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曾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多年前我曾与一位朋友讨论，我说中国大陆的教育里面没有进行“公域”和“私域”的区分，所以很多孩子分不清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某些领域不能大声喧哗，某些地方又没有问题；某些地方可以吸烟，某些地方又不允许……，面对这样的问题，只是简单粗暴的竖起牌子用“可以”“不行”来解决了。

在大陆的教材中，也没有去分别“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更不会告知大家什么是“公民不服从”。

钱先生的这句话思维跳跃性很大，其实也含糊了这样的问题。

人在自己的私域范围内，不应该精致的“利己”么？每一个孩子在受教育时，不应该尽早设计自己的生涯规划，尽可能设计自己的发展么？这种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种种因素，包括对外在内在因素的有效利用。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我想这种“利己”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按照正常的符合法律规则来运作，完全可以“高智商、世俗和老到”。

但涉及到公共领域，则不能如此。因为“公域”是为众人的权利，而不是专为自己。现在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指为公共利益发言的人，如果那些人并非如此，肯定是虚假政客。

我想这才是钱理群先生所真正担心的问题。

他的话，我们应该这样补充：他们在公共领域中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多说两句。

“私域”往往是“消极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或者说有“不被干涉的自由”。在他自己的范畴内，除非危及生命等极端情况，完全可以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而“公域”往往是“积极自由”，就是“去做……的自由”，或者说需要借助外在条件才能实现的自由。

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悖离为公共服务的初衷，一旦通过干涉他人的自由和权益，来达成自己的利益，那绝对是损人利己的“政客思维”。

举个例子，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自然没有人有权力给他罚款。但是在一个公共领域里，则干涉了别人的自由，伤害了其他人的身体健康，就有问题了。如果没被众意立法阻止，也应该付出足够的补偿。

但公共领域的这些律法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没考证过。但我有个古怪的想法，我们设想一下，当有人做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你在做什么呢？批评？指责？道德高标？很好，这些也是“精致的利己”想法，如果现实毫无改变，说明只是计算不足，还不够有效罢了。因此，我想大概就像好的律法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恶”一样，当每个人在公域私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那么最后妥协达成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最有利于多数人。

当然，这建立在公共领域可以进行众意讨论的制度基础之上。倘若民意为大，每个人有选票，一般人也会“精致”的排除那些政客进入公共领域。但如果制度为大，那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会依附权力成为收获果实最大的人。

我这么说，当然有些不尊重钱老的意见。但我确实觉得：“精致”不是那些学生们的错，只是制度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