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锋

G20的2009年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和2010年的多伦多峰会这段时间，在全球和G20的平台上，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这和危机后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中国果断应对经济快速复苏有关，在一定意义上，也和中国央行的几篇文章有关。

《国际金融危机》收录了这几篇文章，而同时收录的2010年5月周小川行长在人民银行高级研修班上的讲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关联与建议》，首次披露了与此相关的幕后故事以及国际金融语境下的逻辑关联。危机之后，西方主流世界的声音认为，危机的源头在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因此，中国领导人“责成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要在G20峰会之前发出一点声音”（131页），随后，在伦敦峰会前的一个星期，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刊登了周小川的四篇文章（一篇以央行金融研究所名义发表），其中国际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刊出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关心国际金融的读者们大多还记得，这篇文章提出：应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包括建立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推动在国际贸易和大宗交易等领域使用SDR计价、推动创立SDR资产，以及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28页）。

这是一个以攻为守的逻辑框架。背后则是由来已久的国际交锋。故事要从2006年的“格林斯潘之谜”讲起，这一年，格林斯潘通过视频讲话在北京的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他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美联储每次按0.5个百分点的幅度连续提高利率，但几次加息后长期利率并不相应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这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现象（140页）。此后，对这个问题的主流声音倾向于认为，是亚洲的储蓄过剩、外储积累导致了全球的储蓄率变化和资本流动。危机之后，西方主流观点自然演化认为，亚洲的高储蓄率是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篇文章之一的《关于储蓄率的思考》对此作出了回应，提出亚洲储蓄率的上升和美国储蓄率的下降并非同步发生，警示西方应更多自省（134页）。而和SDR相关的中国立场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行国，存在“特里芬难题”（储备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和维持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义务发生矛盾），因此要求美元保持基本稳定，对全球负责。其后的逻辑则是：如果美国做不到这一点，是不是还具备储备货币的资格和条件？若不够格，总有人会提出SDR或者其他替代方案（139页）。

不难看出，以SDR为诉求点，击中了要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篇文章引发了最为广泛和激烈的国际反响。这几篇文章发挥了作用，伦敦峰会的讨论因此更加务实而平衡。

事后，有论者把超主权货币（SDR是其中之一）和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对立起来，认为两者非此即彼，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事实上，两者在短期和中期内可以相互补充，正如书中所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个多面体”（139页），“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可能走得太快……但也是要在中长期内予以解决的。”（149页）

SDR和Bancor

说到SDR，书中还披露了一段颇有意思的背景。2006年，由于“大稳健”已有时日，危机罕见，以管理危机为己任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费不足，发不出工资，要裁员。时任IMF总裁拉托征求各方意见以解脱困境，周小川行长给他的建议是，比较BIS（国际清算银行）和IMF，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42页）。

第一个区别是，BIS所有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涉及分红和中央银行间交易的财务处理都用SDR，基本避免了欧元波动造成的问题；虽然SDR是IMF的产物（1969年创立），但却不是IMF的核算和会计单位。第二个区别是，不少中央银行把一部分资产放在BIS，由BIS负责经营，这个资产规模大概有2000亿SDR；但IMF平时不掌管大量资产，成员国向IMF的出资平时也放在各自国家的账户上。周小川建议，如果更多发挥SDR的作用，使用SDR作为核算单位，IMF也可以保留一部分SDR现金资产在账上，从而解决收益问题。

这似乎确实是一个好主意。不过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让IMF重返全球权力中心，重要性与日俱增，加上成功的资源改革，使用SDR并推进这方面改革的迫切性降低了。

事实上，超主权货币体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凯恩斯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清算联盟计划（Clearing Union Plan）依旧让人无法忘怀：各国央行联合组成国际清算银行（International Clearing Bank，ICB，即全球央行）；为避免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上升并导致全球失衡，持续顺差并持有外汇储备的一国（债权国）不允许对冲，其顺差将自动通过ICB转为提供给债务国的贷款安排，总体而言，顺差和逆差在清算银行的体系内自动抵消；同时，ICB以超主权货币（Bancor）计价，各国央行在配额（过去五年贸易平衡平均值的一半）下用本币从ICB购买外汇，各国货币汇率和Bancor挂钩，基本固定但可调整；Bancor和黄金挂钩，但不兑换。这样Bancor最终成为全球货币，不但可以逐渐摆脱黄金的通货紧缩束缚，还通过逆周期的增加或减少配额，来维持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

这显然是一个“英国版”的精美模型，当时贸易持续顺差、国际地位蒸蒸日上的美国当然不会接受，来自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怀特的方案最终获胜，其方案加上凯恩斯方案的某些元素构成了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凯恩斯的全球央行（250亿美元初始资源）也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仅在危机时才有所作为的缩略版（80亿美元初始资源）。

后来，由于所谓特里芬难题，美国的逆差不可持续，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坍塌，之后建立的牙买加体系（Jamaica Accord）为日后波澜不断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超主权货币体系，Bancor， SDR，是理想，但却值得去研究并实践。

（第一财经日报杨燕青，2012年11月）

附文——SDR的发展现状

（一）SDR 的功能

SDR 不是有形货币，它看不见摸不着，仅局限于作为储备资产，其主要功能是作为 IMF 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记账单位。会员国分得特别提款权以后，即列为本国储备资产，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本国持有的 SDR 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SDR 还可以直接用来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支付利息费用；另外，IMF 贷款（不管贷款的实际币种是美元还是其他货币）一般也是以 SDR 为单位计算的。

