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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三):昔日江淮小城的中国“硅谷”长成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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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三):昔日江淮小城的中国“硅谷”长成路线图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个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科学中心如何在城市这一级别建立创新体系。

文|孚园研究院

前两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中西部城市有效拉近与东部城市差距的种种尝试,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依托大学与研发机构等“创新驱动者”建立创新区(所谓创新区可理解为对包括美国剑桥市Kendall广场、波士顿南部滨水区、巴塞罗那22@区和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的观察总结)。

如前文所述,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这三类重要领域中,国外发达国家在前两项的投入远超我国,虽然近年国内整体研发规模喜人,却严重倾向试验发展方向(见前文:城市发展 | 实践创新(一):中西部城市要逆袭东部城市,出路在哪里?)。这虽是我国经济追赶时期的客观表现,但创新产业培育的前置宜早不宜迟,因此,我们重点以合肥高新区为观察对象,验证创新区的要素构成要素。

本期,我们将进一步来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个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科学中心,如何在城市这一级别建立创新体系(其他两个均以创新区命名: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01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什么近两三年里要集中建设综合国家科学中心?以及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定区域内高度集聚多类别基础研究平台,针对前文所述国内目前相对薄弱的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开展跨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攻克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科学难题,旨在为人类文明进步做贡献。这种做法综合借鉴了国外国家实验室的发展模式,核心目的是把现有散落的、不均的基础研究部门未能发挥的学科引领作用竖立起来。

虽然说总体目标是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但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中试-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后,落地形成的巨大经济效能也是极其重要的,国内相关产业将在全球领域获取更多产业话语权,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去年芯片卡脖子的状况。其次,在形成区域产业集群的基础上,也能进一步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大大增强所在城市的城市创新能力及影响力。

选择北京、上海、合肥建立综合型国家科学中心,因这三地均具备特殊共性:已有大科学装置、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顶级科研院所、顶级企业研发中心。

但为什么合肥要以城市为当量构建科学中心?

不可不提的原因是,如今在三地运行和在建的大科学装置绝大部分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建设,而三地先进研发机构中任主要岗位的人才又有相当人数成长于中科院和院直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1:合肥与北京怀柔综合国家科学中心的功能分区

2018年合肥正式规划建设“滨湖科学城(滨湖新区)”,既涵盖了上一篇创新专题中提到的高新区一二期范围(城市发展 | 实践创新(二):合肥“城校共生”的探索之路),又纳入了现有的科学装置集中区(科学岛)、中科大等一众院校,形成功能明确的三大功能版块:

-高新区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核心区和成果转化区;

-围绕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建设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依托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建设教育科研区;

图2: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规划以及周边配套产业转化功能区

合肥综合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城市为当量,力图实现将既有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实力快速转化形成规模化的先进生产力,而此举最大的信心与筹码根本在于与合肥相生多年的中科体系。

此次定位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的核心: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学岛,前身为中科院合肥分院)下辖的包括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在内的十余个顶级研究所,本身即肩负着基础研究和前瞻性课题研究的重任,被称为“国之重器”的项目,如第一个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全超导托克马克和稳态强磁场等均布置于此。再加上为中科体系持续培养基础学科人才的中科大,学与研紧密咬合,如此底气支撑合肥举全市之力,将国家实验室实现成果转化。

02

斯坦福前校长约翰·亨尼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MIPS公司创始人,被誉为“硅谷教父”)如是说:“Growing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Lessons from Stanford & Silicon Valley”。

简言之,就是科研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每一次新的技术突破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行业,而斯坦福承担的大量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恰恰是创新的源泉,任何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撑。

唯有站立在这个高点才能获取新兴产业最丰厚的利润。

我们一再强调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创新人群对于创新区的锚定作用,尤其是拥有强势基础学科能力的院所,政府应匹配对应资源以此为撬动点驱动下一轮经济增长。很多区域以斯坦福与硅谷的关系为典范,试图复制这样的共生共荣模式。在过去的2006至2017年间,诞生于斯坦福的初创企业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均领跑全球各大学(期间共成立957家企业,培养了1127个企业家,孵化出51家“独角兽”)。

在我们看来,如果合肥能持续地、更全面地释放中科大及中科院下属研究院所的能量,其可达到的创新经济当量或将足够可期。

以行业为例,CB Insights上月发布了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人工智能独角兽报告,共有32家公司上榜,均为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而在这32家中,中国占了10家,美国占了17家。有意思的是中国这10家中,有4家的创始人毕业于中科大。

