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说到底是轻率的，天性像尘埃，受不了束缚；如果他自己束缚起来，不久便会疯狂地猛烈挣脱束缚，把长城、锁链以及自身都扯得粉碎。

——弗兰茨·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叶廷芳 译）

中国窝棚建造时

文|王琛

一

冰箱里的饮料太多了，花花绿绿，我仔细打量，端详，我想着我应该喝什么口味。可选择的越多就越难决定。我站在那里半天才挑了一瓶罐装可乐，330mL，无糖，下午2点，三里屯，握着它坐在了会议室的长桌边。屋里的光线暗了下来，是有人拉了窗帘。外面的天空里游荡着北京的冬风。

这里不是我的工作单位。我是杂志编辑，职能是写文章，一个做影视的朋友要拍一组职场纪录片，喊我来出主意，两个月了，我常过来开会，有时也出差，去了几个城市，跟人见面，听他们讲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

回头看，我还是更喜欢自己本来的工作。这可能很幸运。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比如我高中同桌张明，他是公务员，职责是检查我们县的加油站。我们县有那么多条马路那么多座加油站，我同桌一天检查一个，一个月都检查不了一遍。他的手臂从车窗耷拉下去，手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燃尽。这就是工作，无聊，无趣，但是张明一干就是八年，我每次回去见他他都说不想干了。他的叹息穿越办公室里缭绕的烟雾。后来，这两年，张明发展了自己的副业：钻研足球彩票。全世界几乎每天都有足球比赛，每天都有胜利失败，你下注了，那些所有的比赛就跟你发生了一点微小的连接。买足球彩票其实是赚不了钱的，买多了，成功率就维持在 50%。但好处是时间终于打发掉了。这是副业的好处。

我正喝着可乐，桌上的人坐齐了。有人开始发言，说着说着开始打手势。话语在这间温暖的屋子里打转。我走神了，回神过来还假装继续听。我环视其他人，看见有人正在打字，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

我把微信的通讯录从a到z看了一遍。通讯录里最多的就是媒体人（这是个特别笼统的说法），艺术家，公务员，房产经纪人，学生，互联网公司公关，HR（我大学读了这个专业），IT人士，学者，大学副教授（两名，其中一位是我的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喋喋不休地批判自己的学校和自己的同事），保洁阿姨，微商，创业者，神秘的创业者（神秘之处是不知道他们的项目是什么），币圈人士（比特币相关），律师，法官，财务，编剧，导演，变压器销售（我表弟任某某），摄影师，水果店老板，明星助理，明星（就一个，我不知道他还算不算明星，以前我们说一个明星曝光率不高就说他“过气了”，现在说“糊了”），投资人，足球解说员，年轻企业家（我另一个高中同学，子承父业，经营我们县的水泥厂），漫画家（画的内容以老鼠为主，竟然也赢得了声誉），外卖员（我跟他们一起工作过二十天，真的辛苦），快递员，作家，民警（也是我的高中同学，在我们那里一个景区派出所，前年有一次他将一位偷电动车的小偷逼到了河边，小偷跳进河里游走了，他却因为担心手机淹水放弃了追逐，目送对方远去），银行经理，宠物店老板，文学评论家（全世界最奇怪的工作之一），网红（这个说法有点儿粗暴），网店老板，教育培训人士，书店老板，窗帘店老板，玉石老板（以前是个娱乐记者），医生，自媒体人士，二房东（孙海洋，他在深圳丢了孩子，找了十几年），中学教导主任（我姐夫，工作以外最爱跳广场舞），中学老师（我班主任孙先生，自费出版了一本中国古诗词研究），出版人（像媒体人一样值得警惕），软件销售，官二代（我高中同学，在他的汽车后座放了一张假冒的牛津大学毕业证书，他做的事情现在在网络上被称为PUA），等等。

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吗？我不知道。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一划，通讯录里的名字就带着他们各自的工作滚动了一遍，各司其职，各就其位，世界正是如此，人们按照自己的分工生活着，一个恰当的稳妥的世界因此慢慢转动。要是每个人也为手上的事情很开心，人人爱岗敬业，我想，那可就真是个完美的世界了。

但有人可以不工作，或者以后也不会考虑工作吗？看来看去，我的通讯录里似乎只有一个周先生。

二

周先生今年 50岁，1990年大学毕业去了美国西雅图，做了十年IT，2003年回国，进入广州的一家报社，写文章作为主业，其后换了几家单位，换来换去，八年前在一家杂志离职，自此开始去世界各地旅行。

