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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近几月犯罪暴增,奥克兰至少180起枪击案,都是撤资警局惹的祸?

今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2600次ShotSpotter警报,超去年同期24%。

文|旧金山湾区华人资讯 Taola

伴随着新冠确诊病例、BLM运动以及气温一起走高的,还有社会暴力犯罪事件。

在奥克兰,今年前6个月就发生了至少180起持枪袭击事件。而且根据警方统计,有86%的枪击案件都没有报警。有报告的持枪袭击案件在3月有19起,4月有32起,5月有39起,6月升至42起。而此间奥克兰还在疫情封锁之中。

几年前奥克兰在全市16英里范围内部署了几十个ShotSpotter音频检测设备,侦测到枪声后的30秒内,就会向奥克兰警方发送警报和位置。今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2600次ShotSpotter警报,超去年同期24%。

洛杉矶过去2个月中,凶杀案呈现出了两位数的增长;

芝加哥于去年同期相比,6月最后一周和7月第一周凶杀案件增长了39%;

亚特兰大、新奥尔良、华盛顿等城市枪击案的受害者中,甚至包括儿童;

在纽约,上半年的凶杀率比2019年上升了23%;

纽约布鲁克林,一名还坐在婴儿车里的1岁男孩,与家人野餐时被枪杀;

近来“撤资警局”运动的反对者们,包括总统川普,都将犯罪率的上升归咎于BLM运动的抗议和骚乱,认为现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明城市不应削减警局经费的最好例证。在他们看来,犯罪率的激增就是需要更多的警察和更多的执法预算。

但“撤资警局”运动的支持者们就赞同减少警局预算,将资金以其他方式转给社区的社会服务。他们认为眼下的情况恰巧证明美国不需要更多警察,需要的是更多关注城市犯罪的根本原因,比如贫困、药物滥用、和刑事司法的差异等。

犯罪学家认为,现在就断定犯罪率飙升的原因还为时尚早,不过为了使城市更安全,并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官员们还是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调配警察,而非粗暴增加警察的数量。

01、为什么犯罪行为在增多?

一方面,犯罪本就容易在夏季多发,炎热的天气、放暑假的年轻人没有了学校的束缚、户外聚会增多、人际冲突也难免。往往最温暖的的月份正是城市犯罪率最高的时期。

另一方面,今夏的情况也有其特殊之处。在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任教的犯罪学家Richard Rosenfeld表示,犯罪率攀升至少一部分原因是城市重启活动恢复后带来的。

他本人近期一份研究报告也表明,美国大城市今年3、4、5月凶杀案发生率与前一年相比是大幅下降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疫情封锁导致了凶杀案的下降。

6月份犯罪率的上升,可能与佛洛依德之死引发的BLM运动,以及其他警察暴力事件引起的广泛社会动荡相关。

此外,纽约市公民犯罪委员会主席Richard Aborn也表示,疫情中黑人感染和死亡比例居高,BLM运动触及了所有有色人种的原始神经,加剧了对警察机构的不信任,导致“警察合法性危机”。激化了警察与所服务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当人们不信任或害怕警察的时候,就不会报警或与调查人员合作。

犯罪学家Rosenfeld表示,人们不信任警察的时候,就更可能自己动手,自行解决纠纷。

02、反对派:撤资警局会提高犯罪率

一些官员认为,更少的街头警察只会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参议员Ted Cruz多次公开反对撤资警局,表示这对弱势社区是一种摧残。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Bill Cassidy也认为这只对“抢劫和强奸犯是好事”。总统川普也持同样的观点。

纽约警察福利协会等强大的警察工会转移了犯罪率上升的责任,转而将矛头指向了城市官员。认为白思豪等领导“创造了一种对警察仇恨和不尊重的氛围,犯罪分子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点”,这使得警察们莫衷一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进而引发弗格森效应:

警察对执法力度感到迷茫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2014和2015年时候,密苏里弗格森的Michael Brown和巴尔的摩的Freddie Gray被杀,全国也出现了针对警察暴行和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警察因为怕被重伤,出警的时候往往就显得很不自在,犯罪率也因此上升,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弗格森效应(Ferguson effect)。

那几年美国的犯罪率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理论,一些迹象表明,芝加哥和巴尔的摩警察的抽调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但另一项研究考察了Michael Brown死后一年美国81个城市的犯罪率,发现总体并没有增加。

03、支持派:宽松的警务方式实际上可以让犯罪率下降

改革后的警务模式在一些城市已经取得进展,成了典范。

新泽西州卡姆登市曾被认为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2012年警察部门全面改革,强调伙伴关系和解决问题,而非暴力和惩罚。在烧烤和冰激凌的帮助下,拉近警民关系,让警察了解社区居民。城市的犯罪率已经下降了近一半。

纽黑文大学高级警务中心主任Lorenzo Boyd有15年以上的警察从业经验,并在过去20年里对警察进行培训。他认为现在的及警务工作是不可持续的,那些支持者维护的是一个破碎的系统、一个不合逻辑的信念——更多警察可以导致更少的犯罪。

这是因为目前大多数城市的治安系统是被动的,警官们最常在犯罪发生后才做出反应。因此现有警察数量并不影响犯罪率,影响的是犯罪后的调查和逮捕。与打击犯罪,不如解决犯罪根源的问题,将警局预算投入到社会项目中。

几年来,俄勒冈州Eugene市一直派心理健康工作者和医务人员去处理部分911电话,而非与卫生服务非盈利组织合作的警察。这一举措节省了数百万美元,还降低了911变成暴力电话的可能性。

Boyd认为这是长期治标也治本的解决方案之一了。“犯罪是社会中更大问题的表征,是游民无家可归、瘾君子,缺乏教育、就业、食物、住房,所有这一切夹杂在一起形成的,真能指望警察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Boyd和Aborn都反对资助警察,相反,各部门应该强调缓和以及同理心——这些从他们所服务的社区中就可以习得。

犯罪学家Rosenfeld认为警察改革和有效应对暴力事件激增必须同时兼顾,今夏和此后,国家的健康和安全,都可能取决于此。

排版|Ziyan|

校对|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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