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晚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顾氏国际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此举行。由于在推动中国器官捐献事业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医生、全国政协常委黄洁夫成为今年顾氏国际和平奖的19位获奖者之一，他是中国大陆首次获此殊荣的医学界人士。

顾氏国际和平奖，是同诺贝尔和平奖一同在联合国备案的两个和平奖项。其主要奖励那些在科学发现、政治文化、艺术文学、医药卫生、慈善宗教、商业经济、国际事务等领域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和谐、尊重人类生命与尊严并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

此次，顾氏和平奖主要就黄洁夫在医疗行业尤其是在器官移植手术和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而进行嘉奖。获奖证书中称，1994年黄洁夫成功进行了中国首例肝脏移植手术，1997年进行亚洲首例肝肾联合移植手术，他还是中国肝脏移植发展的学科带头人。证书中赞扬了黄洁夫作为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国器官移植法案的颁布和实施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证书还提及并肯定了黄洁夫作为中国医院协会主席在公立医院改革中所做出的贡献。

不得不提到的是，在黄洁夫和所有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府决定自2015年年1月1日起，中国器官移植彻底停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

长期以来，在中国，利用死囚捐献器官一直都是“公开的秘密”，但却讳莫如深，也因此曾饱受西方国家诟病。而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黄洁夫也曾坦然承认，自己曾在1994年跟随器官移植的供体组（器官移植分为供体和受体两个组，供体组负责摘取器官，受体组负责移植在患者身上）前去刑场。而器官摘取现场让他至今不堪回首，也从此他再也不涉足供体的事情。

“我是一个医生，医生有一个道德的底线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同时是一个很纯洁的救死扶伤，必须在神圣的殿堂里举行，如果进去了违背了医生的基本的道德底线。”黄洁夫如是说。

但黄洁夫也称，当时的器官移植现状也令医生感到无奈，一面是亟需被拯救的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庭，但另一方面，当医生回想器官来源时，却又觉得很无奈。

尽管不再涉足供体的事宜，但黄洁夫认为，这种让医生和死刑犯都丧失尊重的状况需要被改变。

在黄洁夫看来，在现实司法程序不透明的当下，很难保证死囚是自愿捐献，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无从谈起。而合法使用死囚器官的口子一旦打开，还会引发后续一系列问题，比如由于法院和医院会存在利益关系，腐败难以避免。

“死刑犯器官来源，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保证囚犯是自愿地捐献，是其临终忏悔和赎罪行为”。在公开场合，黄洁夫曾如是称。

十年前，同样也是在马尼拉，黄洁夫揭开了“禁区”大幕。在当年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在讨论器官移植的时候，黄洁夫首次披露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囚的捐赠。

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黄洁夫回忆道，当被问及中国的器官是哪里来的，一年有多少器官移植数。作为卫生部的领导，以及医生的他认为“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假话”。于是他坦然表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体系存在。而器官来源只有两种，一种是亲体捐献，血缘关系可以捐献‘另外一种尸体器官，全部来自于死刑犯。

一石激起千层浪。

很多人为黄洁夫的坦白而担忧。但这次公开发言，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也成为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拐点。黄洁夫受命担任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改革的领军人。

随后，在2006年和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相继发布《广州宣言》和《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国公民的器官移植捐献体系，也从此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2010年原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启动公民自愿捐献工作。201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中国的死刑罪名由原来的68个减至55个，但增加了一条刑事罪名：器官买卖罪。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颁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严格禁止移植医院与法院直接联系获取器官及使用器官，所有器官来源应可溯源。2014年，来自公民捐献的移植数已达到80%，我国已经具备实现器官来源从司法渠道到公民捐献成功转型的大环境。

2014年12月3日，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移植大会上，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用死囚器官。

但停用死囚器官并未有出现传言中“没有死囚器官会导致大量短缺”的情况。据《人民政协报》称，据统计，截至2015年11月9日，我国共实现捐献案例5384例，捐献大器官14721个。其中，2015年实现捐献案例2237例，大器官6252个。并且，器官移植的手术质量也得到明显提升。报道转述了黄洁夫的判断：“按照现今每月约200例器官捐献的增长趋势，2015年公民器官捐献会超过2500例，按每例捐献提供3个器官计算，再加上亲体捐献，今年由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将突破万例。”这意味着今年的移植数将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的一年。

对于此次黄洁夫获得顾氏和平奖，国内外医学界多认为，这是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终获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

但在接受《财新》等媒体采访时，黄洁夫并不讳言目前整个体系的薄弱。他表示，现在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体制，如红十字会与国家卫计委的协调不顺、《中国器官移植条例》多年未修改等。

除此之外，器官移植缺乏绿色生命通道的问题也在近年来被屡次提及。今年10月，中国肺移植领域著名医师陈静瑜在微博上发布一条消息称，由于堵车，移植团队携带器官错过登机时间，但当时飞机还未起飞，移植团队已在值机台等候，却仍被拒绝登机，险些浪费掉一个宝贵的捐献肺脏。此事引发广泛关注。

接受媒体采访时，陈静瑜医生称，2015年头9个月里，中国各地有约300个捐赠的肺源，五六十个在运输延误过程中衰竭。器官移植缺乏一个由卫计委、民航、交通等多部门联动的绿色生命通道。

“器官移植缺乏一个由卫计委、民航、交通等多部门联动的绿色生命通道。”在过去的几年间，每年全国两会时，作为人大代表，陈静瑜都就此问题递交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