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因气候变化而陷入困境，这样的风险正在逐渐增大。不管代价是否昂贵，我们都有必要去问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是否该调整您的投资策略了。”从这个深谙经济外交之道的人口中，我们不难发现英国人表达方式的婉转。今年9月，查尔斯王子面对潘基文、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戈尔等人所代表的国际金融界，抛出这个问题。而在金融行业内部，这个话题也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焦点。气候的变化引发怎样的风险和举措？我们需要突破媒体看问题的浅表方式，就此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金融领域已经开始意识到在气候变化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中，金融风险也是其中之一。2011年英国一个名为CarbonTracker（碳追踪者）的NGO组织提出了碳危机（“carbon risk” ）的概念，并揭露这样一个事实，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依赖化石燃料生产的商业模式的衰退，并因此导致相关企业的财务损失。他们的分析（《不可燃烧的碳》，2011年）显示，以目前化石燃料的开采速度，根本无法实现《碳预算》（carbon budget）中限制全球升温小于2℃的预想。这个结论现已得到国际能源局的确认。为了实现碳预算中的目标，1/3的石油储量，1/2的天然气和超过80%的煤矿储备都应停止开采。事实上煤排放的CO2比其他能源更多。据国际能源局统计，煤资源只占全球一次能源需求的29%却排放了高达46%的CO2。

一般来说，提供相同能量密度的条件下，煤比天然气多了近两倍的排放量。该NGO组织因此得出结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行动和相关法规已导致企业和投资人对资产减值持悲观预期，类似于“碳泡沫”破灭。随后的研究还发现了碳危机的其他影响，指出市场对化石燃料的青睐将可能逐渐减少，而作为化石燃料替代品的可持续能源竞争力将上升。1

同时，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如纽约的桑迪飓风，也让保险公司切身感受了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昂贵代价。基础设施、房地产、林业和农业等有形资产自然承受了这些风险，但供应链可能受到这些事件干扰的企业也同样无法幸免。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已宣布，他打算考察气候变化给保险公司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限于保险赔偿，这些公司在碳资产方面的投资也可能化为泡沫。他同时谈到金融稳定委员会曾向G20提议成立一个工作组，来报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这表明从今往后最高金融监管机构也将高度重视这一议题。气候变化对全球宏观经济的未来影响，正在成为与每个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息息相关的风险之一。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算，全球升温2℃可导致全球每年0.2-2%的经济损失，这将改变组合资产的总体收益。有人正在尝试量化这些金融风险，但各个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使量化变得非常复杂，产生的不确定性范围非常宽。

最后，这些投资者必须从现在起面对他们因应对气候挑战而导致的风险。当今社会正逐渐意识到，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决策，其经济和环境影响力最终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这些投资机构管理资金的受益人和NGO组织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金融机构的定位，并就这些定位的社会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

面对金融风险管理和投资者声誉风险管理的双重压力，相应的解决方案也应运而生。

投资者们改革的春天

一些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例如瑞典AP4、法国FRR、英国BT养老金计划、纽约州公共退休基金会，以及澳大利亚地方超级管理者都做出了对所持组合资产部分或全部去碳化的决定，他们在股票选择过程中明确纳入了碳标准。欧洲主要的管理公司尤其是法国公司，也都纷纷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提供低碳产品或基金。第一种办法就是为组合资产中包含的各项投资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并优先选择那些排放量最低的公司（最优原则）。这种方法在不影响经济学评估的同时也保证了投资项目中碳足迹的显著减少。

这种逻辑现在也发展出了被动管理模式，也就是说由几个主要的指数提供机构（Euronext, MSCI, S&P）给出的低碳指数现已演变成股票指数，可以为投资者的资金分配提供参考。这些指数在保留了所有资产组合的同时，也能在各个投资项目中选择或制衡出污染最轻的对象，因此它们比传统指数呈现出更低的碳足迹。举个例子，ERAFP（额外养老金公共服务制度）就参与了减排40%的计划，他们的基金投资与初始基准指数相比提高了7.5亿欧元。

其他投资者选择了有针对性地去掉碳排放量高的投资项目（标准排除原则）。开采行业首当其冲，其中尤以煤矿开采公司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减少煤炭能源的使用是阻止气候变化、调整能源结构必不可少的一环。在2015年五月底，挪威议员一致决定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全球第一大投资者——今后将不再投资煤矿。加利福尼亚的大型基金会CalPERS和CalSTERS也做出了相同决定。AXA保险公司在今年五月叫停了超过5亿欧元的煤矿投资，表明撤离煤炭行业的意愿。还有一些小型投资者想要撤出非常规化石燃料领域（油砂和页岩气），甚至完全摆脱化石燃料的生产。无石化或无碳指数的出现给这种投资策略提供了被动管理模式。这些做法其实都植根于所谓的“道德”排除法，其目的就是调整基金的投资行为，使之与其受益人的整体利益或价值相符。

