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说

爱尔兰导演费纳根的《生态箱》，写一对小情侣到售楼处看房，被一个长得像机器人的中介忽悠到某小区，带家具的双层小独栋看起来很中产，下一代都够用的格局也很合胃口，但中介突然失踪，小情侣再也走不出满眼原谅绿的新家园。

他们的后半生从此被困在毫无生气的房子里，每天吃着没味道的草莓，养育着纸箱送来的长得像中介的男婴，直到有一天孩子埋葬了小夫妻，成为下一代中介，在售楼处里等候着另一对满怀憧憬的年轻人。

电影几乎没什么情节，只有一个寓言式的内核，视觉语言传达了所有概念，但却是迄今对代际冲突最点睛的诠释。

后浪对前浪奋斗终生的《生态箱》早已失去兴趣。

知乎曾有钓鱼式发问，“为什么当代年轻人那么丧”？后浪蜂拥而至，而且审题功夫到家，抓住了“丧”字的真味。

“说白了就是你要按他们的游戏规则来，你要追求买房，买车，买钻戒，买包包，办豪华婚礼，生孩子，买学区房，出国旅游，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这样你才算一个好男人，呵呵，去你的吧。”

“丧”的另一面是佛系，日本叫低欲望社会，韩国叫七不世代（不要恋爱、婚姻、孩子、工作、房子、人际关系和未来规划），都是一回事。

“丧”和“佛”不是丢掉了感知快乐的能力，而是对快乐的定义变了，年轻人反感的只是“从你身上赚不到钱，就说你丧，说你屌丝，说你没追求”。

这不是两代人没有共情，也不是对放空人生，花式划水有什么误解，大家担心的只是对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

从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到镰田慧的《当代日本社会面面观》，再到大前研一的系列著作，你能清晰感受到日本人精神状态的变化。

所谓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平成养豚，令和划水，日本的老龄化严重，人口负增长，全民积累的金融财富是GDP的3倍，年轻人退出社会，宅在家中，人际关系停留在不愿再进一步的安全状态，放下期待，卸掉不确定，成为相对舒服的活法，反倒是老年人一直在外打拼。

日本统计局的《全国消费实态调查》表明，29岁以下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相对稳定，消费却在持续衰减，特别是传统的车、酒和旅行三驾马车。

对这种现象最担心的不是学者而是企业家。

创造了“低欲望社会”这个词的大前研一开出三个药方，一是想办法让沉淀的金融资产流动起来，二是从海外归化劳动力，三是展开憧憬教育。

比大前研一更厉害的是任正非，他直接向“无欲则刚”开炮。

我们老祖宗的无欲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以强大内心世界对抗外部的纷扰侵蚀，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脉相承。

2017年华为优化35岁以上老员工事件后，任正非有感而发，说了很多，“年轻人光想躺着数钱，不努力，华为是没有钱的”，但这是对内而言。

对外他忧虑年轻人的“无欲则刚”。

在他看来，无欲违背人性，无欲不可能做到刚，所以“无欲则刚”是反逻辑的，不管企业还是个人，丧和佛就意味着失败，爱拼才会赢。

他把时代进化的动力概括为五种层次的欲望：物质的饥饿感，安全感，成长的愿望与野心，成就感和使命主义，其实核心是两层含义。

任正非把自己和乔布斯看成最高级的“超意识使命主义者”，通过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财富没多大意义，但其他人还是应该满足物质饥饿感。

这个观点是凯恩斯“节约悖论”的延伸。

就是说消费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与国民收入是反向变动，简而言之，越节俭越穷，散财方能生财，这道理《聊斋志异》有个故事说透了。

刘某嗜酒，家有积蓄，不以为累，后有僧人前来，说体内有酒虫，施法将虫驱出，此后刘视酒如仇，体渐瘦，家日贫，饮食亦不能给。

在蒲松龄看来，口腹大欲，人之天性，抽离这些基本欲望和生活乐趣，并不会让人过的更好，反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过去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未来是消费驱动，这一点大多数人都认同。

