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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edia】让教官告诉你,怎样才能拿到一本“无人机驾照”

今天,这位资深的民用无人机教官,决定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他所在的这个特殊的行业,他的经历,他的教学,以及他的“学生”。

作者:闫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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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无人机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现代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不仅如此,人类对无人机的使用要求更加严格,同时,也越来越注重无人机在专业实践中的作用。事实上,早在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实验时,无人机就已经投入使用,主要用于协助花粉的传播。

然而,随着无人机的曝光度加大,人们的兴趣提升,是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无人机的操控者呢?下文我们将围绕张军——中国第一批民用无人机教官,来聊聊那些你不知道的有关无人机驾照的事儿。

在成为中国第一批民用无人机教官之前,张军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简称二炮)飞了12年的无人机了。

作为“军转民”技术的典型,无人机行业自然对来自部队的无人机专家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所以从二炮转业后,来自革命老区江西上饶的张军来到深圳的无人机企业,受命领导一个团队,开展无人机业务。

接受新工作之后,有着十余年无人机行业经验的张军,顺理成章地在中国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开班的时候,成为全国第一批民用无人机教官之一,并随后培养了中国近十分之一的持照无人机飞手,协助袁隆平旗下的隆平种业,进行了无人机作业下的杂交水稻制种实验。

今天,这位资深的民用无人机教官,决定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他所在的这个特殊的行业,他的经历,他的教学,以及他的“学生”。

在张军的控制下,无人机十分灵敏

“无人机驾照”前世今生

其实在2013年之前,中国是没有“无人机驾照”这种说法的。在被业内人士称为“无人机元年”的2014年,国家民航局确定了中国AOPA对无人机驾驶员的管理职责和范围,无人机证照管理成为进行时。

中国AOPA,即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它既是国际私用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IAOPA)的中国分支机构,是IAOPA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也是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国家民航局”)确定的无人机驾驶员资质管理机构。

2013年11月,国家民航局发布了一份咨询通告,即《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时规定》。

在这份咨询通告里,国家民航局将无人机驾驶员的管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无需证照的管理;二是由行业协会实施管理;三是由局方实施管理。

根据第二个部分,中国AOPA向国家民航局递交了管理备案申请。经过民航局审定,中国AOPA最终获得了此项管理资质。

2014年4月29日,国家民航局正式下发《关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确定由中国AOPA负责,在视距内运行的空机重量大于7千克的和在隔离空域超视距运行的,所有无人机驾驶员的资质管理。

张军介绍,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中国AOPA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的教官的资质认证和培训的工作。

此后不久,这批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无人机行业的“黄埔一期”的无人机教官,正式在北京开始了培训。最终在当年6月,全国共有20多家机构的50个人,拿到了中国AOPA的“教官证”。

这次被中国AOPA执行秘书长柯玉宝称为“(无人机行业)跨时代意义”的培训,培养了中国无人机飞手的第一批“母鸡”。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批“母鸡”不断在国内各地“生蛋”,他们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在中国陆续培养了超过1000名各类单旋翼、多旋翼、固定翼无人机飞手。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合格证

亲密接触无人机十六年

1999年,18岁的张军辞家别亲,参军入伍到了二炮的无人机侦查大队。

无人机侦查大队在二炮的工作,主要是侦查导弹发射车,或者阵地周边环境,飞行距离一般都比较远。为保守军事秘密,这段时间的工作,张军并未做太多介绍。我们知道的是,在二炮飞了12年左右的无人机之后,2011年,张军决定转业到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军转民”之旅。

2011年的中国,民用无人机行业还没有引起太多舆论的关注。大疆的汪滔还在实验室,苦心孤诣地研究“PHANTOM(精灵)”系列第一代无人机。

但是即将到来的智能硬件革命,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2011年,深圳的无人机企业华越无人机成立了无人机相关的应用,并成功挖到了这位从二炮“毕业”的无人机专家。

2012年初,张军正式入职华越无人机,开始涉足民用无人机的专业工作。

由于和袁隆平旗下的隆平高科合作,进行无人机条件下的杂交水稻授粉工作的需要,公司决定派张军率队,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以下简称“总参60所”)学习民用无人机业务知识。

“当时我们学的是NZ-3,专门用于农业的无人直升机。”张军介绍,他们一行19人,从2012年5月底开始培训,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才培训结业。

这是从离开二炮到民用无人机领域之后,张军接受的最系统的无人机培训,也为张军在一年多后,无压力通过中国AOPA教官证资格的前奏。

在2014年6月,中国AOPA第一期“黄埔军校”的50人中,深圳派去了两个,张军是其中之一。

全部考试都合格后,参加培训的学员,将获得中国AOPA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合格证及教员资质签注,拥有单独开展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的资格。

