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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富500人,6成来自这四地!浙江被广东反超

中国最富的人来自哪里?

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胡暄

一个地区在中国财富版图上的分量,取决于它能否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实现经济结构的更新。2020年新财富500富人榜,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继续领先,共计上榜318人,以全国3.2%的面积创造了63.6%的上榜富人。

一线梯队中亦有分化。浙江曾依靠制造业优势力压广东,连续蝉联巨富最多省份的宝座,但2008年之后,广东富人抓住了房地产、互联网等新的产业机遇,反超浙江并持续扩大优势。而高科技创新者辈出的政治中心北京,连续11年上榜人数力压经济中心上海,凸显上海新经济虽已发力,但民营经济活力仍有提升空间。

上榜人数寥寥的东北与中西部地区,也并非注定徘徊在科创时代门外,如何将科研优势转化为创富动能,值得各地深思。

中国有多少地区的首富来自科技产业?在上榜富人最多的5省份中,4个省份的首富均诞生于TMT或医药行业。在经历了制造业与房地产两轮财富机遇之后,步入新经济时代的中国,已然迎来科技创富时代。技术的迭代、商业模式的更新,正在深刻地改写中国的经济地理学,而一个地区在中国的财富版图上的分量,就取决于它能否抓住历史赋予的财富机遇,实现经济结构的更新。

从2020新财富地区创富榜可以看出,区域不平衡的财富格局仍在延续。全国31个省区市中,由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组成的创富第一梯队继续遥遥领先,四省市共计上榜318人,以全国3.2%的面积创造了63.6%的上榜富人,是中国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

第一梯队的省市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更值得比较研究。广东和浙江均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在新财富发布地区创富榜的最初数年,浙江曾经依靠制造业优势力压广东,连续蝉联巨富最多省份的宝座,但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广东的富人抓住了新的财富机遇,实现了上榜人数的反超,并将优势保持至今。北京和上海同为超一线城市,经济与人口总量旗鼓相当,然而2010年至今,政治中心北京连续11年上榜人数力压经济中心上海,上海民营经济活力欠佳可见一斑(表1)。

01 广东vs浙江:造富的时代机遇

今年的地区创富榜,广东共计114人上榜,较2019年上升4人,连续12年蝉联地区创富榜榜首。上榜富人的人均财富由2019年的211.9亿元上升至今年的270.8亿元,增幅高达27.8%。

同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共有57人上榜,较2019年下降1人,在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四;人均财富210亿元,较2019年上升23.1%。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已然经历了三种发展动能:制造业、房地产和科技创新。浙江和广东上榜人数的此消彼长,正是动能切换的最佳体现。

2003年新财富首次发布地区创富榜之时,浙江是全国上榜富人最多的省份。2003-2007年,浙江连续五年上榜人数全国第一,这与当时中国制造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紧密相关。彼时,中国尚处于加入世贸组织巨额红利释放的时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有条件承接来自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制造业成为造富的热土。浙江在地区创富榜上领先,是传统制造业繁荣的真实写照。

2003年浙江上榜的62位富人,除绿城集团的宋卫平等5人外,其余57人均来自制造业,例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从事汽车零部件,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从事工业电器,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从事饮料和服装。这一榜单直接反映了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在机械电器、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行业的领先优势。得益于辐射整个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总量过亿的人口规模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深厚的营商传统、冒险钻研兼具的乡土文化,长三角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经济引擎。

相比之下,在地区创富榜屈居第二的广东,腹地人口较为有限,在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依靠“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起家,制造业的崛起有境外资本尤其港资的巨大助力。“前店后厂”的模式下,众多进行产业转移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投资者分享头啖汤,尤其是今天创富动力澎湃的深圳、东莞等珠江东岸,南下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尚未壮大,广东本土民企尚是佛山、中山等珠江西岸一枝独秀。尽管“可怕的顺德人”与“可怕的温州人”旗鼓相当,但广东的制造业巨富仍较浙江为少。

此后数年,浙江一直保持着对广东的领先优势,2005年更是有多达105人上榜,上榜人除少数房地产商外均来自制造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层面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逻辑一拍即合,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一剂猛药,房地产行业具有优势的广东迎来了一轮前所未有的财富机遇。广东在地区创富榜超越浙江,正始于2008年。

