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张爱玲《小团圆》

有人日复一日地等着我打通他们的电话

文|温宏伟

将近 20 天，写日记成了我调整心情的最好方法。

1 月 23 日（腊月二十九）

和大婶儿开车去南四环外京良路附近去看等待领养的小狗。小区老旧，没有门卫，汽车乱停，占车位的自行车歪七扭八躺在地上。我们把车停在几个并排的分类垃圾桶旁边，爬上 5 楼，敲开门，走进屋，看到一个用包着粉色塑料皮的铁丝做的笼子，里面有 4 条棕色的毛绒绒的小狗。见到人了，它们兴奋地站了起来，滋滋地叫着，摇着尾巴。

主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穿白色 T 恤衫和短裤，戴眼镜。他说，他是做英语教育的，因为这些狗，春节期间只能留在北京了。屋里很热，但我总觉得空气和外面一样干燥，弥漫着看不见的某种情绪的灰尘。

我们蹲了下来挨个儿抓起小狗，区分雌雄，看眼睛、鼻子、肛门是否干净，看活力，看眼神。这中间大婶儿还去阳台上溜达了一圈，去看那只把脑袋藏在缝里把屁股露在外面的猫。

最终我俩站起来，对小伙子说，我们回去想想的。

站在车旁边抽烟。我回想着刚才的场景：那些执着地用后腿站着吱吱叫的小狗，趴在一旁椅子下面没有任何表情的狗妈妈，地上的三块电动自行车电瓶，出租房特有的廉价家具，走廊里为行动不便的人装的带有很多密密麻麻小坑的黄色扶手，还有堆在楼下的一个用来装货物的木头拍子。那上面写着「李军」二字，前两年我有位同学突然离世，他的名字也叫这个。

我对大婶儿说，我心里不舒服。看到那些小狗很可怜但却爱莫能助的绝望会在心里萦绕好几天。尽管我知道，大婶儿在溜达过去看猫的时候藏了一个红包在那里。

然后我发现，车头左侧多了一道划痕。

晚饭喝了三小杯五十多度的余市威士忌，之后和大婶儿一起把乐高航天飞机拼好，又借着酒劲儿拆开，手指头特别疼，但却很开心。

1 月 24 日（年三十）

下午和大婶儿去了趟北医三院，因为她前天看病忘了交治疗费。医院门诊关了，所有的自助机都被锁在里面。我来到急诊收费处，得知初二门诊上班就可以交了。回来路上，聊到当年非典时我们从来没有戴过口罩。朋友说我们「无知者无畏」。

晚上去父亲老伴儿的儿子——「弟弟」家吃团圆饭。感冒没好，始终戴着口罩。吃饭的时候自己单盛出来，坐在一旁把食物放进嘴里就把口罩戴上。像是往蒸汽火车的炉膛里添煤，添一次关一下炉门。

「弟弟」说，阿姨现在总是想「越狱」，掌握了沿着墙根躲开保安的反侦察能力。有一次，她从凤凰中心溜达到了朝阳剧场，最后走进了一家拉面馆。人家看她神情恍惚，就问她家在哪里。还好她记得儿子的名字。还有一次，女婿看到她溜出家门，就戴了墨镜围了条头巾偷偷跟在后面。走了一阵子后，老人家突然转身来到他身边，笑眯眯地说「：你戴眼镜还挺好看。」

她刚刚过完 80 岁生日，去年父亲住院，她被孩子们接走，几个月后就不认识我了。虽然她在我二十多岁时才出现在我生活中，但这些故事依然会让我万箭穿心。它们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生命」出的一道最混蛋的问答题：它告诉你，你回答得越正确，惩罚越严重，但我依然会说「：我要回答。」

和老伴儿坐在一起，父亲眼神中有两汪异样的光。我在文学作品中看过类似描述，但真正亲眼见到、感受到，这是第一次。那种光是生命，是依赖，是温情、信任，是没有重量但却让海浪不再翻滚的波光。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忘记这个场景，但还是拍了几张照片。我要让某些场景独立在手机和移动硬盘之外存在。

5 点多的时候，一位前同事给我发了一组微信的对话记录，然后说「：这是我一个群，里边有个人去完武汉又要去台北、东京，现在逃到了长沙。虽然大家都是朋友，但是不举报他我良心不安。跟您报备一下，我怕此人杀了我。我实名举报到国务院公众号了。新年快乐。」

1 月 25 日（初一）

上午看了几个充满温情的视频——比如两个橄榄球队的队员一起帮助一位脑瘫儿童触底得分，比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演唱会上将台下求婚成功的一对恋人请到台上为他们演唱《Jersey Girl》然后一起享受漫天的烟火。我打算把这些视频放在我刚开通不久的微博上，看看能不能吸引一两个粉丝。

