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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被重庆超越,可广州不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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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被重庆超越,可广州不认输

广州的排名跌落到老五,还是又一次让广州进入公众视线。事实上,近几年关于广州“跌出一线城市”地位的讨论一直没有断过。

文|大湾腹地 陆子柒

编辑|赵小南

2020上半年各省GDP数据出炉时,广州又一次成为了焦点,这是因为重庆GDP总量超过了广州。从北上深杭到北上深渝,重庆也开始抢夺广州的风头。外界议论广州的落寞,但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超过2000年的商都,广州自有其魅力,并不会轻易认输。

失落于一线城市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自秦朝以来就是岭南的中心。背靠大山,中有珠江,面朝大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广州稳居三角洲C位两千多年。

甚至在清代闭关锁国之时,也保留了广州作为我国唯一一处通商口岸,随着十三洋行的富可敌国,广州的商业地位被推向了顶峰。

举办在广州的广交会,逐步发展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粤商从这里走向世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广州一直都是东西方交流的中心。

可近年来,关于广州没落的新闻有太多。

三年前,深圳GDP总量和增长幅度双双超过广州,“北上广深”变成了“北上深广”。现在,老四的位置被重庆又追上了,以2020年上半年GDP数据来看,重庆以微弱的优势碾压广州。

重庆的后来者居上,自有其道理。重庆面积是广州的11倍,人口是广州的2倍,下辖26个区、8个县和4个自治县。

但广州的排名跌落到老五,还是又一次让广州进入公众视线。事实上,近几年关于广州“跌出一线城市”地位的讨论一直没有断过。随着经济数据被深圳追平并赶超,加之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的快速崛起,“广州跌出一线城市”的论调近几年甚嚣尘上。

首先来看财政方面,由于“上缴”的比例高,虽然广州的财政总收入并不低,但是刨除上缴税收后留存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就是地方政府的真实财政收入却并不高,甚至排在了杭州之后。

以2019年为例,广州财政总收入高达6336亿,但留下的仅有1697亿,比例还不到30%;而杭州的财政总收入才3650亿,留下来的就有1966亿,比例超过50%。这意味着广州能留存下来发展本地经济的可用资金会受到影响。

再来看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余额,这是衡量金融业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7年开始,深圳的余额和增长就开始超过广州。深圳的前海地区一直是金融改革的急先锋,如果再对比私募、公募、信托、证券等行业,深圳在金融方面远超广州。

作为一线城市,广州个税的收入排名也在下滑。个税反映了收入水平的高低,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产业链结构,以及对于人才的吸引程度。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广州已经跌落到了第9,个税总额371亿元,排在了厦门、杭州、珠海等城市之后,几乎是深圳740亿元收入的一半。

相比于一江之隔的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移民文化,广州这个千年的贸易之都在人才的吸引力上也已落后深圳。根据百度地图《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在人口吸引力指数TOP10的城市中,深圳以16.886的人口吸引力指数高居榜首,同比排名上升2位;其次是广州(15.626)、东莞(13.623)位列第二、第三。

具体到城市的毛细血管——吸引并引入人才的公司们,广州的上市公司只有112家,这个数字仅约为深圳的三分之一。至于独角兽企业,根据CB Insight最新的报告,2019年广州进入10亿美元榜单的创业公司只有5家,同样是深圳的三分之一。

明星公司的出走也是坊间留下“广州不行了”的原因之一。2017年8月1日,广州恒大淘宝队晋级四强,一场低调的宴请之后,当日恒大正式迁入深圳。在广深之争中,企业的去留,往往成为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性象征。先不说广州再从头培养一家世界500强的难度,仅就一家龙头搬迁至“竞争对手”这边,其冲击就可见一斑。

岗位吸引人才,人才拉升对于住房的需求会直接反应在房价上。相对于深圳直线拉升的房价,广州的房价这些年来一直不温不火,是一线城市中的洼地。这固然有利于年轻人更轻易地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栖居之地,但是和北上深显著的差距也让不少人开始质疑其“一线城市”的地位。