“在北京培训了一个月左右,我们通过了AOPA的教员考试,顺利拿到教员证。”张军回忆,随后华越无人机旗下的无人机教育培训公司中科大智,根据AOPA要求的课程设置、飞行场地等硬软件设施,向AOPA申报培训资格证,准备进行招生培训工作。

2014年10月,在AOPA第二届教员培训开始前后,中科大智拿到了全国第一批培训资格证,成为深圳第一家有AOPA认证资质的无人机教育培训机构,张军成为最资深的教官员。

张军入职华越无人机之后,除了参与筹建深圳第一家有AOPA认证资质的无人机教育培训机构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实验。

2012年前后,袁隆平教授和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教授等三位院士,发起了一个攻关课题——“全程机械化制种”。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无人机辅助授粉和播洒农药。

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

据张军介绍,杂交水稻的制种是非常复杂的。

一般在制种基地里的水稻,分为父本和母本。传统的授粉方式是工作人员拉着绳子,把父本的花粉沾到绳子上,再带到母本上,完成一次授粉。

由于绳子沾到的花粉有限等原因,考虑到授粉的效果,杂交水稻的父本和母本种植比例是2:10左右,即2棵水稻父本,对应种10棵水稻母本。

在早期劳动力低廉、充足的条件下,虽然授粉成功率不足20%,也勉强能够维持需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事农业工作,“招到的工人也大都在50岁上下”,因此全程机械化制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无人机起到的作用是,在每秒5米或者3米的飞行速度下,通过无人机螺旋桨制造的人造风场,把最高达两米的水稻父本上的花粉,吹到两侧稍矮一些的水稻母本上。由于人造风的吹动,水稻也在左右摆动,授粉也更加充分。

“这对无人机的飞行技术要求很高。”张军说,“高度和速度直接影响风速,风速则直接影响授粉效果。”

而且杂交水稻的制种,最佳的授粉期只有10天左右。同时,制种对花期、温度等都非常敏感。因此,无人机一定要选择在最好的窗口期起飞。这对无人机的操作也构成了压力。

2012年4月19日,张军和他的同事们在海南的杂交水稻种植基地里,开创了无人机辅助授粉的先例后,杂交水稻的全程机械化有了保证。

“飞机在父本上飞行之后,你可以看到漫天都是淡黄色的花粉。”张军说。“飞完一圈下来,飞机的螺旋桨上都沾满了厚厚的一层,尝一下像蜜一样,都是甜的。”

这种情况下,水稻父本和水稻母本的种植比例也达到4:40,甚至8:100。也就是说,在无人机的辅助下,杂交水稻的授粉,已经可以实现4棵父本为40棵母本,乃至8棵父本为100棵母本的授粉。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探索在多大的风力下,花粉传播有多远,授粉成功率如何等等。”张军表示,目前无人机授粉的杂交水稻结实率,已经达到50%,远超传统人工拉绳子授粉不足20%的结实率。

这样一整块田里,可以用来制种的水稻母本增加更多,加上大幅增长的结实率,育种的量也大幅增加。

学无人机驾驶的学生们

作为中国第一批拿到教员证的无人机教官,张军的另一个工作,是培训无人机飞手。

“学员来学习无人机驾驶的原因千奇百怪。”张军回忆,有的是无人机爱好者,只是想考个证,名正言顺地飞;也有想从事无人机工作;也有本身就是无人机行业,因为工作关系需要证照的。

耿千(化名)在正式到中科大智学习无人机驾驶之前,就是一个无人机发烧友。2015年年初,在参加正式培训之前,耿千是宝安西乡街道办的一名公务员。

因为公务员不能做到全脱产培训,家境还不错的他索性辞去了很多人艳羡的公务员工作。在培训期间,他买了各种机型的无人机,狠狠地过了一把隐。在培训完成后,耿千选择入职中科大智的母公司高科新农,专职从事无人机工作。

“现在持证的无人机飞手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张军表示,现在很多有无人机飞行需要的公司,要么派人来学习拿证,要么直接到培训机构招人。

由于坐享无人机培训的先天优势,中科大智的母公司高科新农每次培训,都会想要先为自己留下几个优秀的无人机飞手。

和耿千一样留下工作的还有来自广东河源的邓浩。2015年初,原本从事的农药相关工作的邓浩,发现了无人机喷洒农药的广阔市场前景之后,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

