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18日在《新京报》撰文指出，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

吴敬琏指出，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发生财务困难。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应对、采取什么样的风险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困难和回避风险，官产学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但是，吴敬琏表示，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

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消极后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这种办法增加困难。其次，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吴敬琏认为，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

这个关系重大的任务经过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吴敬琏认为，2006年总结“十五”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下正确的方略，是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

为此，吴敬琏提出，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第二，制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例如各地不问效果、蜂拥而上的“铁、公、基”项目等。第三，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第四，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而成系统性风险。第六，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第七，努力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无效占用的死资产存量，例如各地“晒太阳”的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