作为历史超过两千年的商都,外贸是广州的重要产业,诞生在广州的广交会,至今已有63年历史,更是有着经济晴雨表之称。

如同广州往日的荣光,广交会几十年来都有着骄人的数字。1957年至1965年,广交会初创期,出口交易额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17%;1966年至1977年,占比达到了41.5%;在鼎盛期的1972年和1973年,出口交易额超过了当年出口总额的50%。

但早几年前,广交会的场馆内就已经开始冷冷清清,能看到老客户的身影,但订单量明显下降了很多,这也带来了酒店订房率空置,境外采购商邀请函申请量不足,客服咨询量下滑等等问题。以至于2019年开展前,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徐兵公开表示,预计采购商将面临较大压力。

疫情更是进一步冲击了广交会。2020年期间,“广交会”63年来首次完全搬至线上成为“网交会”,虽然它紧跟热点引入了大热的直播来拉拢人气,但效果寥寥。财新用了《直播间来了一个客户,线上广交会惨淡开业》的标题来形容日渐式微的广交会。

定位模糊与“退二进三”

广交会是广州经济的一个缩影,当传统商贸遇到夹击时,靠外贸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从广交会到广州,一个以港口外贸起家的城市,面临着大树下无法继续乘凉的问题。传统商贸转型面临的问题是:当年兴盛的批发市场滞留老城区,反而拖累老城区升级,这被年轻人诟病“市中心环境脏乱差”。

广交会想要逆风翻盘,无奈阻力太大。如今的落寞,前有大环境影响,后有各“同行”追赶。随着全球贸易增速的放缓,中国外贸增速下降,出口陷入疲软。上海也开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广交会对外经贸展会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

但广州却并没有探索出更好的产业出来,这成为广州在一线城市间显得尴尬的重要原因。

十年前的《新京报》曾对广州有这样的评价:一个定位模糊的城市。说起广州,除了贸易,似乎很难再找到代表性的关键词或者支柱产业。相比之下,其他三个一线城市的定位更为明晰,比如北京的政治中心、上海的金融中心和深圳打造的科技中心。

北京和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暂且不说,仅拿深圳举例,深圳的定位一直明确,要让名片中印着“科技中心”。深圳的南山几乎汇聚了科技企业的领头羊,前海试验田也成了孕育金融创新的摇篮,中国电子类、家电类、智能产品汇聚在这座城市,于是这座城市的活力,也和创新画上了等号。

而随着电商龙头老大阿里巴巴在杭州的崛起,杭州也在抢夺广州对外贸易的份额,广州的传统贸易面临着转型难题。

广州的想法是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拉开了一场近10年的“退二进三”运动。所谓“退二进三”,是指把重污染、能耗大的第二产业工业企业从市区搬离出,重点发展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10年前广州施行“退二进三”的政策,原意是调整城市产业的布局,把污染严重的工业从老城区附近迁到外围地带,而非将工业逐出。但在现实中,被迫外迁的企业往往陷入困境,很少能在技术、效率或者生产上取得突破。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第三产业逐年提升,从2009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从不到60%上升到超过70%,第二产业由40%下降到不足30%。有专家指出,在工业化尚未完成阶段,贸然“升级”到发展现代服务业阶段,有可能会像曾经的香港一样,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曾经闻名的工业大道,如今还在开工的企业屈指可数,而昔日规模庞大的第二产业的工人们,改行做的多是他们所不熟悉的服务业,并以快递、外卖、保安等低端服务业为主。

和天津走过的路类似,仅仅从降低第二产业比值入手,加之没有明确的定位(且错失了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广州这条路走得艰辛也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即使存在诸多隐忧,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和国际竞争力,说广州已然跌出一线城市也大可不必。广州的经济近几年相对深圳衰落不假,但广州背靠的珠三角城市群并没有明显的衰落迹象,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当口,广州重新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

GDP等数字带来更多的意义可能是,能让很多坚信广州没有问题的人开始查找问题,而不是继续装睡。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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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被重庆超越,可广州不认输