这一年,广东共有89位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其中有29位来自房地产行业,占比高达1/3。而此年的浙江,73位上榜富人中,只有8名来自房地产业,占比仅1成,其他依然几乎全部来自制造业。由于没有搭上“四万亿”时代的便车,浙江创富人数被房地产强势的广东反超。广东地产富人的异军突起,与广州、深圳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外来建设者积聚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不无关系。“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低门槛,让有人就有活力的地方经济发展逻辑充分体现。

前期刺激政策的退出、调控政策的收紧让房地产镀金时代褪色,TMT和医药所代表的科技创富时代已然降临。2020年,房地产行业仅有61位富人上榜,较2019年的65人缩水。TMT行业则以96位富人上榜的成绩高居各行业榜首,稳坐第一大行业宝座。

在科创时代的区域竞争中,广东尤其是深圳以强大的科技力量领跑全国。透视广东省内的财富格局,深圳贡献多达57位上榜富人,独揽半壁江山。包括腾讯控股的马化腾、张志东等老牌巨头和柔宇科技的刘自鸿等新兴独角兽驾驭者在内,深圳共计18位TMT富人上榜,“中国硅谷”称号实至名归。在医药生物行业,深圳看似不如药企云集的长三角优势明显,但也有迈瑞医疗的李西廷和徐航、康泰生物的杜伟民、华大基因的汪建等细分领域龙头的富人上榜。TMT和医药生物,是驱动深圳科创造富的两具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IT软硬件实力不俗的深圳,不仅吸引空中客车、ABB等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落户,还导入了波士顿咨询亚太数字中心、埃森哲全球研发中心安家。亚太数字中心为波士顿咨询全球最大的数字中心,旨在为客户提供包括工业4.0、数字化供应链、大数据分析在内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体现了战略咨询巨头拥抱科创时代的决心。立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4.0潮头的深圳,其强大的科技磁场成为吸引高端服务企业布局的绝佳优势,科创与咨询的联袂为深圳孕育了新的增长点。从草根企业蓬勃生长,将科技创新标签牢牢贴在深圳身上,到高端服务企业落户,创新生态的完善,人才与企业的聚合,意味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势能充足的深圳可望进一步爆发。

房地产行业虽然受到政策调控因素影响,造富能力不及往日,但仍不失为广东财富版图上的重镇。包括恒大集团的许家印、碧桂园控股的杨惠妍、龙光地产的纪凯婷家族在内,广东共有19位地产富人上榜,占房地产行业上榜总人数近1/3,地产底气十足。

浙江上榜人数今年仅为广东的一半,上榜者总财富达1万亿元,只有广东的1/3,两者体量相差悬殊。浙江虽拥有TMT巨头阿里巴巴,但细观其产业结构,制造业仍占大头,57位上榜富人中40位主业为制造业,占比高达70%。浙江进入富人榜前100的富人共有5人,仅有阿里巴巴的马云一人来自TMT,其余4人均从事制造业。在老牌电商巨头之外,浙江亟需培育新的增长点。

绿城集团折戟后,国资背景的中交集团入主,宋卫平退居小股东,也退出富人榜,浙江房地产行业上榜富人更显寥寥,今年仅有新湖集团的黄伟夫妇等3人上榜,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浙江地产商错失全国大举圈地、杠杆扩张的机遇。

时代潮流创造财富机遇,在房地产和科创两轮机遇中,广东均占得先机,写就经济第一大省的创富神话。当然,广东的人口与经济总量远远大于浙江,简单对比绝对人数显然不利于体量较小的浙江。浙江拥有扎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在强调回归实业的当下颇显难能可贵。2019年,由ACCA评选的中国企业未来100强榜单发布,广东和浙江平分秋色,并列榜首。两大民营经济强省的竞争,值得未来持续观察(表2)。

02 北京vs上海:谁是中国的科创中心

今年,北京共计83位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尽管较2019年小幅下滑5人,但仍然为中国上榜人数最多的城市;上榜富人人均财富224.4亿元,较2019年大幅上升22.8%。

2019年,上海共有2428万人口,高于北京的2154万;GDP总量3.8万亿元,同样高于北京的3.5万亿元。同北京相较,上海贵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坐拥中国城市中最多的人口、最大的经济体量,上榜人数却不及北京。2020年,上海上榜64人,较2019年小幅增加2人;上榜富人人均财富196.8亿元,较2019年下滑12.8%。就上榜富人的财富总额而论,上海仅为北京的2/3,与经济中心地位难以匹配。