（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

1.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原则：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规定，基金组织的会员国都可以自愿参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按会员国所认缴的基金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份额越大，分配得越多。分配为每一个参加国提供了免费资产，配额资产不计息，但如果某一参加国持有的 SDR 超过其配额，超额部分可以获得利息收入；反之，低于份额的部分就要支付利息。

2.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历史：

截止目前，SDR普遍分配只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分配总额为93亿单位SDR，在1970-1972年拨付。第二次分配为121亿单位，在1979-1981年拨付。2009年8月28日进行了1，612亿单位的第三次SDR分配。另外，对《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四次修订于2009年8月10日生效。根据这次修订，进行了SDR的特别一次性分配，数额为215亿SDR。目前总份额为2040亿SDR。

（三）现状问题：

1、SDR缺乏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础职能

从货币具有的职能观察，特别提款权只是具有价值标准、储备和记账的功能，在作为储藏手段功能上也是受制于缺乏以 SDR 标价的有吸引力资产这一限制，另外 SDR 更缺乏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础职能。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储备职能只是在流通等基础职能之上的延伸，因此，缺乏基础职能的支撑，导致储备这一职能也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事实上，正是由于“特别提款权”只是国际货币基金会创设的一种记账单位，其用途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它只能用于 IMF 自身和各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国际结算，而不能作为流通手段来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中进行直接支付，这使得它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2、非法币无信用支撑

现代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一般是法币，即有政府用行政命令发行，在商品交换中必须接受，并且不能换成贵金属的纸币。现代货币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建立在主权国家信用担保基础上，离开了主权国家或区域组织的信用担保，信用货币是无法确立的，更不用说成为交易结算、贮藏及投资的工具。特别提款权本质上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因此具有信用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资产的固有缺陷，也就是面临一定的信用风险。而且，即使同主权货币相比，它也不具有稳定的支撑。也就是说，它既不像黄金那样，作为稀有金属，本身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也不像美元那样，有主权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一方面，它不是实物商品，而另一方面，它的信用基础极其薄弱，一旦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生巨变，缺乏流通基础的“纸黄金”可能成为废纸。因此，这种特征也导致了多年来它只能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补充，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以来，外汇在全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一直高达 80%左右，但主要的储备仍然是美元，特别提款权在其中无足轻重。

3、供给不足且分配不均

从 SDR 的总的供给情况来看，《基金组织协定》规定，基金组织将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每 5 年为基本期以决定是否进行 SDR 分配，然而从实际分配情况来看， SDR 只分配过四次，这种分配方式显然无法保证 SDR 供给的持续性。从供给规模来看，理论上来说，作为国际储备资产，规模必须足够大，这样才能享受到储备资产的规模收益。目前，SDR 的供给总量显然难以满足各国对储备资产的需求。

SDR的分配过程就是SDR的国别供给过程，如何界定各国的储备需求水平进而进行 SDR 分配这在 SDR 创设之初就是一个难题。目前 SDR 的分配建立在基金组织成员国份额（Quotas）的基础上，制约 SDR 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在于“份额分配”。“份额分配”使得需要进行国际清偿力补充的国家没有获得足够的 SDR，甚至根本没有获得 SDR，比如一些后加入组织的成员国至今仍没有被分配过 SDR；另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却积累了大量的 SDR 盈余。

4、SDR的篮子货币代表性不足

作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SDR 必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广泛的可接受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标准中，只包括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这四种主要货币。首先，这显然同特别提款权所被赋予的国际货币地位这一要求不相匹配。

国际货币体系不只是上述四个国家参与，而在特别提款权中并没有反映出其他国家的影子，这显然同世界货币的定义有所背离。其次，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看，仅仅包含美、欧、英、日这四种货币，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四十多年，更多的新兴国家在崛起，经济比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特别提款权的定值篮子仍然停滞不前，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特别提款权并没有取得世界货币地位的原因所在。另外，发达国家并不缺少国际流动性，因为他们的货币本身就是国际货币。因此应该增加 SDR 篮子货币的种类与代表性，特别是创造性地将发展中的大国的货币纳入篮子货币，以增强 SDR 的可接受性与推广力度。

5、储备货币多元化挤占SDR发展空间

由于多种货币储备体系的发展，可供使用的储备货币种类增多了，从而减少对一种储备资产在国际结算和持有储备中的依赖性，这使特别提款权受到一定的影响。数量上，国际金融市场的膨胀，对许多国家提供了大量储备的可靠来源，这也限制了特别提款权的发展；另外，区域货币联盟的发展，也减少了各国官方对国际发行的储备资产的兴趣。

综上所述，作为人类历史上超主权储备信用货币的首次实践，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内在规律以及特别提款权设计机制上的缺陷，导致特别提款权诞生近四十年来一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再提超主权储备货币方案最受质疑之处。因此，要使得新的方案获得事实上的可行性，就要提高 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必须继续增加 SDR 的吸引力，扩大SDR 的使用范围。这包括建立起 SDR 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推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等以 SDR 计价；推动创立 SDR 计值的资产等。

目前SDR的规模仅为2040亿单位，约合2870亿美元，而全球储备资产在2015年9月大约为11.3万亿美元，SDR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仅约为2.5%，因此人民币就算纳入SDR，占比达到10-15%，那实际影响也非常有限。不能根据人民币在SDR中所占的权重来估算人民币储备资产的增加额。

附图——SDR就是一张刷脸救急信用卡

来源：飞鱼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