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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伟:EMBA是中国商科教育特色,但MBA才是未来

李伟认为,未来商科教育会在MBA项目上看到更多发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江敏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李伟总能看到生活中的另一面。在美国因疫情疯抢厕纸时,他对企业固有的供应链管理提出质疑。“从家庭到超市,手纸库存量仅供两周使用,工厂产能也以此做标准,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但对效益追求却增加断供风险,如今现状就暴露出问题。”李伟评论道。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迹象频现时,李伟又将关注点放在国家政策、公共管理与商业的微妙联系上。在去年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学院(下称GIG)带团队访华时,负责国际项目的他主导了两家机构在MBA项目上的合作。

GIG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享有盛名,曾培养出科菲·安南等优秀政治家。两者合作也有战略互补的意思。过往的商学院教育往往仅聚焦于商业策略和运营等能力的培养,忽略企业管理者对国际局势和政策的把握。但在现如今的国际氛围中,忽略政策可能让企业、尤其是出海企业面临生存考验。

在复杂环境下,中国的商学院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与长江商学院成立时不同, 有着硕士及以上文凭的管理者们增多,旨在为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商科学位的EMBA市场需求则在下降。

李伟认为,未来商科教育会在针对年轻管理层的MBA项目上看到更多发展,而对于这一常态,“前路怎么走“将是国内商学院们不得不思考的难题。

界面新闻:一提到长江商学院大家会想到EMBA,这一模式也引起国内其它商院的模仿。从成立背景上来讲,您认为长江商院踩到哪些风口?

李伟:一个大背景是中国加入WTO。在此前,中国经济一直是分割的。加入WTO之后,限制商品、人员和资本流动的条条框框被拆除,重塑了国内的营商环境,经济市场变得统一。国内做生意变得更容易了,企业自然多起来,对商科教育需求上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长江商学院成立了。

但在国内想要办好商学院,必须和海外商学院竞争,如果采用同样模式,很难有吸引力。毕竟国内对“洋学位“认可度更高。长江商学院的模式则完全跳脱出来,可以说是扬长避短式的创办了EMBA项目。

国内同行很快就学到了,现在中国EMBA项目的数量远超过MBA,但这种模式在西方几乎找不到。像是在美国,企业高管几乎都有商科背景,不会再选择去读EMBA。

不过虽然EMBA在中国非常成功,但未来还是会回归MBA这类传统商科教育上。现在有本科和硕士文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对EMBA学历的需求已不是很旺盛。但MBA不同,所以现在各学校都在考虑未来教育市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界面新闻:30年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很多外企进入中国,一定程度上带动经济发展,但现在国际上却在谈全球经济与中国脱钩。您如何看待这种论调呢?

李伟:长江商学院成立时,正好外企扎堆进中国。两类原因驱使他们,一些企业是将中国视作生产基地,其产品几乎不在中国销售,都是出口海外;另一种是看重中国的消费市场,但因为中国关税高,进口成本大,于是直接在这里建厂销售。包括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当年在上海合资办厂都属于这类。其模式很简单,企业将零部件运过来,然后在国内组装,目标是将汽车卖到中国。此后才将产业链延伸,将零部件也交给国内厂商制造,产品主要销往国内。苹果手机则是两种模式的结合。刚开始是在中国建代工厂,后来将中国培养成它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经过和外企很多年磨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国人收入提高,也很少有消费品公司不将中国视作重要市场。所以,全球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并不现实。

另外,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全球其它国家,“去中国化”的成本实在是太高。有人觉得可以找其它国家替代,这是低估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有14亿人口,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有优势。我们能占据重要地位不只是因为人力成本低,还有我们能有专业技术人员以高效率完成企业目标。所以“去中国化”不仅不现实,且成本高。

但是“去中国化”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尽量化解和降低其负面影响,同时也没有必要提心吊胆。

界面新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要注意些什么?商学院能提供什么帮助?

李伟:刚刚说我们不用过分担心,但有一点必须注意,要避免产业转移自然发生。因为成本上涨等经济因素所导致的产业转移可能是永久的,而政治因素一般反倒是短期的,除非同时爆发国内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大变革。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继续深化改革与开放,应该是我们企业管理者和国家政策决策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大家工资上涨是好事儿,这部分不能省,但有些成本需要省。我们接触很多国内的中小企会抱怨现在用地成本很高,包括写字楼、商铺、和厂房租金,上涨幅度很大,甚至超出企业营收的涨幅。而这部分成本高并不是因为用地少,而是制度原因。在未来国内的体制改革中,应该逐渐摆脱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

对企业管理者而言也要从成本和效率这两方面考虑。比如开拓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轻资产运营等,减少办公用地、生产设备和厂房。

在这种情况下,商学院还能做什么,有一点需要强调,我们不是咨询公司,能为企业提供咨询方案固然是好,但商学院不会为赶时髦而跟风。能沉下心来做一些有长远意义的研究,能为学员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为他们管理水平赋能,这点更重要。

界面新闻:在疫情之前,出海是很多企业的目标,商学院也会将此作为重点研究,现在环境下,是否意味着企业应该改变计划?

李伟:对于出海企业,可能要转换思路,一个是要避免和海外对手同质化竞争,另外是要尊重目标市场的政策和环境。字节跳动这种就是很新型的出海模式,在海外收购Tik Tok反倒成就了抖音。这种出海更像是一个年轻的海外公司在本地市场拓展业务,渗透作用更为明显。

界面新闻:那这意味要出海企业要弱化“中国”标签?

李伟:没有必要,但一定要注重用户和员工个人隐私的保护、尊重当地的人文习俗、和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作为公司应该将数据分割,做本地化储存,并按当地的法律法规之内处理数据,这个过程也要做到公开。

界面新闻:商学院国际化项目是否也该调整呢?

李伟:以前中国企业出海可能更多是研究市场环境,当地需求,现在变成研究当地政策环境,我们在设计MBA项目时也会参考这点。

以前,对国家政策的研究的确不是在商学院的强项。在全球化浪潮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大家都认为“国家”这一概念不重要,“公司”和“市场”才是最重要。但现在,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国家政策等将对未来企业影响深远。企业家既要了解政策在目标国家制定和实施历史,还要知道其对本地商业影响,更要能很快分析自己企业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应该关注未来国际体系的演变。

作为商学院,虽然研究国家政策并不是我们的强项,但国际合作能为提供助益。未来MBA教育要培养管理者在各领域有所涉猎,他未来可能不会是政策分析专家,但一定要深谙其理。

疫情影响下,很多社会问题较之前更为突出,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挑战是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家与公共政策制定者共同解决。

界面新闻:现在全球经济情况都不景气,您判断商学院是会受益还是受损呢?

李伟:商科教育往往是与经济环境逆向发展。我在美国任教时情况就是如此,经济衰退时,我们的招生会非常好。但经济好时,录取情况就不稳定。经常会有拿到通知书的学生临到开学前才会告诉我们来不了,因为被硅谷公司录取了,这些都是真实案例。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和杜克大学受影响还比较小,因为他们的校址都在风景优美的小城市,但地处硅谷中心的斯坦福大学就容易受到严重波及。硅谷公司似乎还有一套奇怪的招人理论,如果这人被斯坦福大学商院录取了,那么他可能就是我想要招的人。

当然,硅谷创业公司的招聘策略是经过市场考验的。商学院对职场人士的职业发展帮助是肉眼可见的,它也会吸引一批有闯劲的人。从这层意义上讲,商学院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人才筛选的过滤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会有想冒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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