目前各类科创人才在高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近追平上海,而人才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同时,进一步提高相应的激励机制、扩大网络资产规模后(见前文创新区由实物资产、经济资产以及网络资产构成, 城市发展 | 实践创新(一):中西部城市要逆袭东部城市,出路在哪里?),各项研究专利的转化效率将更快地高于区域平均水平。下图以斯坦福为例,其专利授权企业达2500家以上,1991-2014年间专利总收入达12.3亿美元。

图3: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各地区对比,以及斯坦福历年来的专利数量及授权情况

孚园研究院 产业发展中心总结了斯坦福有别于其它院校的优势要素,其中包括侧重教与学的实践应用、与其余周边企业紧密结合、校友网络的强大等等,都充分激发了研发专利的转化、细分领域的创业,而恰好中科大基于中科院体系,在这些路径上恰好远远领先于国内其它院校。

图4:孚园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总结的斯坦福成功的三要素

03

目前合肥已布局的国家实验室及成果转化功能区看来要素齐备,但在无形/网络资产上似乎尚未能体现更多优势,而长期的人才吸附与资金支持是创新类企业运营服务的核心诉求。

在人才端,高端人群对围绕产业环境构建的针对非工作时间以外的“衣食住行康育娱”均有较高的品质要求,而在资金端,创新企业技术突破与较长的产业培育期都对多维度的金融支持存在刚性需求。这些就要求城市具备更大的空间容量及载体类型用于提供种种非标准化的服务,但这又与我们长期以来对产业园区建设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随着创新产业体量的快速扩张,对城市软硬件配套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这或许是合肥接下来需要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据此我们先来回顾下过去二三十年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以作梳理参考:

在千禧年之前的十余年间,国内同当时全球其它国家类似,一直在通过建立新城、园区、卫星城等纾解人口及工业发展。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园区约2000家,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8家。

以1984年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为起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各类开发区不仅完成了扩大所在城市经济总量、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任,同时也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以开发区为先导带动区域整体城市化建设是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卓有成效的城市化模式之一。

在这之后,随着人口密度激增、基础设施水平成熟、大型企业相继落地,以开发区为核心的新城或边缘城市成为10年前城市规模急速扩张的一个重要载体。

但到了10年后,我们发现原有的母城区开始更具活力,人们逐渐走出曾经流行的各类新城与边缘城市,积极地投入到原有城区中去寻找增长契机。

实际上,这是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的必然发展。

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厂房、设备、流水线,需要更多大尺度低密度的园区,而进入信息时代,高密度的办公空间、多专业人群融合跨界的机会令新兴产业更易触发。同时,老城积淀多年的商业文教、行政医疗等城市配套显然对新晋城市居民更具吸引力。

从城市被动接纳人口到积极吸引人口,从主动“召唤”高端人才到积极留下“优质劳动力”((见前文:《“抢人大战”?香港也来了!》、《深度案例 | “超级大学启示录:从传统校园到城市综合体”- 记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维尔新校区》),近年来人们已然发现城市越大机会约多,谁最先适应并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谁就能获得先机。

位于伦敦东端的Silicon Roundabout科技城以环形老街的交叉路口命名,依托区域中心优势,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小企业集聚区发展到如今欧洲首屈一指的科技中心不过短短十年。尤其在过去五六年的数次更迭中,科技城的形象逐渐成形,百多家国外科技公司在此设立总部级办公点,包括Amazon、Twitter、Facebook、google、Sisco、Inter、Microsoft等公司都已经加入到动态发展的计划中。

现如今伦敦比肩旧金山成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人才目的地,这是伦敦的里程碑,更可认为是城市获得的产业优势。硅谷花费了半个世纪确立的创新高地,在城市中各要求俱备的前提下,发展周期几乎可以用月、周来形容。

图5:2018年推出了最新的Cuckooz公寓,在翻新的装饰艺术中提供不同的风格,并在底层设有一个新的艺术电影院,放出市场不久后售罄

伦敦的发展要素与多数创新区一样:比如拥有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伦敦城市大学,以及伦敦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等。这里拥有与旧金山类似的生活方式,但却有比硅谷更舒适的休闲配套与时尚娱乐,足够吸引那些创新工作者们了。