还有的投资者如英国Aviva保险公司，则倾向于进行投资干预，从而帮助组合投资的公司从容渡过能源转换期（股东参与原则）。他们参与公司的管理，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公司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战略调整，同时他们也直接参与这些公司应对不同气候与能源危机的举措。CalSTERS去年就先后访问了44家企业。在获得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之外，一些管理者还要求企业加强对碳危机的考量，如设定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对自身能源结构进行去碳化，或实施能效提高计划。

这种股东参与或与其他股东进行双边合作的机制，提供了结构化的对话进程，有利于提高投资者在资本中的参与度。如有必要，它也能为股东大会提供决议备案。这种方式在美国比欧洲更为普遍，加州CalPERS首创的碳资产审查方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这种投资股东与公司的对话失败，就可能最终导致投资者在该公司的股份撤出。股东的对话进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它对鼓励企业改革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投资者的关注可以把内部的碳价格纳入企业的决策过程中，尤其是在投资项目的财务调整方面。这样，那些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投资项目，其净现值就会下降，这种机制会促使企业不再进行此类碳含量过高的投资，从而以这种方式达到实体经济的去碳化。

最后，投资者积极对抗气候变化，此举最直接和显著的影响之一就是给那些支持低能耗和低碳转型的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多资金。

例如，在法国，据国家能源转型委员会预估，截至2050年与能源转型相关的投资需求每年将高达600亿欧元。这些需求涉及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或公共交通建设。具体来说可分为两大方向：一是投资建设所谓绿色领域（greenfield）的新型基础设施，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基础设施会建在空地面积上，属于绿地，因此与之前的基建相比能大大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热衷于在低碳经济项目或技术领域进行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购买股权和对现有项目进行融资重组，给那些销售生态能源转型产品或服务的公司提供资金，这种投资领域被称为棕色领域（brownfield）。无论是哪种投资手段，都可以看到金融界已给投资者提供了多样投资方式，来满足他们不同的投资规模和流动性需求，例如有以债券或资本方式进行的主题基金投资，或对基础设施、企业环保义务项目的直接投资等。这些投资手段使各大投资者对能源转型的投资需求得到了落实，荷兰第一大投资机构ABP提出了到2020年将绿色投资提高至580亿欧元的目标，Aviva预计每年给绿色基础设施提供5亿英镑，Barclays则希望在绿色债券上再投资10亿欧元。

2015年11月，已有超过950位投资者将部分或全部资产投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中，这个数字在5个月里增长了46%。大多数投资都是公开的，可在专门平台上进行查询。这些项目并不相冲突，投资者甚至可以进行组合投资来实现收益最大化。例如，2015年5月，法国信托储蓄银行集团就签署了一份直至2017年底的协议，将150亿欧元用于生态能源转型的直接投资和减少碳足迹，积极系统化地参与气候方面的股东对话。另外法国信托储蓄银行集团还宣布，如果集团的股东干预没能将所投资企业的碳足迹减少到理想水平，则会保留从相关企业撤资的权利。

一家金融机构的去碳化承诺可以从其投资组合对外金融资助的碳足迹排放中窥得。而后者量化了其资本所产生的对应碳排放量。这个值的变化揭示了该金融机构在去碳化运动中的进程。许多投资者因此将减少碳足迹作为目标之一。作为欧洲主要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养老基金PFZW资产总值超过1400亿。2014年9月，该基金承诺在未来5年内将其投资组合的碳排放总量减半。紧随其后的ABP，立下了5年内将其股权投资（约5000种）减少25% 碳足迹的目标。

已经做出承诺的投资者们

倡议的扩散是多重因素导致的。首先，通过对上市公司高层报告加强规范化，信息的获取方式得到了改善。在欧洲，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更多是一种自发行为，并遵循诸如温室气体议定书（GHG）、全球报告倡议（GRI）和碳信息披露项目(CDP) 等文件。这导致数据结果往往是不完整的。一个以431家欧洲企业为调研对象的研究2显示，2005-2009年间，这些企业公布的数据平均完整度仅为15%。尽管对于中等市值和有未上市资产的公司而言，获取信息困难且昂贵，但在今天欧洲大型上市公司身上，情况已有大幅改善。

