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梁晶晶

编辑 | 赵柏源

看守所里的很多犯罪嫌疑人是初次接触到真正的罪犯和失去自由的牢狱，通常过不了几天，不管平日里是多么淡定沉着的人，都会藏不住内心深处的惶恐和痛苦。

气氛沉重的会见室里，对面坐着的律师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是专业和希望的象征。

对于犯罪嫌疑人和所有来到这里的律师来说，在极短的会见时间内迅速建立起对彼此的信任成了关键。

陈伟就是这样一位刑辩律师。在他十年的刑事辩护经验里，他要在前两次会见中向当事人传达自信，“就像强心针一样，给他打了一针兴奋剂，让他迅速兴奋起来，不至于那么颓废。”

41岁的陈伟一年最多接10个案子，案件大多通过熟人介绍或业内圈子获得。有的案子费时四年，开庭八次，最终嫌疑人宣告无罪；有的案件非常理想地终止于侦查阶段，当事人重获自由。

刑事案件、看守所和法庭辩护，无论哪一个都与普通人的生活距离遥远，陈伟的工作压力很难被常人所了解。

追踪一个刑事案件需要一到两年时间，要求律师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时时刻刻关注着案件的进展。

案情会随着侦查机关的侦查不断推进，作为辩护律师的他一边反复琢磨、反复研判案情的走向，一边频繁和当事人积极沟通，由此判断出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

在侦查阶段看不到卷宗的律师要全面把握住案件的进展，考验着一个人的缜密心思和专业判断力。陈伟时常感到如履薄冰，“有时候压力大到睡不着”。

价值和自由是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及次数最多的词汇。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工作环境尽可能自由，是贯穿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

而刑辩律师的工作也与人的自由、甚至性命息息相关，他们经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人生。

见证法治发展的职业选择

直到今天，从业19年的陈伟仍然保持着一种特有的个人习惯，一日不落地写了19年工作日志。通过记录，他谨慎地谋划下一步的思路，确定每一步都在自己的严密掌握之中。

如果翻开厚厚的日记本，可以看到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一位刑事辩护律师一天的安排：“上午几点去看守所会见，下午与办案机关沟通情况，晚上写下法律文书”，从时间精准度到分，给谁打了一通电话，对方的具体反馈，每个案件的具体进度到时间点都能在日记本中找到明确的文字记录。

以这种私人方式，他记载了自己从法院书记员到公安刑警再到刑辩律师的职业成长，同时从多视角、细微处见证了近20年中国法治的进程。

2001年，陈伟从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毕业后进入了河北省法院，以书记员的身份做了两年法庭审理记录，这份法官“后备役”的工作固定而乏味。

他也在第一份工作中接触到了律师群体，回忆说那时候（律师）地位很低，“点头哈腰，点一根烟，还会带些食物给我们”。

到了第三年，他考进了公安局刑警队，一干就是七年。他所在的办案小组工作繁忙且紧张，每天跑在侦查一线办案，还有值班备勤。一个月在家里睡不到十天。

这份工作给陈伟带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压抑和痛苦。体力考验只是一部分，更大的挑战是精神崩溃。

刑警每天面对犯罪事件，非黑即白的简单标准衡定的是复杂的人性。而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束缚与他本心追求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也产生冲突，这一切都给20来岁的年轻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冲击。

正是辗转于法院、公安系统的数年里，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落入了他的眼中。

2007年律师法修订，对律师参与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应当享有的权利进行了补充和强化。在律师执业受到法律保障的背景下，尤其是刑辩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陈伟备受鼓舞。

2010年，他不顾副局长的挽留毅然辞职，开始探索一条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更加自由的新道路。

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法学生跳出公检法三个机构，愿意推开律师这扇门。

这期间，提供刑事辩护的数量激增。2006—2011年期间，全国律师共为2454222件刑事案件提供了辩护，比前五年期间增长了54.16%。

相比其他同行，陈伟有着自己特有的优势。刑警队的长年办案经验教会了他如何与公安机关的人打交道，而很多只有单纯律师背景的人并不擅长。从专案小组学到的完整办案流程也让他更能精准推测出代理案件的实时进展情况。

一线实战的经验成就了陈伟专业的律师职业形象。

面对已濒临崩溃的犯罪嫌疑人，与其考虑用哪种表达方式更能安抚对方的情绪，不如基于案情来分析基本情况并明确案件走向，这更能给身陷囹圄的人带来了一些希望的亮光。

“非黑即白”的世界

陈伟从小就不是一个“乖孩子”，高中三年转学三次，会在课堂上站起来和老师掰扯对错。工作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曾经就因为在群里“不分场合”地说实话，被移除群聊。

进入刑事案件的世界里，人性的阴暗面和社会的复杂面在这里展露，肮脏的、贪婪的、还有野蛮的。

无论控辩双方的交锋多么激烈，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分别要做的是“不纵”和“不枉”，他们的最终目的指向了一处：打击犯罪，又保护人权，让法庭最大限度地了解事实真相。

陈伟成长于一个开放的家庭，作为家庭主心骨的爷爷从正科级干部退休后，在家里办家庭会，这是一个自由发言、没有家长制的讨论会，每个人都各抒己见。

年幼的陈伟也学会了表达诉求，小孩子也可以说出想法。没有这种互相尊重，“我就培养不出来我的自信。那样的话我也干不了刑事辩护。”