大家都说不工作的周先生是个真正自由的人，他就只想一个人到处走，他背着很小的一个行李袋（我见过几次），蹭各种杂志的酒店和飞机票，用最小的精力应付一篇稿子，吃尽量便宜的饭食，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地走下去。因为没钱，他得省钱。在国内他只坐慢车，有绿皮的就坐绿皮的。我跟他坐过一次，慢极了，晃晃荡荡，但他看上去特别享受。周先生的旅行故事太多了，我听得目瞪口呆，就比如他在阿富汗的经历吧：他说他被一个士兵拿枪指着头，这就要崩掉了，不过很幸运，另一个士兵心软了，按下了同事的长枪，解救了他。

周先生一米七出头的个子，瘦，说话细声细语，他的性格像是一盆最恰到好处的温水，不说脏话，聊到任何话题似乎都能微笑颔首地听。遇到问题就抬头看着半空，沉吟很久，才小心地回答出来。我记得有段时间他在读一本英文版的《舒伯特传》，我们一块旅行，推开他的房间门，就见他坐在那里，书放在膝头，右手手指点在书页上，一句一句地指读。

长枪指着他的时候他的腿软了吗？我想象着他的样子，想着我认识的那个瘦削的、神采奕奕的中年人。他到那里去干什么？那是他该去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待在北京的写字楼里做一个安全的文化人，坐在一张长条的会议桌前，一边喝着可乐和咖啡一边开会？

我是因为工作认识了周先生，这几年，几个朋友一起，跟他在国内国外也旅行了几次，我们有时候坐火车，有时候自己开车，到了一个地方就走走逛逛，喝着酒聊到深夜，聊到眼睛睁不开。时间久了，周先生这个人在我这里不那么神秘了，我想跟我一样，他选择了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旅行。周先生过的是旅行家的生活，在古代就是徐霞客那种人。

周先生是福建泉州人，2019 年春天我们几个朋友跟着他去了一次泉州。周先生说在泉州他家还有座祖传的老房子，多年无人照料，现在有个流浪汉住了过去，帮他们看家。老家还有个堂姐，最近召集家人，想把老房子修一下，开个客栈，或者咖啡馆。

三

要是我的碗有脸盆那么大就好了，站在面线糊的柜台前面看着那上下三排配料，在泉州，当时我想，那我就一样一个，把它们全都选进我的碗里。我觉得它们窸窸窣窣，就快要蠕动起来了。我们在街上走，一天吃六顿，吃得最多的是肉粽。关于孤独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比喻来自太宰治，他说，孤独越来越膨胀，就像一头猪。吃肉粽的时候就是，肥肉裹了麻酱，一口吞下去，我会觉得全世界的下水道都堵住了。好在路边还有清爽的石花膏。我们几个人站在一群小女孩观光客里排队，每人接过一个塑料盒，选择那些花花绿绿的配料。黄色的芒果，红色的山楂，白色的椰蓉，除了这三个，别的颜色我现在是记不住了。你随便吧，我对拿着勺子的服务员说，随便几样。

吃完石花膏，我们见到了周先生的堂姐，在她和她的儿子经营的彩票店。堂姐倒了茶水，拉椅子和我们一起坐下，两手铺在腿上，笑吟吟看着我们。她是那种并未放弃打扮的中年女人，从鞋子到头发都能看出来她细心做过选择。如果她去吃一碗石花膏，我想，那四种佐料她一定有自己的搭配，她会耐心把她想要的挑出来，指给服务员，即使身后乌央乌央、排满一队不耐烦的小女孩。

生活当然仔细地、专注地折磨过她，在她脸上那种习惯了收敛的笑容里你能窥探到一点。

在她的堂弟周先生的讲述里，我们得到的故事就更完整。

关于很多年前泉州的事情，周先生是从他爷爷那一辈开始讲的，然后是他爸爸那一辈，兄弟几个，具体数字忘了。直到讲到他的伯父，也就是眼前这位堂姐的爸爸，故事才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泉州，1960年代，周先生的伯父是当时真正的风流人物，那个年代的，或者放在现在——网剧里所谓的霸道总裁吧——也成立，家族里最果断的人，处理宗族事务，生意做得大，然后就跟他的太太相爱了，这位太太也是故事里富于传奇的女子。来自外地的富家女，而她的家庭恰恰在衰败当中。她屈身此地，优雅、好看、有学识，落落寡欢，格格不入，在泉州处于脆弱的境地。周先生的伯父就是将她置于困境的人，然后又一直跟她一起待在那个困境里。

