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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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无人机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现代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不仅如此，人类对无人机的使用要求更加严格，同时，也越来越注重无人机在专业实践中的作用。事实上，早在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实验时，无人机就已经投入使用，主要用于协助花粉的传播。

然而，随着无人机的曝光度加大，人们的兴趣提升，是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无人机的操控者呢？下文我们将围绕张军——中国第一批民用无人机教官，来聊聊那些你不知道的有关无人机驾照的事儿。

在成为中国第一批民用无人机教官之前，张军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简称二炮）飞了12年的无人机了。

作为“军转民”技术的典型，无人机行业自然对来自部队的无人机专家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所以从二炮转业后，来自革命老区江西上饶的张军来到深圳的无人机企业，受命领导一个团队，开展无人机业务。

接受新工作之后，有着十余年无人机行业经验的张军，顺理成章地在中国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开班的时候，成为全国第一批民用无人机教官之一，并随后培养了中国近十分之一的持照无人机飞手，协助袁隆平旗下的隆平种业，进行了无人机作业下的杂交水稻制种实验。

今天，这位资深的民用无人机教官，决定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他所在的这个特殊的行业，他的经历，他的教学，以及他的“学生”。

“无人机驾照”前世今生

其实在2013年之前，中国是没有“无人机驾照”这种说法的。在被业内人士称为“无人机元年”的2014年，国家民航局确定了中国AOPA对无人机驾驶员的管理职责和范围，无人机证照管理成为进行时。

中国AOPA，即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它既是国际私用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IAOPA）的中国分支机构，是IAOPA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也是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国家民航局”）确定的无人机驾驶员资质管理机构。

2013年11月，国家民航局发布了一份咨询通告，即《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时规定》。

在这份咨询通告里，国家民航局将无人机驾驶员的管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无需证照的管理；二是由行业协会实施管理；三是由局方实施管理。

根据第二个部分，中国AOPA向国家民航局递交了管理备案申请。经过民航局审定，中国AOPA最终获得了此项管理资质。

2014年4月29日，国家民航局正式下发《关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确定由中国AOPA负责，在视距内运行的空机重量大于7千克的和在隔离空域超视距运行的，所有无人机驾驶员的资质管理。

张军介绍，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中国AOPA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的教官的资质认证和培训的工作。

此后不久，这批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无人机行业的“黄埔一期”的无人机教官，正式在北京开始了培训。最终在当年6月，全国共有20多家机构的50个人，拿到了中国AOPA的“教官证”。

这次被中国AOPA执行秘书长柯玉宝称为“（无人机行业）跨时代意义”的培训，培养了中国无人机飞手的第一批“母鸡”。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批“母鸡”不断在国内各地“生蛋”，他们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在中国陆续培养了超过1000名各类单旋翼、多旋翼、固定翼无人机飞手。

亲密接触无人机十六年

1999年，18岁的张军辞家别亲，参军入伍到了二炮的无人机侦查大队。

无人机侦查大队在二炮的工作，主要是侦查导弹发射车，或者阵地周边环境，飞行距离一般都比较远。为保守军事秘密，这段时间的工作，张军并未做太多介绍。我们知道的是，在二炮飞了12年左右的无人机之后，2011年，张军决定转业到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军转民”之旅。

2011年的中国，民用无人机行业还没有引起太多舆论的关注。大疆的汪滔还在实验室，苦心孤诣地研究“PHANTOM（精灵）”系列第一代无人机。

但是即将到来的智能硬件革命，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2011年，深圳的无人机企业华越无人机成立了无人机相关的应用，并成功挖到了这位从二炮“毕业”的无人机专家。

2012年初，张军正式入职华越无人机，开始涉足民用无人机的专业工作。

由于和袁隆平旗下的隆平高科合作，进行无人机条件下的杂交水稻授粉工作的需要，公司决定派张军率队，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以下简称“总参60所”）学习民用无人机业务知识。

“当时我们学的是NZ-3，专门用于农业的无人直升机。”张军介绍，他们一行19人，从2012年5月底开始培训，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才培训结业。

这是从离开二炮到民用无人机领域之后，张军接受的最系统的无人机培训，也为张军在一年多后，无压力通过中国AOPA教官证资格的前奏。

在2014年6月，中国AOPA第一期“黄埔军校”的50人中，深圳派去了两个，张军是其中之一。

全部考试都合格后，参加培训的学员，将获得中国AOPA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合格证及教员资质签注，拥有单独开展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的资格。