午觉醒来和大婶儿一起包饺子，韭菜鸡蛋馅。我和她各拌了一半的馅儿，但结果是，两个人都把十三香放多了。

1 月 26 日（初二）

早上起来，大婶儿有点儿不舒服，身上发冷，嗓子疼，但还是开车回了一趟她妈妈家。下午 1 点多她回来后我俩开车去三院交费。再次未遂。医院门诊只是上午上班。

晚上在厨房一边替大婶儿看着她放在新烤箱里的面包，一边整理资料。不知为何，刚到家没几天说明书就不见了，她没找到发酵的标志，直接用烤鸡的模式进行「发酵」。当烤箱发出「当」的一声后，我们发现，面团下面都被烤熟了，也没有像她想的那样体积「变大一倍」。

晚上大婶儿一个人待得难受，隔几分钟就看看手机，隔几分钟就问我一遍「：怎么也没人理咱们呀？」或者「要不然咱们也喝一杯？」快 12 点的时候她把那瓶所剩不多的余市拿来，跟我喝了两杯。50 多度的威士忌有点儿烈，她痛苦地梗着脖子咽酒的样子很可爱。

1 月 27 日（初三）

早上醒来同事在微信上问我要不要用科比的图做「杂志」栏目开篇，看朋友圈才知道，科比的直升机出事了。我想到了多年前跟着奔驰去洛杉矶看科比为 smart 拍摄广告片的细节：那天他就是坐直升机来的，我们还在一间咖啡厅里排队和他合影。我排在最后一个，轮到我时我被拦了下来，他的助理说，时间到了。

想这些场景的时候，窗外飞过一只鸟。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地以为那是一只飞上来又落下去的篮球。

第三次来到北医三院，终于成功地把「钱花出去了」。我们的心情很不错，有些时候，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就会影响一天的心情，就像在生活的杯子里滴了一滴快乐糖浆。

去家乐福买菜、肉馅、五香面、饺子馅调味料。大婶儿告诉我，卖肉的人说，明天就只有冻肉了，屠宰厂要推迟到 2 号才上班。我发自内心地替那些待宰的猪长出了一口气：晚两天，也是一种幸福。

之后，我又去不远的燕丰市场看了下。那里比家乐福热闹许多，仿佛是它不归北京管，百毒不侵（这是我春节回复各种拜年信息的主题），而且几乎每个菜摊上都有稀缺的大白菜。

回到家，我突然冒出个无聊的念头：要不咱们买点白菜送给大家吧？大婶儿立刻赞同。我们安排老爷子吃上午饭就动身去了燕丰市场。到了之后我才知道，我看到的，其实是娃娃菜。好在，在离西门最近的一个摊位上，我们听到了好消息「：你要几棵？」

十棵。

「我只有八棵。」我都要了。

「不对，只有六棵。」我都要了。

「不对，还有五棵。」我都要了。

「错了，还有七棵。」我都要了。

「不行，我要留一棵。」给我六棵！

我敢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但正是这种不是开玩笑的事，最后看起来才是真正的「玩笑」。

燕丰，西北旺，西苑，舞蹈学院，莲花池。五棵白菜，五家人（西苑两家），一百多公里，我讲了 5 遍买白菜的故事。在西苑，一位路过的大叔对他夫人说，「咱们也应该买点白菜。」我善意地说「：您别了，应该哪儿都没有了。」我差点就把买白菜的故事又给他讲了一遍。

一路上我始终在观察汽车油耗的变化。跑上十几公里，百公里油耗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就会往小变一次，而可行驶里程数则以一个不正常的速度减少，那种感觉仿佛是活到了 70 岁时被告知你还有 80 年的寿命，让希望也不断被拉长。

回到家，感觉有些不舒服，偷偷量了体温。37 度。姐姐给爸买的大颗粒积木到了。吃完晚饭，我和大婶儿毫不客气地先玩了一遍。然后把那方形瓶子的余市喝完了。

大婶儿又给自己开了一瓶红酒。

喝酒的时候想，其实自己已经很幸福了：没有凭空得了冠状肺炎，没有在出行途中失事，能够有条件买几棵白菜和朋友们分享，甚至还有闲工夫替那些延期屠宰的猪长出一口气，应该知足才是。

1 月 28 日（初四，周二）

晚上大婶儿把昨天喝剩下的葡萄酒拿了出来，给我开了一瓶格兰菲迪 15 年。我给她播了今天下载的 Tom Petty 的《Walls》，她说：「我记得。那时候咱们还开小奥拓呢。」