广州的排名跌落到老五,还是又一次让广州进入公众视线。事实上,近几年关于广州“跌出一线城市”地位的讨论一直没有断过。

文|大湾腹地 陆子柒

编辑|赵小南

2020上半年各省GDP数据出炉时,广州又一次成为了焦点,这是因为重庆GDP总量超过了广州。从北上深杭到北上深渝,重庆也开始抢夺广州的风头。外界议论广州的落寞,但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超过2000年的商都,广州自有其魅力,并不会轻易认输。

失落于一线城市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自秦朝以来就是岭南的中心。背靠大山,中有珠江,面朝大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广州稳居三角洲C位两千多年。

甚至在清代闭关锁国之时,也保留了广州作为我国唯一一处通商口岸,随着十三洋行的富可敌国,广州的商业地位被推向了顶峰。

举办在广州的广交会,逐步发展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粤商从这里走向世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广州一直都是东西方交流的中心。

可近年来,关于广州没落的新闻有太多。

三年前,深圳GDP总量和增长幅度双双超过广州,“北上广深”变成了“北上深广”。现在,老四的位置被重庆又追上了,以2020年上半年GDP数据来看,重庆以微弱的优势碾压广州。

重庆的后来者居上,自有其道理。重庆面积是广州的11倍,人口是广州的2倍,下辖26个区、8个县和4个自治县。

但广州的排名跌落到老五,还是又一次让广州进入公众视线。事实上,近几年关于广州“跌出一线城市”地位的讨论一直没有断过。随着经济数据被深圳追平并赶超,加之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的快速崛起,“广州跌出一线城市”的论调近几年甚嚣尘上。

首先来看财政方面,由于“上缴”的比例高,虽然广州的财政总收入并不低,但是刨除上缴税收后留存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就是地方政府的真实财政收入却并不高,甚至排在了杭州之后。

以2019年为例,广州财政总收入高达6336亿,但留下的仅有1697亿,比例还不到30%;而杭州的财政总收入才3650亿,留下来的就有1966亿,比例超过50%。这意味着广州能留存下来发展本地经济的可用资金会受到影响。

再来看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余额,这是衡量金融业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7年开始,深圳的余额和增长就开始超过广州。深圳的前海地区一直是金融改革的急先锋,如果再对比私募、公募、信托、证券等行业,深圳在金融方面远超广州。

作为一线城市,广州个税的收入排名也在下滑。个税反映了收入水平的高低,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产业链结构,以及对于人才的吸引程度。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广州已经跌落到了第9,个税总额371亿元,排在了厦门、杭州、珠海等城市之后,几乎是深圳740亿元收入的一半。

相比于一江之隔的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移民文化,广州这个千年的贸易之都在人才的吸引力上也已落后深圳。根据百度地图《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在人口吸引力指数TOP10的城市中,深圳以16.886的人口吸引力指数高居榜首,同比排名上升2位;其次是广州(15.626)、东莞(13.623)位列第二、第三。

具体到城市的毛细血管——吸引并引入人才的公司们,广州的上市公司只有112家,这个数字仅约为深圳的三分之一。至于独角兽企业,根据CB Insight最新的报告,2019年广州进入10亿美元榜单的创业公司只有5家,同样是深圳的三分之一。

明星公司的出走也是坊间留下“广州不行了”的原因之一。2017年8月1日,广州恒大淘宝队晋级四强,一场低调的宴请之后,当日恒大正式迁入深圳。在广深之争中,企业的去留,往往成为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性象征。先不说广州再从头培养一家世界500强的难度,仅就一家龙头搬迁至“竞争对手”这边,其冲击就可见一斑。

岗位吸引人才,人才拉升对于住房的需求会直接反应在房价上。相对于深圳直线拉升的房价,广州的房价这些年来一直不温不火,是一线城市中的洼地。这固然有利于年轻人更轻易地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栖居之地,但是和北上深显著的差距也让不少人开始质疑其“一线城市”的地位。