上海在财富密度上落后北京,并非偶然。回顾往年数据,可以清晰看出,2010年之前,上海和北京在上榜名单的竞争中互有胜负,难分高下;但自2010年至今,上海已经连续11年上榜人数跑输北京。上海始终保持着领先北京的经济体量,但其在富人榜上的劣势清晰投射出经济的结构问题。

新财富地区创富榜体现的地区创富能力,追根溯源是一个地区的民营经济活力。一个地区若能制造出金字塔顶端的巨富,必然共生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民营企业作为金字塔基石。上海在地区创富榜上表现不佳,直接原因即为缺少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在2019年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上海仅有15家企业上榜,多年以来上榜企业寥落的窘境仍在延续。

上海民营经济的乏力,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国强民弱”的结构性困境。从2010年至今,上海庞大的经济体量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上下徘徊,而民营经济高度集中的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占比已经达到80%以上。且在上海经济总量中占比达一半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由外资企业贡献,民营经济的羸弱可见一斑。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无论是作为国资重镇,还是金融中心、外资门户,很大程度在于政策布局与历史传统,而非市场逻辑造就。

人们曾经拷问“为什么上海出不了BAT”,拼多多的横空出世似乎终结了这一讨论。不过就总体来看,上海9位TMT上榜富人的数量,只有北京的1/4,且尤其缺少“硬科技”企业。诚然,张江园区的通用电气、IBM等外企以及中芯国际、中国商飞等国企,代表了上海的尖端科技,但民营科技企业的缺乏,是上海不得不直面的短板。上海拥有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传统名校和新体制下的上海科技大学,在科研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等方面本应大有可为。

科创是上海的短板,也是北京的长板。央企总部云集的北京看似因循,却从不缺乏创新求变的动力。人才向来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北京坐拥清华、北大和中科院等高校院所,人才优势得天独厚。今年,北京共有36位来自TMT行业的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包括深圳、上海在内的其他城市皆难以企及。北京上榜富人数量之所以凌驾于深圳、上海之上,创新能力功不可没。

一个常见的看法是,北京的TMT企业都是“做媒体的”。从2020年上榜的北京地区富人来看,今日头条的张一鸣、京东的刘强东/章泽天夫妇、美团点评的王兴、百度的李彦宏等头部富人都可归入此类。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北京的“硬科技”企业正悄然崛起。

今年首次上榜的北京富人,大部分都来自“硬科技”企业。为AI芯片研发投入巨资的独角兽寒武纪,近3年实现超过50倍的营收增长,并已计划登陆科创板,其创始人陈天石于今年首次晋级富人榜。曾经的“大学生编程传奇”楼天城创立的小马智行,经过B轮融资后估值已升至30亿美元,成为中国无人驾驶领域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AI引发的技术革命,使得一批科技新贵相继崛起,北京的财富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变。

北京集中了全国的科技力量,33所“双一流”高校、7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9.7万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扎堆”北京,“硬科技”企业的崛起是北京对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定位的回归。北京的科研沃土适合“硬科技”企业生长,未来或会有更多“陈天石”步入财富的快车道。

03 地区首富榜:“越富越稳定”的经济学

今年上榜的29位地区首富(吉林、广西无人上榜)中,只有10位是新面孔,中国财富结构呈稳定态势(表3)。

地区首富榜凸显“越富越稳定”的经济学:位居总榜单上游的地区首富,均蝉联第一,而出现变动的地区首富,都集中在榜单的中后部。

孙广信曾经连续17年蝉联新疆首富,被认为是最难挑战的地区首富,但今年,华凌集团的米恩华以120亿元的身家超越孙广信,新疆首富宝座首度易主。

公职类考试培训机构中公教育创始人鲁忠芳、李永新母子今年首次上榜,便登顶安徽首富宝座。2019年,中公教育营收大幅增长47.12%,股价同样再创新高。在经济下行压力陡增、就业市场萧瑟的今天,曾经受到冷落的公职类“铁饭碗”如今上升为避险资产,成为众多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首选。

凭借A股IPO的东风,同样首次上榜的宝丰能源实控人党彦宝一举超越“锰王”贾天将,登顶宁夏首富,财富在总榜单上高居第36名,为2019年A股IPO的头号赢家。“你离首富只差一个IPO”,资本市场永远是制造巨富的最佳工具。大举扩张的宝丰能源近年来陆续投产多个化工项目,但在上市后股价却持续下跌,为其蒙上疑云。