“在北京培训了一个月左右，我们通过了AOPA的教员考试，顺利拿到教员证。”张军回忆，随后华越无人机旗下的无人机教育培训公司中科大智，根据AOPA要求的课程设置、飞行场地等硬软件设施，向AOPA申报培训资格证，准备进行招生培训工作。

2014年10月，在AOPA第二届教员培训开始前后，中科大智拿到了全国第一批培训资格证，成为深圳第一家有AOPA认证资质的无人机教育培训机构，张军成为最资深的教官员。

张军入职华越无人机之后，除了参与筹建深圳第一家有AOPA认证资质的无人机教育培训机构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实验。

2012年前后，袁隆平教授和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教授等三位院士，发起了一个攻关课题——“全程机械化制种”。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无人机辅助授粉和播洒农药。

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

据张军介绍，杂交水稻的制种是非常复杂的。

一般在制种基地里的水稻，分为父本和母本。传统的授粉方式是工作人员拉着绳子，把父本的花粉沾到绳子上，再带到母本上，完成一次授粉。

由于绳子沾到的花粉有限等原因，考虑到授粉的效果，杂交水稻的父本和母本种植比例是2：10左右，即2棵水稻父本，对应种10棵水稻母本。

在早期劳动力低廉、充足的条件下，虽然授粉成功率不足20%，也勉强能够维持需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事农业工作，“招到的工人也大都在50岁上下”，因此全程机械化制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无人机起到的作用是，在每秒5米或者3米的飞行速度下，通过无人机螺旋桨制造的人造风场，把最高达两米的水稻父本上的花粉，吹到两侧稍矮一些的水稻母本上。由于人造风的吹动，水稻也在左右摆动，授粉也更加充分。

“这对无人机的飞行技术要求很高。”张军说，“高度和速度直接影响风速，风速则直接影响授粉效果。”

而且杂交水稻的制种，最佳的授粉期只有10天左右。同时，制种对花期、温度等都非常敏感。因此，无人机一定要选择在最好的窗口期起飞。这对无人机的操作也构成了压力。

2012年4月19日，张军和他的同事们在海南的杂交水稻种植基地里，开创了无人机辅助授粉的先例后，杂交水稻的全程机械化有了保证。

“飞机在父本上飞行之后，你可以看到漫天都是淡黄色的花粉。”张军说。“飞完一圈下来，飞机的螺旋桨上都沾满了厚厚的一层，尝一下像蜜一样，都是甜的。”

这种情况下，水稻父本和水稻母本的种植比例也达到4：40，甚至8：100。也就是说，在无人机的辅助下，杂交水稻的授粉，已经可以实现4棵父本为40棵母本，乃至8棵父本为100棵母本的授粉。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探索在多大的风力下，花粉传播有多远，授粉成功率如何等等。”张军表示，目前无人机授粉的杂交水稻结实率，已经达到50%，远超传统人工拉绳子授粉不足20%的结实率。

这样一整块田里，可以用来制种的水稻母本增加更多，加上大幅增长的结实率，育种的量也大幅增加。

学无人机驾驶的学生们

作为中国第一批拿到教员证的无人机教官，张军的另一个工作，是培训无人机飞手。

“学员来学习无人机驾驶的原因千奇百怪。”张军回忆，有的是无人机爱好者，只是想考个证，名正言顺地飞；也有想从事无人机工作；也有本身就是无人机行业，因为工作关系需要证照的。

耿千（化名）在正式到中科大智学习无人机驾驶之前，就是一个无人机发烧友。2015年年初，在参加正式培训之前，耿千是宝安西乡街道办的一名公务员。

因为公务员不能做到全脱产培训，家境还不错的他索性辞去了很多人艳羡的公务员工作。在培训期间，他买了各种机型的无人机，狠狠地过了一把隐。在培训完成后，耿千选择入职中科大智的母公司高科新农，专职从事无人机工作。

“现在持证的无人机飞手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张军表示，现在很多有无人机飞行需要的公司，要么派人来学习拿证，要么直接到培训机构招人。

由于坐享无人机培训的先天优势，中科大智的母公司高科新农每次培训，都会想要先为自己留下几个优秀的无人机飞手。

和耿千一样留下工作的还有来自广东河源的邓浩。2015年初，原本从事的农药相关工作的邓浩，发现了无人机喷洒农药的广阔市场前景之后，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

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卖掉了自己的一辆SUV，买了两架农业植保无人机，组建了自己的农药喷洒团队创业了。在此期间，他本人也去学习了无人机驾驶，并在学习完成后，成为能够单独带学员的助理教官。

