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是很复杂的。拯救世界的英雄可能会伪装成人人喊打的坏人，荣耀的光环也可能会无意间戴在十恶不赦的犯人头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真实的故事并展开丰富联想的原因。在漫画中，那些引起轰动效应的角色们通常都是拥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们，或者是有着疯狂的邪恶计划的大反派们，这也就是我们热衷于那些敢于突破传统的电影的原因。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两部奥斯卡奖的热门候选电影都证明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打破常规。它们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并且改编的都非常出色。在下周公映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新片《间谍之桥》（Bridge of Spies）中，影星汤姆·汉克斯演绎了冷战时期的律师詹姆斯·多诺万，而接受他的辩护的苏联特工鲁道夫·阿贝尔则由马克·里朗斯扮演。尽管多诺万曾遭遇失利（他被指派为辩护律师本来只是走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但他最终还是在法庭上帮助阿贝尔免于死刑，并且使阿贝尔可以加入到一项最终由多诺万谈判完成的战俘交换计划之中。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既没有妖魔化那个潜入他所热爱的国家并企图分裂它的幽灵，也没有抨击苏联人甚至德国人，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拖沓的政府以及碌碌无为的外交部门。正如多诺万在柏林的时候对他的同伴所说的：“我们被迫替我们的国家发声，我们的政府，哼！不足与谋！”

电影《间谍之桥》剧照

电影《聚焦》（Spotlight）则真实改编自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披露的恋童癖牧师事件。这一影片没有单纯抨击这名猥亵儿童的犯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自己也是性虐待的受害者），也没有针对天主教会中的害群之马和致力于为罪恶开脱的律师们。正如我们所说的，它的主题早已经超越了这些表面的现象，它所关注的是这个对罪恶视而不见，默不作声的社会。

这两部电影的目的都不是给观众提供一个情绪的发泄点。《聚焦》并没有将视角局限在某个时间在波士顿发生的某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反映了普世的价值观与责任心。而在《间谍之桥》中，当多诺万第一次为阿贝尔辩护时，他被旁观的人怒目而视，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也逐渐得到了周围人认可的目光-----这是对当时那个可以让好人变成刽子手的环境最有力的抨击。

这两部电影的结局都是皆大欢喜，但导演给予了观众充足的思考的空间。我们花钱进电影院是希望得到精神上的解脱，那些认为我们希望从电影中获得事实的说法都是我们为了保住颜面在自欺欺人。当然，我们依然希望自己相信童话，我们也不喜欢受人庇护，但我们确实不希望受到惊扰。所以我们需要电影的现实意义，而电影的这种三段式叙述结构也可以让我们在看完之后大呼过瘾，而不是备受煎熬。

近几年，有很多纪录片尝试了新的表现手法。诸如《愚昧年代》（The Age of Stupid）和《海豚湾》（The Cove）这样的电影的主题分别是资源的再利用和保护濒危的生物。但是电影的结尾并不是大团圆，人类都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影片也没有对这种罪恶加以粉饰。真正使我们感到兴奋的是对那些直面挑战的英雄的认同感，无论是超人、多诺万还是《波士顿环球报》的那些记者们。

所以电影并不会对现实亦步亦趋，或者至少说，这种经艺术加工过的电影都不会毫无波澜。例如在电影《隐藏摄像机》中迈克尔·哈内克用一种戏剧化的手法表现了道德上的紧张感和对于暴力行为的无力感。除此之外，科恩兄弟执导的电影《老无所依》和《严肃的男人》两部电影的结尾都如同突然挂断的电话一般戛然而止。所有的这些电影都收获的大量的赞誉，也收获了很多人认为它们没有逻辑、没有关联也没有重点的指责。

我们需要给自己的信仰找到归宿，虚构就是一个最容易的选择，在未知的世界中，荒诞的信仰可能成为唯一的信念。同样由科恩兄弟编剧的《间谍之桥》中，在多诺万踏上一条未知的旅程之前，他的妻子问他的丈夫要去哪里。“给我一个可以依靠的念想就行，”她对他的丈夫说，“我不关心真相究竟是怎样。”要是所有人都可以这般诚实就好了。

（翻译：王慧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