就像一个人给了你雨水又给你撑伞。

一根香烟如果燃得暴烈你就很难控制它的速度，尤其是你如果没有循规蹈矩，按照一座城市或者一个村镇的传统来办事，而是仅仅靠自己的想法的话。住在一起很多年，似乎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周先生的伯父和那位小姐始终没有结婚，生下了眼前这位堂姐，后来他去世了，堂姐这一支的继承问题就很麻烦。已经是老妇人的小姐跟所有其他故事里不受待见的女人那样，在丈夫去世以后毫无凭恃，容颜不再，放弃对一切事务的主张，低眉顺眼，直到去世。

四

我们走出彩票店，跟堂姐一起去看那栋老房子。

泉州的街道我很喜欢，我说不出来它的建筑是何特点，像个城市又不像，像个小镇也不是，在真正的南方气息里又有某些苦寒之地才有的味道。

周家的老房子分前后花园，很多木柱，院落，东房西房，我没有常识去讲述它在建筑上的属类和特色。我会记得那些趴在木门上的白蛾，杏仁那样大，安静，妥帖，像是趴在那里二十年没动过了。整整一片，我不敢仔细看。

堂姐提醒我们注意腿上的蚊虫，也提醒我们轻轻推门，不要打扰那些蛾子。

如果它们飞起来就麻烦了，她说。

就在布满飞蛾的门边，堂屋正中，墙上挂着一行照片，那种旧时候的照片，堂姐向我们介绍，似乎有他们的太公和祖父祖母。照片早就失色了，故去的人在往事里看着我们。

老房子有几个房间的屋顶塌陷，杂草长出来，房子彻底损坏了。因为家里分了好几支，如今四散各地，大家共同继承这栋房子，怎么处理它就成了麻烦。有人要卖有人不同意，要维修出租又是一笔费用，等等，几次协商没有结果。现在它们就归雨水、白蛾和荒草管理。

很多故事都是这样，曲曲折折的尽头不是人，最好是蚊虫掌握世界。

十年了，这栋老房子里的人渐渐搬走，死去，四周的旧宅拆掉建了楼房，现在它这里是唯一的塌陷之地。水泥的灰色世界里唯一的绿色和黑色，绿色的植物，黑色的房梁和木头，黑色的井，黑色上带有苔藓的绿油油的石板。如果我们把一个家族里人的性格对应到一栋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里，周先生的伯父可能是暴晒在烈日下的院落，他不管不顾的事迹很多，终生未婚，育有一女。如果按照某种愚蠢的坏习惯，你就想去揣测所谓打破范式的人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倒觉得不好，就像打搅木门板上的白蛾那样，那样不好。白蛾应该沉静，我喜欢它们趴在水面那样趴在那里，我喜欢它们若有所思，不喜欢它们飞起来。

每个故事都是一个老房子，我确信这一点，泉州的是，别的什么地方也是，每个老房子的院落里都有一口井，我从来都不喜欢往井里看，我只知道它们作为井本身就该待在那里，我不会自大到希望明白井里有什么。

眼前这位堂姐是个讲究但没多少心思的人，因此在离婚的事情上没有得到什么财产，虽然是她的老公有了情人。堂姐是故事的末尾，堂姐离婚是末尾的末尾，她的儿子跟她一起生活，如果儿子没有小儿麻痹症，现在说话能清楚一点，那么这个末尾会更使人稍微宽慰一点。

我们跟堂姐吃晚饭，又吃到许多种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吃了很多，也喝了啤酒，其间堂姐的儿子想向我们介绍一个食物的吃法，他说不清楚，只有他的妈妈能听懂。堂姐笑着向我们翻译他的意思。我们点头笑，他不说话，满足地低下头。那气氛有点儿像哄一个小孩。沟通的结果是我们使他不再说话。

吃完散场，堂姐骑了一辆电动车，她的儿子坐在身后，母子二人打了招呼，往远处开去。他们的身影在我们前面消失。

像电影，这一瞬间，周先生说，是吧。

五

我们到泉州来是因为我们当中的周先生也对那栋老房子拥有继承权。在来泉州的路上他就开始讲述泉州的故事，抱歉，我听得囫囵吞枣，因此讲得磕磕绊绊。周先生是一位逍遥四海的人，隐匿者，流浪者，我忘了他的书上是自称还是别人的说法，说他是“万难逃脱之逃”。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逃脱，范式，义务，习惯，系统，规则，都很容易。可是我们没法逃脱于往事。周先生也是泉州往事的一员，也是老房子的一部分，他也许是那木板上的苔藓，也许也是那口井，不清楚，不知道，也许是一块瓦砾而已。也许是门板上白蛾中的一只。

