及票据是否接纳的标志。山西商人，尤其是金融票号商深谙其道，他们在提升票据信用方面做足了功夫。比如，在财务上强调厚本务实，经营上保持伸缩有度，资金上追求“抽疲转快，酌盈济虚”，操作上用本号的本平（商号内统一之称）作为银钱收付的标准，印版上精工细刻（此印版分为三层，外框为亭台楼阁琴棋书画的图案，中框为“朱子治家格言”文字，内框天格部分上端有“晋”、“谷”地名，地格部分则为具备基本票据信息格式，但尚未填写具体票据内容的票据印版，内含外人看不懂的辨识信息），票据上以“专人书写”“水印”等作为防伪措施。这些措施让他们的金融票据流通甚广，人们曾发现一张背书有34人的票据，说明其在市场上的接受程度极高，这就是信任的力量。

信任力量的养成和运用，晋商是很擅长的。商人们靠“听天时，趋地利，转运四方”谋生，要懂得“天时地利人和”之道；他们以“义”标榜，奉关公为精神领袖。“义”的繁体字“義”，象形画面为为公共事务行祭祀之礼的庄严氛围，字义上部从“羊”，从“善”、从“祥”，下部“我”原为“兵戈”之象形，或可解为为公共事务需要革除的个人牺牲，《说文解字》理解为“我”，解释为“己之威仪”；《康熙字典》解释：“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我们从“义”为资源聚合的中心去理解，“乂”象征人取长补短的互补（“乂”可看作两个“人”字错位交叉）和天地资源的聚合（上下相通相连），“乂”上多出的一点“、”，为聚合产生的“利”[9]，即“聚义生利”之意。有“聚义生利”的一面，就有“析利如秋毫”的一面，两两结合，内外上下合宜、通畅，便有紧密联合的“信”之产生。如孔子所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认为“信”是零部件连接为“大车”、“小车”的关键（輗、軏，指车的横梁与车辕连接之处）。有一重连接，“义”便扩大一重，“信”便生长一重。“义为利之足”、“义为信之心”——这是商人们的安心之道。

这份“安心之道”体现在他们脚踏实地的商业经验中：资本不足，以股份制的形式聚资；人才难得，名誉物质奖励有不到之处，就发明“人力股”，为商号运营安上“不责而勤”的驱动力；员工远在异地，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如何做出正确抉择？“为商贾把天理常存心上，不瞒老不欺幼义取天下”——清代晋商给员工抛出了“定心罗盘”。于是，向茶农收购茶叶时，它叮嘱“你纵是精练手，不能哄他”、在茶叶价高，采买犹豫时，它叮嘱“勿惜价，贪便宜，岂有好货”、在运费高昂，要不要及时发货时，它又叮嘱，“即此处多费脚资，能在赶通州、祁县春季之驼，货早上口，亦方可矣！”

“义”即称之“平”，“信”为“义”之所生，是在“义”之“心”上长出的经脉、凝聚的力量，它将“天时地利人和”聚为一体，构建出能行千里的“大车”，获得任何大车之零部件所不能获得的利益。如此安心，则利生。

算盘拨轻重

拓作左侧，是常见的算盘。在清代“算盘”是最高级的“计算器”，“算数”是商人掌握的最先进的专业技能，精于此术的商人就像现在的“马云”一样，能占尽商界先机。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清同治年间多次到山西考察，著《中国》三卷。据李希霍芬观察“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唯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但李希霍芬观察到的“过人的算数技能”并不是晋商致胜的最大法宝，最大的法宝是什么呢？是“以圣贤之道治商”。山西寿阳发现一本清代商人“一善堂”家族代代相传的手册，手册为《商贾立身篇》与珠算《算法全书》合编本。在“商贾立身篇”开篇中就提到“是知精于商贾者，诚不外乎圣贤大学之道也。人惟不知诚意、正心、修身、治人之道，万事未有不废者，而况买卖乎！”。算学和商贾立身术共同编入一册口耳相传、随身携带的经商手册，并作为商人的传家宝，可见这两样宝贝对商人正身立业的重要性，这样的手抄本，无疑是晋商《论语与算盘》的真实再现。

商人尚知传统文化的力量，为政者更是深谙其道。管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指出“朝者，义之理也”，这个“义”不是空谈，而是要落实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在动态中善知轻重，在轻重中找到“衡”，善以“衡”平轻重。《管子》中至少谈到了八个方面的轻重关系：1.法制与利益的关系：“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2.治国与富民的关系：“治国之道，必先富民”；3.农业与商业的关系：“金与粟争贵”；4.上下层社会结构的关系：“金与财货之说胜，则爵服下流”；5.劳动力市场均衡问题：“野与市争民”；6.百姓与官府的资源配置问题：“家与府争货”；7.民间与朝廷的权利结构问题：“乡与朝争治”；8.贫富结构问题：“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它谈到实现多重均衡的总枢纽是把控金融：“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找到“衡”的办法，是与时俱进，在动态中把握，“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把握的时机是“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运用方法是“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在国家安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管子告齐桓公说“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在古语中，“霸”通“伯”，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用武力征服诸侯，而是担起号召的责任，联合周边诸侯国一起对抗外族的侵扰，因此春秋时期出现了多次诸侯会盟的现象。

由此可知，“义”为“心”之“平”、“准”之所，但在落实到行动中时，则要多方衡量，不拿起算盘是不行的。在常规情况下，尚可知轻重，亦便于衡量；而非预期、非常规的情形下，如何选择才是正确的呢？合“理”是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但理有母理子理，因之所生者为子理，只有所生而无生之者为母理”、“子理是随时地变的，母理是不变的。子理为何变，为合母理而变，不合乎母理的子理是不对的。一件事必须子母理相合，始得谓之对”。

“拓迹”作品与单纯表现“拓印”技艺作品的重要区别，是它希望通过集多种拓印技艺、文字、构图、设色的综合艺术表现，来传达一种理念或思想，以此与观者达成深度的共鸣与互动。当创作者用丝绸面料制成的拓包，蘸着朱黑不同的墨色，用薄如蝉翼的宣纸，在历经百年的晋商文物上，缓缓拓出精细图案的票版、静静半开的戥称盒、系着“红色”秤砣（秤砣的颜色本是黑色，作者处理为红色，寓意商人要有一颗“红”心）的戥称、算珠半显的算盘时，文物中传达的“准心”之道的力量，也同时穿越时空，透过拓纸弥漫开来，它带来的深厚、广博、安静的力量，足以将各色“心”等，融化于无形。如此，何须再论“心”之“准”处，何须再思“准心”安放之所？

商道、国道、事道，果真同出一理。平实到日用之物，深入于一字之理。此理不在天边，而在身边；不在外边，而在心上。如拓作所言“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称”，“诚”也，平实不虚之“诚”；不离“义”理之“诚”，不误“信”长之“诚”。

张亚兰，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陈旭，中国古典金融及晋商文化研究学者、拓迹艺术非遗传承人、收藏家、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