以上种种,均在说明创新区的设立、填充、发展,最终激发区域乃至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高阶体现,更是未来抢占新经济大蛋糕份额的必经之路。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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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三):昔日江淮小城的中国“硅谷”长成路线图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个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科学中心如何在城市这一级别建立创新体系。

文|孚园研究院

前两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中西部城市有效拉近与东部城市差距的种种尝试,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依托大学与研发机构等“创新驱动者”建立创新区(所谓创新区可理解为对包括美国剑桥市Kendall广场、波士顿南部滨水区、巴塞罗那22@区和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的观察总结)。

如前文所述,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这三类重要领域中,国外发达国家在前两项的投入远超我国,虽然近年国内整体研发规模喜人,却严重倾向试验发展方向(见前文:城市发展 | 实践创新(一):中西部城市要逆袭东部城市,出路在哪里?)。这虽是我国经济追赶时期的客观表现,但创新产业培育的前置宜早不宜迟,因此,我们重点以合肥高新区为观察对象,验证创新区的要素构成要素。

本期,我们将进一步来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个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科学中心,如何在城市这一级别建立创新体系(其他两个均以创新区命名: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01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什么近两三年里要集中建设综合国家科学中心?以及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定区域内高度集聚多类别基础研究平台,针对前文所述国内目前相对薄弱的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开展跨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攻克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科学难题,旨在为人类文明进步做贡献。这种做法综合借鉴了国外国家实验室的发展模式,核心目的是把现有散落的、不均的基础研究部门未能发挥的学科引领作用竖立起来。

虽然说总体目标是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但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中试-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后,落地形成的巨大经济效能也是极其重要的,国内相关产业将在全球领域获取更多产业话语权,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去年芯片卡脖子的状况。其次,在形成区域产业集群的基础上,也能进一步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大大增强所在城市的城市创新能力及影响力。

选择北京、上海、合肥建立综合型国家科学中心,因这三地均具备特殊共性:已有大科学装置、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顶级科研院所、顶级企业研发中心。

但为什么合肥要以城市为当量构建科学中心?

不可不提的原因是,如今在三地运行和在建的大科学装置绝大部分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建设,而三地先进研发机构中任主要岗位的人才又有相当人数成长于中科院和院直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1:合肥与北京怀柔综合国家科学中心的功能分区

2018年合肥正式规划建设“滨湖科学城(滨湖新区)”,既涵盖了上一篇创新专题中提到的高新区一二期范围(城市发展 | 实践创新(二):合肥“城校共生”的探索之路),又纳入了现有的科学装置集中区(科学岛)、中科大等一众院校,形成功能明确的三大功能版块:

-高新区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核心区和成果转化区;

-围绕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建设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依托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建设教育科研区;

图2: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规划以及周边配套产业转化功能区

合肥综合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城市为当量,力图实现将既有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实力快速转化形成规模化的先进生产力,而此举最大的信心与筹码根本在于与合肥相生多年的中科体系。

此次定位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的核心: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学岛,前身为中科院合肥分院)下辖的包括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在内的十余个顶级研究所,本身即肩负着基础研究和前瞻性课题研究的重任,被称为“国之重器”的项目,如第一个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全超导托克马克和稳态强磁场等均布置于此。再加上为中科体系持续培养基础学科人才的中科大,学与研紧密咬合,如此底气支撑合肥举全市之力,将国家实验室实现成果转化。

02

斯坦福前校长约翰·亨尼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MIPS公司创始人,被誉为“硅谷教父”)如是说:“Growing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Lessons from Stanford & Silicon Valley”。

简言之,就是科研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每一次新的技术突破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行业,而斯坦福承担的大量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恰恰是创新的源泉,任何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撑。

唯有站立在这个高点才能获取新兴产业最丰厚的利润。

我们一再强调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创新人群对于创新区的锚定作用,尤其是拥有强势基础学科能力的院所,政府应匹配对应资源以此为撬动点驱动下一轮经济增长。很多区域以斯坦福与硅谷的关系为典范,试图复制这样的共生共荣模式。在过去的2006至2017年间,诞生于斯坦福的初创企业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均领跑全球各大学(期间共成立957家企业,培养了1127个企业家,孵化出51家“独角兽”)。

在我们看来,如果合肥能持续地、更全面地释放中科大及中科院下属研究院所的能量,其可达到的创新经济当量或将足够可期。

以行业为例,CB Insights上月发布了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人工智能独角兽报告,共有32家公司上榜,均为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而在这32家中,中国占了10家,美国占了17家。有意思的是中国这10家中,有4家的创始人毕业于中科大。

