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不大能谈论的，说出来难免失言。我们在尽可能忠实的面对一首诗时的感受，也无法曲尽其妙的。诗歌给我的印象，常常是朦胧的，若隐若现的，闪闪烁烁的，很难用理智去逐句地加以分析。有时，我可以记录它的主要旋律，而有时，我只能吟唱其中的几个音符。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发布的“独家新闻”，成为一个个“隐秘的真理”——那像风声，像树语，像马嘶的象征符号，我们是真的明晓意味了吗？

倾听雪川的诗歌，从《峨嵋诗魂》开始。《峨嵋诗魂》是雪川1989年蛰伏佛教圣地峨眉山的沉吟。大自然的美无处不在，不管我们的灵魂有多少隐晦和污垢，身处神灵之地，充沛纯净的事物使人的心灵和自然重归为一。诗人喝着木碗里的清水，深邃的神谕轻拂，智慧的果子纷纷坠落。他进入了一个新的或许能使人再生的天地，臻至成熟的感知力，随着自然的流变流淌出超凡，宁静的诗句。因此这些诗有一种浓郁的宗教情境，尽管如此，雪川也只是一个过客而已。这真的是一个清静无为，修身养性的出世之道吗？雪川看到《鸽子花》：“有些很深的口要吞掉什么／苍白的花魂躲开流云”，《晚钟》里“菩萨的眼睛里也有隐隐的泪光”。他聆听“蝉声聒噪”，用“落寞的情怀”牵挂“世间的隐情”，“想象着一个属于春风属于爱的季节”，感受着“几千年几万年的刀伤剑痛，练就我苦苦的纯情”。“报国”的纷扰。“忘尘虑”哪能那么容易忘掉尘事的。那样一只“有苦木如洪椿苦命如黑鹳”的黑白珍禽，声声悲泣，让“黑色是沉着”的更加黑色，让“白色是空灵”的更为空灵。

《郭沫若祭》的诗歌语言和《峨嵋诗魂》的诗歌语言大相径庭。1992年，逢郭沫若诞辰100周年，雪川自拟郭沫若，与毛泽东、尼采、屈原、柏拉图等中外名流进行灵魂对话。这首由30个篇目组成的3000多句长诗——洋溢着激越的，梦幻般的，少年式的喷薄力量。他冲破所有的羁绊和禁忌，发挥惊人的艺术想象力，开始确立一种敏锐的自我意识。这样的自我意识书写一个大写的个人，鲜活的个人。我不知道，绑住《峨嵋诗魂》的锁链是什么时候断开的。由迂回曲折的隐喻变为痛快淋漓的直抒胸臆。雪川离开了那个“忘不透的林子”，隐形于《峨嵋诗魂》的自我，终于彰显在世界思想的舞台中心，一举崭露头角。我一直以为，不管是哪一种宗教信仰，都像是一个牢房。我们在亲近一种思想的时候，难道不是偏执的在拒斥和压抑另外的真理？诗人啊，在面对各种玉液琼浆的时候，千万不能贪杯。诗人的行动应当在路上，在第一次的体验中和永无止境的寻找中。

接下来，《太阳血：国魂祭日》、《天涯草》、《老兵的诅咒》、《中国，我们问谁》等等铿锵的文字，像一根根标杆，长矛或者刀剑，拷问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雪川的写作，再也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艺术探索，而是把整个民族人类背在了身上。他企图擦亮血迹斑驳的历史，为殉难的先驱者而哭。他嘲讽那些只剩下“一具具黑眼眶一具具空巢”的诗人们，在怪声怪气地摆渡“我要伤口”。那种苦难深重的历史情感，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矿工之死，无人作证的英雄事迹，以廉洁自诩的人民医院结算出550万元医药费的骇人行为，怎么能不让人动容和震撼？阅读这些凝重的诗歌，我的内心绝不敢轻薄。很久，很久，我的耳畔都是这些令人悲凉的疾患的“白山黑水”，都是“我诅咒，我呼吁”的抗议之音。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鲜花的陷阱。人类的物质世界迅速走向辉煌，而精神的种子却衰落了。这是一个社会腐败，道德边缘，人格萎缩，艺术创造力贫乏的时代。到处是冷漠的“看客”，“沉默的大多数”，在当代大多数风雅诗人作田园牧歌式的吟诵时，雪川的激愤姿态如此稀缺可贵，令人尊崇。对于一个人文精神的追求者，一个保持独立性的灵魂，他的黑白世界，如此清俊和醒目，却不是被放大，被过度阐释，而是遭遇忽略和轻诋。毫无疑问，这样的黑白世界，让黑暗和光明、理想和现实、善与恶、爱与恨的叠加，纠结，碰撞，散发出更为鲜明突出的艺术效果。我们的心灵常常就是这样：虚虚实实，矛盾冲突又和谐平淡，庄严又富有诗意。

雪川，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同时又非常善于思考的人。他的文学创作除了种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更有赖于一种深层的内驱力——永不枯竭的批判意识和艺术鉴赏力，促成他多棱的思想在继承中西方的美学理论基础上不断增生和跃迁，一棵树因此生长出风格迥异而显得有点佶屈聱牙的枝条来。最后，关于那些应景的反而很有社会影响的辞赋，坦率的讲，我是没有这个底蕴，自然也欣赏不出一种裹脚女儿的韵味。我的目光，只愿追随他那忧虑的投向远方的注视。（彭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