1 月 29 日（初五，周三）

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 11 点了，大婶儿正在厨房听着大声播放的《We Are The World》。这两天一直在整理关于这首歌的素材，打算写下这首歌诞生的过程。没想到这也唤起了她的回忆。我过去和她一起包饺子。这是春节的第二顿饺子。

下午把昨天玩的大颗粒积木拿给了爸，他开始尝试着搭。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因为太难最终放弃。

晚上和大婶儿打算把前两年剩的 5000 头鞭炮送出去。但刚刚过去两天，大家对见面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一位大哥说，最好不见；一位大哥说，他们小区被封了。我俩只好去游车河。快到天安门，大婶儿把车窗摇下来拍夜景，拍不清楚，急得我双手快要握不住方向盘。事后我想：要是在长安街上被警察拦下来，后备厢有 5000 头鞭炮，他们会怎么想，我会怎么答。

1 月 30 日（初六，周四，大晴天）

爸的积木城堡初具规模，建起了一座小楼。晚上和大婶儿在书房喝酒。

1 月 31 日（初七，周五）

没有记日记。只能从手机的照片中回忆起些许片段：中午吃了饺子。爸的城堡基本上竣工了。晚上双黄连成了热门话题。

2 月 1 日（初八，周六）

早上起来发了个朋友圈：应该把今天定为「双黄连日」。

大婶儿又包了饺子，一个人完成的。爸的城堡拼好了，也是一个人完成的。我把《We AreThe World》的第一稿写完了，一万四千多字。

晚上看到爸给城堡拍照片。转身瞬间，我的余光看到城堡上放了一张他老伴儿的照片。我什么都没说，我怕他会不好意思，怕我自己会因为难过而不知所措。

2 月 2 日（初九，周日）

下雪了，很大。中午吃了大婶儿包的饺子，而且吃了两盘。大婶儿开心地说「：我最得意你的，就是你能吃。」

下午在家打印稿件。打印机有问题，我只能像教徒一样弓着身子弯着腰双手端着一张纸往窄窄的送纸槽里一张张地递，仿佛是在交忏悔书。出纸的转轮有问题，要把后盖打开，让打印纸直接走后门。此时也要非常细心，因为一不小心，打印纸就会掉到柜子和墙之间的缝里。总之，既要保持送纸时的虔诚，又要保证在打印完的纸出来的一瞬间敏捷地将其抓住。

一位前同事——也就是前几天举报不如实汇报出行路线的人的那位问我要不要口罩，说她有个朋友有个口罩工厂。我把地址给她，她回复说「：口罩明天生产，后天给您发货 50 个 N95，我让他们填写别的，您注意签收，否则会被拦截。一个 N95 用两天。您天天出门的话可以用 3 个月。」

2 月 3 日（初十，周一）

陪大婶儿去协和医院看病，缴费窗口排着六七个人，每个人间隔都是一米多。取药的窗口人们排得却很密实，还有人想加塞儿。我前面一位阿姨不断晃头，左一下，右一下，仿佛是在练习闪躲的拳击手——我估计她是在躲着从小窗口里面飞出的空气。轮到她时，她把医保卡「嗖」地一下甩进去，然后「嗖」的一下躲到窗口右侧一米多，令面对着前面一平方米无人空间的我不知所措。她在等药，工作人员也没叫我交卡。后面的人莫名其妙，不耐烦地伸出脑袋。

回到家，爸给我展示了他坐电梯防止感染病毒的方法。他从兜里拿出一根透明水笔，「用笔尖戳电梯里的按钮，戳完再把笔帽盖上」。

中午睡了一觉，起来看到大婶儿正在看电视剧。屋里热乎乎的，电暖器上放着一个不锈钢大盆。

「包饺子还是做面包？」我问她。

「面包。」她一边看电视剧一边时不时地转过头去看下那盆面，「再发点儿，再发点儿。胖一点儿，胖一点儿。」

2 月 4 日（正月十一）

中午和晚上都吃了饺子：有大婶儿包的白菜馅饺子，也有之前买的马蹄玉米猪肉速冻饺子。刷碗的时候她问我，「为什么我会觉得包饺子这个事儿这么有意思？」我知道答案，但没跟她说：不光是包饺子，还有烙馅饼和烤面包，你的身体会因为你完成了一个任务而分泌些脑啡肽来奖励你。你做饺子烙馅饼做面包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享受下那几滴脑啡肽带来的快感。但我没敢说。我俩的日常对话模式往往是这样：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她说：你别说实话！