安踏体育的丁世忠兄弟超越达利食品的许世辉家族,成为福建首富。低端球鞋起家的安踏,凭借一路收购高端运动品牌FILA、号称“户外服装里的爱马仕”的始祖鸟母公司Amer Sports,正努力打开一线城市高端市场。虽然网友戏谑“爱马仕被卖给了江南皮革厂”,但2019年FILA贡献了安踏整体收益的43.5%,而安踏也实现过百亿的营收增长。视运动为生活方式的新中产阶级日渐庞大,体育产业前景看涨。

去年首次登顶上海首富的黄峥,今年成功蝉联。2019年下半年,拼多多的股价大幅拉升,一举超越京东、网易,跻身中国上市互联网公司市值前4名。看多与看空的巨大争议声中,拼多多的GMV(成交总额)和活跃用户数已超越京东,直逼阿里。

头部富人地位稳固,浙江的马云、广东的马化腾、江苏的孙飘扬、北京的王健林/王思聪父子均稳坐首富,发达省市首富没有变动。这一看似寻常的现象背后,蕴含着一条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发表轰动学界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其中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影响至深。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的本质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样的新组合既包括技术革新,也包括组织结构创新、开辟新市场等非技术变革,而所谓企业家,便是实现创新的人。熊彼特进一步指出,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让企业家得以在市场上享有垄断优势,高额垄断利润是激励企业家创新的源动力。马云、马化腾们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赢得市场垄断优势,并以持续的技术创新拓宽护城河,想打破这一稳态当然不易。

04 东北和中西部:破局科创

吉林和广西两省区今年皆未有富人上榜,尤其吉林已连续3年沦为富人榜的“局外人”,侧面反映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步入新经济时代后的困局。传统动能已然衰竭,新的动能尚未培育,后发地区出现青黄不接的尴尬。

2019年,黑吉辽三省GDP分别增长4.2%、3.5%、5.8%,均未达到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东北经济仍在转型泥沼中艰难跋涉。在新财富地区创富榜上,除吉林无人上榜外,黑龙江亦只有2人上榜。GDP数据稍好的辽宁则以12人上榜的成绩名列第二梯队,不过辽宁上榜的富人多从事石化、汽车、冶金、电力等传统重工业,新的增长动能欠缺。

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各异,却也都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中西部18个省市区共有68位上榜富人,其中仅有8人从事TMT行业。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尽管经济体量不小,但上榜富人多来自农业、饲料等传统行业,产业结构亟待优化。而宁夏、内蒙古等西部省份上榜富人则全部从事资源型行业,经济结构依赖于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薄弱,已成为制约转型升级的瓶颈。

诚然,创新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在晶体管时代为硅谷播下创新的种子,虽然它日后走向衰落,但由仙童培养的大批人才奠定了硅谷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石,此后一批批科技企业立足硅谷,提供的产品席卷全球。广东、北京、上海等省市作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富集了最优质的人才与资本,是创业者必然的首选之地。但这决不意味着东北与中西部地区注定徘徊在科创时代门外。

今年无人上榜的吉林,就拥有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分院等优势创新资源,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产业具有充分的比较优势。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在遥感卫星领域实力雄厚,创立的长光卫星为中国商业遥感卫星领域的领头羊。陕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份驻扎着大批部属重点高校和国家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潜力巨大。

行政逻辑下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其科研能力要想变现为产品和盈利,仍必须跨越学术与市场之间的鸿沟。

2017年,新任西安市委书记的王永康曾经提出被认为“振聋发聩”的十问,其中就包括对产学研一体化成效不彰的追问:“为什么我们科研院所林立,大专院校众多,重大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但在我市转化能力不足,墙内开花墙外香?”如今,王永康已远赴东北任职,西安的科技转型似已初见成效,西部超导、铂力特两家位于西安的企业登陆科创板,其中西部超导为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超导所创立,体现了西安基础科研的转化潜力。再加地处延安的三达膜,陕西共有3家企业实现科创板IPO,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领跑中西部。辽宁、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也各有企业登陆科创板。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畅通了金融血脉,后发地区在科创领域正迎来重大机遇,但要将科创的想象转为现实,依然任重道远。

来源:新财富

原标题:创业首选!中国最富500人,6成来自这四地!浙江被广东反超,竟是错过这一时代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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