刑辩律师要做的是“说服”而不是“协调”，非黑即白。选择站在真相的基石上，为当事人争取人权的司法保障，意味着自我的挑战和来自对立面的挑战。

陈伟乐于接别人不愿意接的难案，享受投入其中的挑战和压力。律师这份工作满足了他对自由的向往，包括时间自由和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2017年，从河北来到北京发展，陈伟的考量依然没有改变。选择目前供职的律所，看中的是这里自由且活跃讨论的氛围，他渴望和年轻人发生思想碰撞。

讲究专业和抗压的行业

2010年，陈伟入行以后接到的第一个案子，是在石家庄中院审的一个民事二审，最终胜诉，收了15000元。案子做完很有成就感，现在也保持了很高的自我评价。

“很ok，我一直比较自信”。 

律师和当事人彼此是否认可，案件价格多少，这些都建立在律师是否足够专业的基础上。

陈伟告诉界面新闻，虽然律师收费的市场定价会受到大环境影响，但刑事辩护案子的价格是“值得就给”，当事人的主要考量标准还是律师专业水准。他谈过的案子里，基本双方都认可价格，很少有讨价还价的。

他还会做一些政府投融资的业务。非诉和诉讼案子都做下来，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刑事案件的挑战性，不能模板化，每次的案情、办案部门和当事人都不一样。

长久以来，刑辩律师遇到挑战在案件中都变得非常具象化。陈伟2018年接手了一个美籍华人职涉嫌职务侵占犯罪，本应该顺畅进行的沟通，他感受到的是困难。侦查阶段介入时，尽管公安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表明应该终止侦查，他的当事人却被采取了强制措施。

跑去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检察院做了多方交涉，他最终申请到了侦查监督和立案监督。案件用时一年，检察机关做出了不批捕的决定。

律师在每个阶段都要做大量的解释沟通工作和说服工作。在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会见中，所有谈话都围绕“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展开。

陈伟的工作要从被告人处获得充分的信息，包括向公安机关的供述，书证、物证等重要证据的状态。他说，两者“密切沟通、分工合作、（才能）最终达到一个预期的辩护效果”。

在一次不对外公开的开庭中，陈伟站在辩护席上，为这起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做辩护。

期间他向合议庭提出了申请：“审判长，辩护人要求合议庭当庭核实坐在公诉人席位那位男士的身份。”

申请先是被驳回，陈伟搬出刑事诉讼法解释第31、34条的规定后，核实这名公诉人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最终被赶出法庭。

公诉人被责令退出出法庭，这在庭审过程中罕见得令人咋舌。能抓住这一点，离不开陈伟对这个案卷卷宗的研读和琢磨，庭上的“奇招”建立在夯实的业务能力基础上。

陈伟为了这个案子，仔细查阅了66本案卷材料，律师的质证意见做成一本书，向法庭提交的新证据达400多页。

只有经过庭下充分的准备和思考，才能在庭审阶段呈现出来专业的辩护意见。

刑辩律师的业内地位虽然得到了提升，但对外传递的形象转变却并非一日之功。

2008年《法制日报》的一篇报道采访了法官、检察官、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委托人，他们看到刑辩律师在法律共同体中的劣势地位、服务质量差、作伪、表演、浮夸欺骗、跑关系等问题。

现在这样的刻板印象相对少了很多，是一个个身处其位的刑辩律师通过自身努力转变群体形象的结果。

陈伟在结案以后，常常能听到当事人“你很专业”的评价，这句话被他视为职业上的最高褒奖。

刑事辩护的“春天”

直到这次采访前，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暂缓开庭，本应该从2月份开始推进的一些案子被意外搁置。

陈伟停下了所有刑事辩护相关的工作，在家学习诉讼法和刑辩理论两个板块，看了8本书，“今年上半年的学习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一些年轻律师或许要为案源和收入发愁。而陈伟更倾向于选择一些有社会影响力、复杂的难案，这类案件通常低频偶发，通常数量不多。

我国自1997年提出的依法治国理念一直在全面推进，整体环境的改善给刑事辩护律师带来信心。

业内共识正在形成：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带着镣铐跳舞，发挥空间太小，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明确他们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据司法部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10月，全国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律师辩护率不断提升，北京等10个省（区、市）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超过80%。

律师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侦查工作和审判工作的细化，他们的工作量随之变大；还有来自办案机关的尊重，他们提出的法律意见正在逐渐受到重视。

整体上，现状完全符合陈伟进入律师行业时的预期，“所有的时间都是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不过像他这样生活和工作平衡派，会严格执行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安排，平常到律所看书，生活中该玩就玩，每周周末有时间进行一次短途自驾，自然风景比人文景观更让他享受自在。

陈伟拒绝贴上职业标签，“完全不会把工作带到生活过程中，那样我活的会很累。我的生活没有必要让案子压着我，让工作压着我。”

不同情境下的陈伟看起来可能判若两人，一个紧绷，一个轻松，相同之处是都非常投入。休假的时候爱打猎和钓鱼，到了夏天就去海钓或沙滩。什么都不想，两眼一闭，轻松得很。

看上去陈伟热爱自由，懂得享受生活。但他绝不会在工作中放松对自我的要求。

一个能20年如一日坚持写工作日志的人；一个即使当天没有工作安排也会8点多一点吃早餐，9点准时出现在律所的人；一个能为了打赢官司节假日也一天不休地钻研卷宗和案件细节的人。

通过努力，让实力配得上自己的人生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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