前同事发微信说「：我认识的口罩厂被征用了。没法给私人生产了。早上给我退款了。口罩没了。」

2 月 5 日（正月十二）

放假以来大婶儿第四次包饺子，韭菜馅儿。

前天晚上做梦，梦到我把两个手机全丢了。我醒了之居然去床头看了下手机是否还在。更可怕的是，昨晚又梦到我的一个秘密的诺基亚手机不见了。它存着好几个神秘联系人的电话，他们有的在魏公村、农科院，有的在五道口、北太平庄。那部手机藏在我二十多年前住过的筒子楼（我们管它叫「16 楼」）。梦里那个房间不是真实生活中 那样正对西边楼梯旁的男厕，而是在东边楼梯旁边；打开门之后是一张横摆在门前的床，还有几个神秘的箱子。

这场景我不止一次梦见了，它们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开始取代真实的记忆。这种不祥的进展让我焦虑又恐惧：如果我们的记忆那么容易被改写……

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那样一个手机存在，有人日复一日地等着我打通他们的电话，说出神秘暗号，比如「香奈儿的代号是什么？」我说，「F-712 帽子模特。」然后对方压低了声音「：开始行动。」

2 月 6 日（正月十三，周四）

北京又下雪了。比昨天更大。

临睡前躺在床上看书，又想起那个梦，想起 16 楼的那个房间，想起那些秘密，想起那个手机和那些联系人。我又想起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梦：大学毕业后我在别人宿舍存了两个箱子。梦里的宿舍有时是我毕业前住过的那间，有时不是。但结果都一样：我要么找不到它们，要么想不起来到底有几个箱子，或者里面装的是什么。

如果有一天，我的脑子不好使了——比如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些梦或者幻觉会不会悄无声息地侵占了我的大脑，让我锲而不舍地回到中关村找我藏在那里的秘密，让我成为中关村地区著名的疯老头？我是否会满屋子找一个黑色诺基亚手机，要给联系人打电话，或者去五道口魏公村北太平庄农科院溜达，看看能不能找到那里认识的人？

我想，如果老做这样的梦，早晚会在梦的边缘摔个跟头，忘记了哪边通向梦，哪边通往现实。我于是放空大脑，对身体说：拆开关于这个梦的记忆的所有神经连结吧……一遍，两遍，三遍……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睡着的，但早上 10 点醒来时，我发现在自己像喝饱 雨水的秧苗一样状态幸福。这是春节期间我睡得最好的一天。

爸今晚又跟我说，晚上 9 点半白岩松会在中央台对话终南山。这是放假期间他第二次跟我提及这个谣言了。他似乎也比以前更爱看微信上的谣言。他还说了两次「104 公共汽车上只有一个司机」。不能出门的他没事儿就站在窗前看小区外的马路。以前他会数每天来小区送快递和外卖的人数。

晚上喝了 4 小杯格兰菲迪，再也找不到保持清醒的理由了。

2 月 7 日（正月十四，周五）

昨天半夜看到李文亮去世的消息，找了一张哨子的图发了个朋友圈。二十多年前我看过电影《摇尾狗》，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总统竞选公关专家发起一个运动，鼓励所有人把旧靴子往电线上扔。他还找了乡村歌手创作了名叫《旧皮靴》的歌。我想，应该组织人们在某个特定时刻用吹哨的形式来纪念这位「吹哨人」。如果是在电影里，还应该有这样的场景：人们网购哨子，哨子装在纸盒子里。他们在拿到盒子后心照不宣地晃一晃盒子，因为哨子里的小圆球，一晃就会哗啦作响。这么想的原因呢很简单，虽然几乎每个人都在悼念李文亮，但几年后他就会从记忆中消失。但集体吹哨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会在人们记忆中留下一个意外，吹哨人这个概念长存在记忆中——就像全国人民为汶川地震受难者集体鸣笛的那一刻：我和大婶儿开着一辆红色 Polo 停在新源燕莎商场南边的马路上，我用力地按着方向盘，按得手指发白。

下午大婶儿说，她买的水果到了，让我到小区门口去取。我跑下楼，看到专跑我们小区的小王把快递摆在门外的雪地上，下面垫着一个黄色塑料布。他说他初七回来的，在家隔离了一周。

晚上大婶儿有点儿发烧，11 点 10 分时 37.7 度，12 点 10 分时 37.3 度。下午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准备了一个哨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没和夜里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但当我看到桔红色上衣的人在摆放鲜花的医院门口吹响哨子的视频时，眼泪淌了出来。我随手在手机上记下：如何对得起一场悲剧？那就让它拥有更强大的戏剧色彩。