其次，我们面临着海量的数据分析方法：对于气候表现的标准分析，对于机构或者部门碳足迹的分析，碳敏感性对资产的增值影响的测试……然而，相对的不成熟和方法标准化的缺失意味着投资者，尤其是他们的部分利益相关者在看待这些数据的时候往往后知后觉。一个规范的财务会计和财务分析指标的建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一个气候性因素的引入带来的复杂性完全不应该备低估！

除了需要解决这些技术难题，气候战略的建立也意味着每个机构需要有组织架构以及文化上的契合。在金融界人士中，对于气候变化导致的金融风险的认识虽然在增长，却也有限。这些人士都是曾经承诺会负责任地投资，并在决策中非常具有前瞻性地综合考虑了环境、社会因素和良好的管理方式。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能够从组织内部经验和现有技术中获益。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上述投资还非常小众：全球范围内运转资金总额大约在190万亿美元，而其中签署了蒙特利尔宣言的投资者们控制着大约8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今年的巴黎气候峰会（COP21）期间预计将快速增长。

对气候的承诺：金融行业势在必行

作为在金融体系的秩序制定者，那些将自己或客户（个人、养老基金、保险人…）资金投放入市场的投资机构、资金募集机构应当承担起特殊的责任。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合作空间，技术、金融工具和配套服务的加速发展也指日可待。因此，基于环境变化的投资机构IIGCC旨在刺激投资、商业条例和政策框架的发展，以期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长远风险。蒙特利尔宣言将100家投资机构和管理公司聚集在一起，这些公司已经承诺在2015年底前统计并公布所投项目的碳足迹。由联合国环境署推动的联合减碳联盟(PDC) 也展现了决心，在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前在全球筹集1000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进行持续性减少碳足迹行动。

然而如果这些机构真的想要做出良好示范，所有相关人员机构都应该有将产品或行为融入到气候大环境中。例如，银行应该在进行项目融资、企业信贷乃至证券发行、并购咨询等过程中，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法国巴黎银行便在企业资助和项目的评级中，将气候性因素一并加入；与此同时，在整个集团内部逐渐系统化使用内部碳排放价格来进行计算。财务咨询和分析师们也可发挥作用：他们不仅是券商，更是评级机构。谁又能够预料几个月后标准普尔这家权威金融分析机构将会把气候变化风险加入到国家信用评级中呢？

然而企业自发承诺尽管已经很可观，仍然不足以真正大规模地去碳化。无论对于金融还是实体经济，立法和政策上的支持和介入是很有必要的。这至少保证了对投资者而言，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获取的。例如，从2010年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发行人在其年度报告中加入所承受的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当然，对于诸如能源领域的企业，投资者对其积极程度是可以存疑的，毕竟他们所要求的透明化信息严重取决于这些大型石油企业所受气候变化影响。2015年，壳牌、英国石油和挪威石油公司组成国际联盟举行会议，达成一个几乎一致通过的决议，要求企业对运营管理中的碳排放、在国际能源署下投资组合的变更、对低碳能源的研发以及其他游说行为进行报告。截止目前，大部分石油能源企业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透明度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些企业。同时它还可以给非专业的投资者以指导，快速地评估那些自称环保的金融策略和投资是否可信。这是法国政府为不同的主题基金发放TEE标签的目的。这也是气候债券倡议的目的，该倡议关注债券发行人和购买人对于环境的义务履行，并开发出相应标准，用来确定实体经济的投资行为使气候受益的程度。

最后，为了让所有参与者作出更好的长期性决策，能源和碳的价格／成本可见性非常必要。例如，英国确定发电体系的碳最低价格可由投资者和客户企业以及生产商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决策。同样的，金融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灵敏度调节的可见性对于引导相应行动也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G20提出的倡议值得注意。该项倡议委托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建议公众和私人股东在投资时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为了避免某些参与者牺牲社会可持续性而为自己谋便利，在这个问题上的国际协调非常有必要。

译者：敖婕、杜亚希，ESPCI ParisTech校友

注释：

1.Investing in a Time of Climate Change, Mercer, 2015, The Cost of Inaction: Recognizing the Value at RiskfromClimateChange ,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5.

2.Liesen, Andrea and Hoepner, Andreas G. F. and Patten, Dennis M. and Figge, Frank, Corporate Disclosur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the Context of Stakeholder Pressur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porting Activity and Completeness (July 24, 2004). Forthcoming in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