作为历史超过两千年的商都,外贸是广州的重要产业,诞生在广州的广交会,至今已有63年历史,更是有着经济晴雨表之称。

如同广州往日的荣光,广交会几十年来都有着骄人的数字。1957年至1965年,广交会初创期,出口交易额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17%;1966年至1977年,占比达到了41.5%;在鼎盛期的1972年和1973年,出口交易额超过了当年出口总额的50%。

但早几年前,广交会的场馆内就已经开始冷冷清清,能看到老客户的身影,但订单量明显下降了很多,这也带来了酒店订房率空置,境外采购商邀请函申请量不足,客服咨询量下滑等等问题。以至于2019年开展前,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徐兵公开表示,预计采购商将面临较大压力。

疫情更是进一步冲击了广交会。2020年期间,“广交会”63年来首次完全搬至线上成为“网交会”,虽然它紧跟热点引入了大热的直播来拉拢人气,但效果寥寥。财新用了《直播间来了一个客户,线上广交会惨淡开业》的标题来形容日渐式微的广交会。

定位模糊与“退二进三”

广交会是广州经济的一个缩影,当传统商贸遇到夹击时,靠外贸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从广交会到广州,一个以港口外贸起家的城市,面临着大树下无法继续乘凉的问题。传统商贸转型面临的问题是:当年兴盛的批发市场滞留老城区,反而拖累老城区升级,这被年轻人诟病“市中心环境脏乱差”。

广交会想要逆风翻盘,无奈阻力太大。如今的落寞,前有大环境影响,后有各“同行”追赶。随着全球贸易增速的放缓,中国外贸增速下降,出口陷入疲软。上海也开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广交会对外经贸展会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

但广州却并没有探索出更好的产业出来,这成为广州在一线城市间显得尴尬的重要原因。

十年前的《新京报》曾对广州有这样的评价:一个定位模糊的城市。说起广州,除了贸易,似乎很难再找到代表性的关键词或者支柱产业。相比之下,其他三个一线城市的定位更为明晰,比如北京的政治中心、上海的金融中心和深圳打造的科技中心。

北京和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暂且不说,仅拿深圳举例,深圳的定位一直明确,要让名片中印着“科技中心”。深圳的南山几乎汇聚了科技企业的领头羊,前海试验田也成了孕育金融创新的摇篮,中国电子类、家电类、智能产品汇聚在这座城市,于是这座城市的活力,也和创新画上了等号。

而随着电商龙头老大阿里巴巴在杭州的崛起,杭州也在抢夺广州对外贸易的份额,广州的传统贸易面临着转型难题。

广州的想法是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拉开了一场近10年的“退二进三”运动。所谓“退二进三”,是指把重污染、能耗大的第二产业工业企业从市区搬离出,重点发展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10年前广州施行“退二进三”的政策,原意是调整城市产业的布局,把污染严重的工业从老城区附近迁到外围地带,而非将工业逐出。但在现实中,被迫外迁的企业往往陷入困境,很少能在技术、效率或者生产上取得突破。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第三产业逐年提升,从2009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从不到60%上升到超过70%,第二产业由40%下降到不足30%。有专家指出,在工业化尚未完成阶段,贸然“升级”到发展现代服务业阶段,有可能会像曾经的香港一样,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曾经闻名的工业大道,如今还在开工的企业屈指可数,而昔日规模庞大的第二产业的工人们,改行做的多是他们所不熟悉的服务业,并以快递、外卖、保安等低端服务业为主。

和天津走过的路类似,仅仅从降低第二产业比值入手,加之没有明确的定位(且错失了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广州这条路走得艰辛也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即使存在诸多隐忧,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和国际竞争力,说广州已然跌出一线城市也大可不必。广州的经济近几年相对深圳衰落不假,但广州背靠的珠三角城市群并没有明显的衰落迹象,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当口,广州重新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

GDP等数字带来更多的意义可能是,能让很多坚信广州没有问题的人开始查找问题,而不是继续装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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