2 月 8 日（正月十五，周六）

和大婶儿去家乐福补货。回小区时被测了体温。大婶儿体温 31 度。放假之后第一次刮胡子。照镜子时感觉自己的脸变形了，我想，可能是很久没怎么见人了，很久没有笑了。镜子里那个男人非但有点儿陌生，而且还有点儿不怀好意。

昨天下午，一个朋友在微信上问我：whistleblower 这个词是中性还是贬义？我说我感觉是中性。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看《Talking to Strangers》，有这样一段内容：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有一种人被称为「圣愚」（Holy Fool）。他们和社会格格不入，脾气古怪，有时甚至让人觉得疯狂。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真相。他们是孤立的个体，游离于现有体制和等级制度之外，能够在真相需要脱口而出时不做任何世俗、世故的考虑，挺身挑战被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制度或者常识。最典型的「圣愚」就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实情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最接近「圣愚」的就是「吹哨人」。他们宁可牺牲对于现行体制的忠诚和周围人的支持，也要将真相公之于众。

2 月 9 日（正月十六，周日）

大婶儿中午烙了馅饼。我吃了六个。

吃饭的时候我给她听了十秒钟《We Are The World》开头的音乐，她说那是电脑开机的声音。后来多放了一点她突然意识到了「：听了这个就想包饺子。」

晚上吃了大婶儿新做的馅饼，和她拼了一阵子乐高。她把拼好的积木放到了阳台上「：消防队就应该在一个空旷的平台上，随时都可以出发。」

2 月 10 日（一）

下午去单位值班，这是 1 月 22 日离开单位后第一次回来。开车进地下车库时被要求测体温，然后扫码在一个微信小程序上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和事由。之后小程序显示「提交成功。让我们一起努力，打赢这场战役！」下面是黑色数字，序号 1614。

晚上把《Talking to Strangers》看完了。大婶儿拿出一个带有 Jonny Walker 标志的杯子倒了一杯橙汁，我喝了一大口，突然想起出差坐商务舱的时候一般都会喝上一杯这样的橙汁。我想起了飞机上凉飕飕的杯子。我突然怀念起喝下那样一杯冰凉橙汁的感觉。

后记：

这些天里，我很好。大婶儿也很好。我们用各自的方法努力活着，活好。

我去过 5 次医院，吃过 6 顿饺子，5 顿馅饼，大婶儿烤过 2 回面包。她说做馅饼饺子的乐趣在于面多了弄馅儿，馅儿多了弄面，生生不息。尽管每次做完饭洗完澡之后会累得不行，但我知道她的潜意识会一直推动她做下去，这样才能品尝到那几滴难得的快乐。

大婶儿的体温一直在 37.3 左右——她平时体温就偏高，为了确保 量体温的时间，我每次都在手机上设个 10 分钟的闹钟。每次闹钟响都会吓我一跳，我开玩笑说「：那比看到 38.5 的温度还吓人。」

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几乎每天喝酒。喝 2 杯最合适，超过 4 杯就 会头疼脱水睡不好觉。

我们一共组了 4 个乐高玩具。玩积木同样可以驱散郁闷。每次将一个硌手的积木块按在正确的位置上，随着生硬的痛感出现的还有小小的欢愉，它们冒着细小的幸福的泡泡，像是喜悦牌香槟。

把抹布洗干净是一种乐趣，跑去取快递是一种乐趣，练习右手开门按电梯刷卡接快递同样是一种乐趣。

我下载了一百多个小视频，至少流过 5 次泪——我相信，这不是因为我变得多愁善感，而是我正悄悄地滑向情绪崩溃的边缘。铺天盖地的信息，人人自危的情绪，爱莫能助的无奈，这些感觉如同看不见的瘴气一样在不经意间渗入毛孔，反过来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让我们陷入恶性循环。

它们比悲伤更具腐蚀性，因为悲伤是鲜明的、极端的，并可以用眼泪治疗。

我看了 4 本书，它们让我摆脱对所谓真相的痴迷，缓解无能为力的绝望。我帮在武汉的同事找到了一个能卖防护服的人，这让我很快乐，但后来听说，那个人的东西不是很靠谱。

我还找到了治疗头疼的办法：那就是看一本不像《Talking to Strangers》那么烧脑的书，看一本不会让自己时不时地想到「武汉」的书。此时的武汉就像是一位因为生病而急需帮助的至亲，逼着我去想解决办法。

我们去看狗的那家女主人还没回北京，大婶儿却收到了一条交通违法处罚信息，原来 29 号那天我家的车限行。

我的微博上依然没有一个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