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卖掉了自己的一辆SUV,买了两架农业植保无人机,组建了自己的农药喷洒团队创业了。在此期间,他本人也去学习了无人机驾驶,并在学习完成后,成为能够单独带学员的助理教官。

预计2016年初,他也将通过AOPA的教官考试,顺利拿到教员证正式成为教官。

张军介绍,由于AOPA负责管理无人机飞手的消息,被越来越多人了解。出于安全需要,现在很多有无人机飞行需要的单位,在进行招标的时候,开始明确要求,投标机构的飞手需要有AOPA颁发的无人机驾照。

“所以经常有一些公司找到我,说下个月就有标要投,能不能尽快拿到证件。”张军说,现在要持照飞行,已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了。

中科大智无人机教官在做表演

如何得到无人机驾照

和张军当年参加培训时的科目类似,如今的无人机驾照学习,也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环节。

理论部分包括民航无人机法规、气象学、飞行原理、飞行动力学等多门课程。实操部分则是实际操作无人机,完成规定的飞行动作。

飞行考试的时候,飞手在理论考试后,要现场实际操作无人机。考官由AOPA内的一个由业内资深人士组成的无人机专业委员会成员担任,委员共有6个人,均为来自无人机行业的专家。

张军介绍,学员培训合格后,会拿到中国AOPA颁发的驾驶证。证照分为多旋翼、旋翼(多旋翼和单旋翼)和固定翼三种,以及驾驶员和机长两个层次,培训价格也从1.2万到2.3万不等。

机长和驾驶员的区别在于飞行责任问题。因此学习的课时,考试的成绩要求都不一样。张军介绍,如果报考的是驾驶员,那么理论的学习不能低于44个课时,机长则不能低于56个课时。多出来的课时就是机长必须学会的规划航迹、应急处置能力等。

在理论考试成绩上,机长的理论成绩不能低于80分,驾驶员不能低于70分;在实操考试上,机长要操作没有定位功能的姿态模式,驾驶员则操作更简单的GPS模式。

由于无人机培训教材相对也比较稀缺,所以目前无人机培训的很多理论内容,还是参考的通用航空理论体系。“不过气象、飞行动力学这些,学学总没有坏处。”

在张军麾下,无人机培训也是军事化的,这个习惯是从2012年他去总参60所回来后就开始的。

在总参60所培训的时候,由于全军的无人机飞行员多在这里培训。同样一起培训,张军觉得民企的飞手也要军事化管理。于是立刻去买来迷彩服,和培训的战士们一起出操。

正式在中科大智开始培训后,张军坚持对学员也要军事化管理。对此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我们在外面飞无人机的环境可能是非常艰苦的,整个飞行过程也是很紧张的,例如肩膀不能动,只能活动颈部,而且活动范围不能超过120度。”张军说,“如果连基本的身体素质都没有,那还是别学这个了,否则学完走出去也是杀手。”

以训练用的单旋翼直升机为例,重量肯定超过7公斤,每分钟螺旋桨1100多转。如果操作不当,危险可想而知。

中科大智无人机培训班学员

考无人机驾照有必要吗?

从2015年初正式开展培训到现在,AOPA已经颁发了超过1000张各类无人机驾照。根据AOPA的数据,截止到2015年9月18日,AOPA认可的培训机构有38家,共颁发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的学员共1009人。其中固定翼157人,直升机123人,多旋翼724人,飞艇5人。

张军介绍,其实在全部38家培训机构里,除了面向特定行业,如电力巡线等的特定培训,真正面向社会的并不多。

而且这个数据,相对于每年市场上出售的庞大数量的无人机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除此之外,另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是,由于无人机行业法规基本空白,没有归口管理部门,是否有“驾驶证”对无人机飞行而言,约束力和机动车驾驶证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情况之下,学习无人机驾照是否还有必要,成为无人机培训行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说我花6000块买一部苹果手机,难道还要花1万多元来学习怎么用它吗?”张军表示,是否需要通过学习取得一张无人机驾照,主要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的三个参数:7千克、120米、500米。

2013年,民航部门出台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要求重量小于等于7公斤的微型无人机,飞行范围在目视视距内半径500米、相对高度低于120米范围内,无须证照管理,但应尽可能避免遥控飞机进入过高空域;重量等指标高于上述标准的无人机以及飞入复杂空域内的,驾驶员需纳入行业协会甚至民航局的监管。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飞行器不会超过这三个参数,我也觉得你完全不需要考证。”张军说,很快中国将推广和美国等国一样的注册制飞行,所有的飞行信息,监管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里就包括是否有证。“是不是需要考这个证,需要自己权衡自己的操作范围。”

无人机考试现场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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