泡沫时代的日本人偏爱滑雪、高尔夫球等享乐性消费，1987年的电影《雪岭之旅》是郭敬明《小时代》的鼻祖，所有场景都漂亮舒服，三观极正的主角在高楼大夏和迷人雪景中到处散发着荷尔蒙。

到21世纪的这个10年，长的好看又有钱的皮囊仍然诱人，但已经失去精神魅惑力，这份鸡汤的营养成分太过单一，大家都漾奶了，《小时代》的豆瓣低分是最好的墓志铭。

但物欲的经济意义又是真实存在的，商务部的数据是2018年全国社消总额38.1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6.2%，去年全国社消总额是41.2万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回落到57.8%，这并不是好消息。

知乎有个热门话题“一个年轻人为什么毫无欲望”，不是说年轻人不消费，而是他们消费的社会性和参与性大为降低。

日本新潟县的越后汤泽因川端康成的《雪国》而出名，也确有一班从东京开来的雪国列车，全程75分钟，曾经一票难求，但如今门可罗雀。

著名的哈雷摩托，曾经是年轻美国人的潮流象征，1980年车主的平均年龄是25岁，现在是58岁，公司喊出吸引200万新人的口号，迄今无济于事。

技术进步让抖音、快手式轻娱乐飞速迭代，我们不必像上辈人那样亲历亲为才能收获快乐，连“玩物丧志”的过程都免了。

这对实体经济是坏消息。

从心理溯源的角度来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剧烈变化，造富神话层出不穷，普通个体失落感强烈，会导致严重的自我矛盾。

大部分人讨厌一成不变的生活，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慌。

曹德旺一直不理解年轻人宁可送外卖也不进福耀，其实《美国工厂》那些让别人不舒服的管理因素，中国年轻人同样不喜欢。

如果中国制造的优势就是把年轻人组织起来，从事简单而没有创造力的重复劳动，那这个优势迟早会消失，以曹老板的精明早应该想明白。

所以大佬经常给年轻人打气，俞敏洪说“别怨世界太难，奋斗是生命常态”，王石劝年轻人别急着买房，抓紧创业，董明珠说“年轻人要准备失败，才能走向成功”，梁建章说，“年轻人都应该去大城市”，还鼓励生二胎，“年轻人太少削弱中国竞争力。”

老罗当年“彪悍人生不需要解释”的悲情不管用了，马云“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曾经很励志，到“996福报论”也套路化了。

很多大佬希望年轻人为确定的目标努力，但他们所展示的未来就是另一种《生态箱》，只能起反作用。

各种外部因素对消费的抑制也越发明显。

上海财经大学的宏观项目组今年3-4月组织了一次对上海市民的调研。在1705份样本中，小于20岁的受访者占比0.06%，21岁到30岁是34.55%；31岁到40岁之间为42.17%；41-50岁之间是16.42%，51岁到60岁6.10%；61岁以上的仅为0.70%。

结果疫情期间收入下降最明显的就是21-30岁这个群体，他们的消费意愿、储蓄水平和偿债能力受到很大影响。

如何生活原本是一种很个人化的处世哲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韩非子》有个故事，写齐国隐士狂矞、华士二人相约“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

这是典型的应激反应，在时代剧变时把生活简单化，以排除所有未知风险，跟有些年轻人对什么都没兴趣，只喜欢在家狂饮肥宅快乐水差不多。

但这个活法有破坏性。

于个人而言，会造成社会感知的退化，出世很容易，再入世就痛苦了；对经济而言，会抑制大宗消费，特别是房子、汽车，丰田普锐斯之父嵯峨宏英就说过，“年轻人不再把车作为梦想的话，整个行业都将难以为继。”

《韩非子》中的狂矞、华士最后被姜子牙杀掉了，因为这种小国寡民的活法，让任何社会治理策略都失效了。

今天“小隐隐于家”不会有生命危险了，每天活蹦乱跳或是放空自己，都是一种活法，你的选择，你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