夜晚，我们几个人喝着酒，在天台上开始讨论事情。讨论到最后往往不知道在讨论什么。我们住的那家民宿很静，泉州的东塔和西塔渐渐只剩下轮廓。我们好像谈到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风吹在脸上，酒精在我的身上移动。

艺术的道路是接近真实的道路，我对他们说。如果你喝了很多酒你就会说出那些奇奇怪怪的话，它对别人没有什么价值，也许对你自己有，也许对跟你一起喝酒的朋友有。

故事的结尾就是死亡，我是个没什么选择权的人，我是个 Nobody 。我的英文很糟糕但我记得这个单词，Nobody ，毫不重要的人，是吧？

你错了，周先生说。他酒后的声音因为厚重而增加了一些权威感。

你不是 nobody ，你不要把自己放进另一个讨论框架去安慰自己，我们所有人先是要生活，在生活里你不算是 nobody，你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真正的 nobody 是我的堂姐和她儿子，周先生说，真正的 nobody 是那个流浪汉。

六

北京的会议桌上此时沉默了，大家似乎在思考一个什么问题，我没听到，因此只好低下头，也假装正在思考。窗外呼啸的冷空气贴在玻璃上，游弋，逡巡，像夏天的苍蝇那样想钻进来。它们制造出声音曲折的噪音，像口哨，像叹息，也像粗重的喘气。屋里是暖的，有一种被围困的感觉环绕四周。

我给周先生发了个信息，我问他，在泉州那个帮你们看家的流浪汉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记得了，周先生说。

在泉州那天，我回想着，我们跟着堂姐在那栋老宅子绕了一圈，最后才到了流浪汉的地方。

是的，是地方，不是房子。跟我想象的不同，周先生说流浪汉帮他们看家，那么我以为他会住在老房子里，因此我们在那大房子里走，我是等着在某个角落的一间里看见生活用品，床铺、桌椅、脸盆什么的。

但是没有。我们是一直走到了房子外面，屋后的一块像下水道的汇集区，由于建设规划的失败而形成的那样一处空地上。有一个黑色的窝棚。窝棚，应该用这个词——一个三角形的窝棚——几块木柱搭起来，看起来相当坚固，不是只住了三两年的样子。旁边是几根钢丝，挂了几件衣物，其中有几件红色的女人内衣，在风里面摇晃着。

我们一起看到了它们。在一片灰黑的弃物当中，它们的颜色有点儿刺眼。

堂姐解释，流浪汉后来跟一个流浪女住在了一起。

我们都点了头，那些都是我们不太需要去想象的事情。真正的流浪汉的生活，他就住到了泉州故事的结尾里。

站在窝棚门口，我看进去，里面漆黑一片，隐约是一张床，有两把椅子。我一直在想他们怎么防蚊这件事。是的，我想到的甚至不是刮风和下雨，不是别的，我只想到蚊子的事情。被蚊子咬是很痛苦的事情，在我的世界里，是的，很痛苦，一只无名的小昆虫会让你很难受，让你睡不好，让你不能愉快地遍访你的梦境。

那天我们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那个流浪汉出现。堂姐说他去忙什么了。我想应该是去捡垃圾，捡一些卖掉，把一些生活用品继续用起来，就像眼前这些已经被用起来的旧物。

他可能才是泉州往事的末尾吧，我想，他是那个没有选择的人。

一个讲述者，一个亲历者，或者一个别的什么角色，一个自以为能探求什么的人，你认为你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能选择的话我也不知道。去往事里寻求一点什么安慰就像在一条狗身上探求一只跳蚤那样。往事里不剩什么了，井里没有水，我会跟你说，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是站在末尾的那个人，没有选择权的人，我们也许不会想快乐和悲哀的问题。能活下去就好了。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只是老房子里门板上的飞蛾一只的话。

你肯定不会接受，当你能选择的时候。当你站在那些佐料面前，你会犹豫，你会贪婪，你会希望你的碗有脸盆那么大。为什么不呢？当你能选择的时候，当你自以为离死还很远，而又自以为在某个故事里你仍然是主角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份工作，未必喜欢，你会选择一种生活，唉声叹气，但你不会选择去捡拾那些人间的弃物，辛苦地搭建一个窝棚，和另一个流浪的女人住在一起，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