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翠鸟资本

上市公司北京文化（000802.SZ）遭举报的丑闻，沸腾了一周有余。

一位自称该公司前任副董事长娄晓曦通过微博散步消息，举报现任高管层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违规信息披露等违规行为。

由于北京文化出品了《流浪地球》等知名作品，市场对这家公司关注度自然颇高。

任何公开举报背后，本质可以说都是利益问题，更可以嗅出举报者的价值观，而非道德水准的高低。

举报者本身是前任高管，通过社交媒体拉拢网民“围观”，最受损害的还是中小股东利益。深交所已向北京文化下发问询函，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未有正式回复公告。

本文无意卷入任何一方的纷争，在没有确凿证据前，如前所述，这属于相关人士之间的利益问题。而对于中小股东而言，早在举报之前，股价已经一泻千里。

截至5月8日收盘，北京文化股价近一个月跌超35%，自4月份起已经持续下行，更比3月份A股恐慌下跌时的低点还要低。

在这下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两家机构投资者疑似参与“抬轿”。

两家公募玩家

A股历史上，机构投资者一直是市值炒作的高级别选手，公募私募尤为如此。

公募基金一直有着“抬轿”传统：同一家机构不同产品同时进军一家上市公司，均采取重仓策略，扎堆效应明显；持有时逼近举牌线，然后接力撤出，或者同时撤出。

换一种说法，公募基金互相“抬轿”，好比资金互相抱团取暖，一同享受股价接连上涨的美事，正所谓“一荣俱荣”。由于筹码集中度高，很难出现“一损俱损”的窘态。

当然，公募基金也会互相砸盘，这在过往牛市中颇为常见。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北京文化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出现两家公募基金，均为新进机构。

今年一季度末，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基金、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基金、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混合基金进入前十大股东。

华安基金和交银施罗德基金，均是公募圈的知名机构，而操盘上述产品的基金经理更是两家公募的“王牌”——华安胡宜斌和交银施罗德杨浩。

蹊跷的重仓路线

看到这里，想必投资者认为这两位基金大佬重仓了北京文化，毕竟进入了十大股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是蹊跷之处。

以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基金为例，从投资者一季报披露的信息看，北京文化并不在前十大基金重仓股票中。

我们也可以为操盘者胡宜斌辩解，不在前十大持仓，在后面？

根据基金披露规则，只有公募基金半年报和年报发布时，投资者才能完整看到所有持股明细。

或许，胡宜斌在2019年末，就悄悄埋伏进去了？毕竟当年《流浪地球》那么火，基金经理一点点买入，然后伺机加仓？

这么说，仿佛有道理。

我们找来了2019年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基金年报，却让我们大失所望：报告期末总计68只持仓股票，却完全不见北京文化的影子。

复盘北京文化的股价，今年春节后首个交易日，全市场暴跌，北京文化股价跌至9元/股，次日跌至8.1元/股。然而，去年11-12月北京文化一直在8元附近徘徊。

如果要说有好的买点，2019年底更合适，而且还有着《流浪地球》热映后的各种利好。

而今年一季度，北京文化股价两次冲高到12元附近，这对于精明的基金经理来说，不可能判断不出利弊。

胡宜斌管理的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基金，也同样出现上述情况。

我们看看一季度胡宜斌的操作策略：本基金减持部分涨幅过大、估值已基本反应5G硬件产能缺口的细分领域和公司，增加配置5G和新兴制造业产业链中产能瓶颈更为突出、价格弹性较大的上游细分行业和公司，并积极寻找并配置5G后周期、供给侧出清后的文化传媒、计算机等相关行业和公司。

可以看出，胡宜斌的策略以5G产业链为主，“重仓”北京文化颇有点鸡肋。

更加关键的是，北京文化今年内的股价高点出现于1月中旬、3月中旬，但截至一季度结束，胡宜斌依然持有，让人看不懂。

另一个公募王牌也很奇怪

再说说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混合基金，同样出现了不可理解的操作。

这个基金操盘手杨浩，在一季度操作策略中写道：在疫情中，我们观察到优秀的公司没有停下修炼内功的步伐，过去持续的研发投入，较好的资金储备，规整的管理体系，使得他们在疫情期间表现出较好的经营稳定性，这也有助于他们在疫情结束后，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虽然这位基金经理也“重仓”了北京文化，但与胡宜斌的持仓一样“不痛不痒”，前十大持仓根本没有这家公司。

同样，我们查了2019年杨浩的年报，整个股票持仓也没翻找到北京文化的影子。

这两家基金的操盘手，究竟是灵感碰撞到了一起，还是有什么言不尽的做法，硬要在《流浪地球》、《战狼》概念炒作后一年，匆匆买入北京文化？

他们这么蹊跷地操作，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