预计2016年初，他也将通过AOPA的教官考试，顺利拿到教员证正式成为教官。

张军介绍，由于AOPA负责管理无人机飞手的消息，被越来越多人了解。出于安全需要，现在很多有无人机飞行需要的单位，在进行招标的时候，开始明确要求，投标机构的飞手需要有AOPA颁发的无人机驾照。

“所以经常有一些公司找到我，说下个月就有标要投，能不能尽快拿到证件。”张军说，现在要持照飞行，已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了。

如何得到无人机驾照

和张军当年参加培训时的科目类似，如今的无人机驾照学习，也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环节。

理论部分包括民航无人机法规、气象学、飞行原理、飞行动力学等多门课程。实操部分则是实际操作无人机，完成规定的飞行动作。

飞行考试的时候，飞手在理论考试后，要现场实际操作无人机。考官由AOPA内的一个由业内资深人士组成的无人机专业委员会成员担任，委员共有6个人，均为来自无人机行业的专家。

张军介绍，学员培训合格后，会拿到中国AOPA颁发的驾驶证。证照分为多旋翼、旋翼（多旋翼和单旋翼）和固定翼三种，以及驾驶员和机长两个层次，培训价格也从1.2万到2.3万不等。

机长和驾驶员的区别在于飞行责任问题。因此学习的课时，考试的成绩要求都不一样。张军介绍，如果报考的是驾驶员，那么理论的学习不能低于44个课时，机长则不能低于56个课时。多出来的课时就是机长必须学会的规划航迹、应急处置能力等。

在理论考试成绩上，机长的理论成绩不能低于80分，驾驶员不能低于70分；在实操考试上，机长要操作没有定位功能的姿态模式，驾驶员则操作更简单的GPS模式。

由于无人机培训教材相对也比较稀缺，所以目前无人机培训的很多理论内容，还是参考的通用航空理论体系。“不过气象、飞行动力学这些，学学总没有坏处。”

在张军麾下，无人机培训也是军事化的，这个习惯是从2012年他去总参60所回来后就开始的。

在总参60所培训的时候，由于全军的无人机飞行员多在这里培训。同样一起培训，张军觉得民企的飞手也要军事化管理。于是立刻去买来迷彩服，和培训的战士们一起出操。

正式在中科大智开始培训后，张军坚持对学员也要军事化管理。对此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我们在外面飞无人机的环境可能是非常艰苦的，整个飞行过程也是很紧张的，例如肩膀不能动，只能活动颈部，而且活动范围不能超过120度。”张军说，“如果连基本的身体素质都没有，那还是别学这个了，否则学完走出去也是杀手。”

以训练用的单旋翼直升机为例，重量肯定超过7公斤，每分钟螺旋桨1100多转。如果操作不当，危险可想而知。

考无人机驾照有必要吗？

从2015年初正式开展培训到现在，AOPA已经颁发了超过1000张各类无人机驾照。根据AOPA的数据，截止到2015年9月18日，AOPA认可的培训机构有38家，共颁发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的学员共1009人。其中固定翼157人，直升机123人，多旋翼724人，飞艇5人。

张军介绍，其实在全部38家培训机构里，除了面向特定行业，如电力巡线等的特定培训，真正面向社会的并不多。

而且这个数据，相对于每年市场上出售的庞大数量的无人机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除此之外，另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是，由于无人机行业法规基本空白，没有归口管理部门，是否有“驾驶证”对无人机飞行而言，约束力和机动车驾驶证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情况之下，学习无人机驾照是否还有必要，成为无人机培训行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说我花6000块买一部苹果手机，难道还要花1万多元来学习怎么用它吗？”张军表示，是否需要通过学习取得一张无人机驾照，主要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的三个参数：7千克、120米、500米。

2013年，民航部门出台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要求重量小于等于7公斤的微型无人机，飞行范围在目视视距内半径500米、相对高度低于120米范围内，无须证照管理，但应尽可能避免遥控飞机进入过高空域；重量等指标高于上述标准的无人机以及飞入复杂空域内的，驾驶员需纳入行业协会甚至民航局的监管。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飞行器不会超过这三个参数，我也觉得你完全不需要考证。”张军说，很快中国将推广和美国等国一样的注册制飞行，所有的飞行信息，监管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里就包括是否有证。“是不是需要考这个证，需要自己权衡自己的操作范围。”

图 | 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