目前各类科创人才在高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近追平上海,而人才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同时,进一步提高相应的激励机制、扩大网络资产规模后(见前文创新区由实物资产、经济资产以及网络资产构成, 城市发展 | 实践创新(一):中西部城市要逆袭东部城市,出路在哪里?),各项研究专利的转化效率将更快地高于区域平均水平。下图以斯坦福为例,其专利授权企业达2500家以上,1991-2014年间专利总收入达12.3亿美元。

图3: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各地区对比,以及斯坦福历年来的专利数量及授权情况

孚园研究院 产业发展中心总结了斯坦福有别于其它院校的优势要素,其中包括侧重教与学的实践应用、与其余周边企业紧密结合、校友网络的强大等等,都充分激发了研发专利的转化、细分领域的创业,而恰好中科大基于中科院体系,在这些路径上恰好远远领先于国内其它院校。

图4:孚园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总结的斯坦福成功的三要素

03

目前合肥已布局的国家实验室及成果转化功能区看来要素齐备,但在无形/网络资产上似乎尚未能体现更多优势,而长期的人才吸附与资金支持是创新类企业运营服务的核心诉求。

在人才端,高端人群对围绕产业环境构建的针对非工作时间以外的“衣食住行康育娱”均有较高的品质要求,而在资金端,创新企业技术突破与较长的产业培育期都对多维度的金融支持存在刚性需求。这些就要求城市具备更大的空间容量及载体类型用于提供种种非标准化的服务,但这又与我们长期以来对产业园区建设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随着创新产业体量的快速扩张,对城市软硬件配套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这或许是合肥接下来需要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据此我们先来回顾下过去二三十年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以作梳理参考:

在千禧年之前的十余年间,国内同当时全球其它国家类似,一直在通过建立新城、园区、卫星城等纾解人口及工业发展。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园区约2000家,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8家。

以1984年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为起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各类开发区不仅完成了扩大所在城市经济总量、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任,同时也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以开发区为先导带动区域整体城市化建设是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卓有成效的城市化模式之一。

在这之后,随着人口密度激增、基础设施水平成熟、大型企业相继落地,以开发区为核心的新城或边缘城市成为10年前城市规模急速扩张的一个重要载体。

但到了10年后,我们发现原有的母城区开始更具活力,人们逐渐走出曾经流行的各类新城与边缘城市,积极地投入到原有城区中去寻找增长契机。

实际上,这是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的必然发展。

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厂房、设备、流水线,需要更多大尺度低密度的园区,而进入信息时代,高密度的办公空间、多专业人群融合跨界的机会令新兴产业更易触发。同时,老城积淀多年的商业文教、行政医疗等城市配套显然对新晋城市居民更具吸引力。

从城市被动接纳人口到积极吸引人口,从主动“召唤”高端人才到积极留下“优质劳动力”((见前文:《“抢人大战”?香港也来了!》、《深度案例 | “超级大学启示录:从传统校园到城市综合体”- 记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维尔新校区》),近年来人们已然发现城市越大机会约多,谁最先适应并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谁就能获得先机。

位于伦敦东端的Silicon Roundabout科技城以环形老街的交叉路口命名,依托区域中心优势,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小企业集聚区发展到如今欧洲首屈一指的科技中心不过短短十年。尤其在过去五六年的数次更迭中,科技城的形象逐渐成形,百多家国外科技公司在此设立总部级办公点,包括Amazon、Twitter、Facebook、google、Sisco、Inter、Microsoft等公司都已经加入到动态发展的计划中。

现如今伦敦比肩旧金山成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人才目的地,这是伦敦的里程碑,更可认为是城市获得的产业优势。硅谷花费了半个世纪确立的创新高地,在城市中各要求俱备的前提下,发展周期几乎可以用月、周来形容。

图5:2018年推出了最新的Cuckooz公寓,在翻新的装饰艺术中提供不同的风格,并在底层设有一个新的艺术电影院,放出市场不久后售罄

伦敦的发展要素与多数创新区一样:比如拥有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伦敦城市大学,以及伦敦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等。这里拥有与旧金山类似的生活方式,但却有比硅谷更舒适的休闲配套与时尚娱乐,足够吸引那些创新工作者们了。

以上种种,均在说明创新区的设立、填充、发展,最终激发区域乃至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高阶体现,更是未来抢占新经济大蛋糕份额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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