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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林腾
翻开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地图，东南角落有一块区域叫宝安县，与惠州、东莞等地一起，被划在惠阳地区内。地图上的一条河流如同分割线，隔开了两个世界：河这边，是破旧的农房与碎石子路，河那边，却是遍布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
70年代末，经历了饥荒、传统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艰难万分，大家急需吃饱肚子，急需一条打破落后、走向发展的新道路。
深圳，从那时起便走到了路的最前面。
1979年，宝安县被撤，以当时县政府所在的深圳镇命名，升为省辖市，深圳市由此成立。
设市与设立特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邓小平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表示，就像陕甘宁特区一样，深圳也叫特区，只不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经全国人大同意，以深圳为首的第一批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四十年过去，这片土地上风云变幻，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第一炮”，到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再到如今无人不知的“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创造了无数家喻户晓的口号，也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转型之路。再没有另一个城市，能够让你提起名字就联想起：包容、创新、活力等词语。
如今，深圳市一年GDP达到2.69万亿元（2019年数据，下同）位列全国第三，人均GDP则排在全国第一；拥有1344万常住人口，而其中只有不到500万户籍人口；这里有308个A股上市公司与全国唯二的证券交易所，有华为、平安、腾讯组成的HAT为代表的世界500企业；还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两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区叠加”优势下，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圳，指田间水沟，深圳这两字的意思便是“深深的水沟”。
这条曾经不起眼的“水沟”，为何会在短短40年，以一个叫深圳的称谓，被中国乃至世界，称为奇迹？
40年来，深圳抓住了哪些重要机会，又是什么支持它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
“深圳主义者”、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对界面新闻回顾了深圳特区40年里的发展史，从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角度，总结了其重要的4个发展的关键节点。
以下为界面新闻根据对话总结内容：
1980-1985 贸易积累第一桶金
谈深圳的崛起，必然离不开香港。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工人在香港的工资每月可达上千元，而深圳的月均工资是82元。1980年，深圳全市GDP不到香港的1%。两地经济差异悬殊，大量人口偷渡外逃至香港，“逃港潮”从5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停歇。
陈秉安在《大逃港》里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宝安县有50万人，在香港的宝安县人呢，也近50万。”
从解决逃港问题为出发点，到1980年8月26日公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确立深圳为经济特区，纵观深圳发展史，它注定要借势香港，也要对标和超过香港。
特区要发展，基础建设是重中之重。1979年，最靠近香港的蛇口半岛率先划出了一块工业区，开始炸山填海，并通水、通电、通车、平整土地。后来，这被誉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
特区成立后，一座罗湖山也被铲平，腾出了0.8平方公里的宝贵用地。罗湖山挖出的土垫高了当地地势，因此还解决了内涝问题。
除了基础建设以外，深圳当时最先发展扩大的产业是贸易。在经济发展的贸、工、技三个阶段中，贸易往往是最先行的。当时的深圳没技术，没设备，也没人才，但有宽松的对外贸易政策，和一座连接深港两地的罗湖桥。
在那个外汇紧缺的年代，深圳被特许进口特区建设所需的生产与生活资料，在关税上有免税或减税政策，并允许在特区内部分地区流通港币。于是，免税港货经过罗湖桥涌了进来。
当时全国各省都在深圳设立了贸易公司，最多的时候，罗湖区内挤进了3000多家贸易公司。进出口总额的数据曲线，和GDP曲线一起，从80年代开始突然抬头。
如今的万科集团，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是这些贸易公司中一员。
也是那时，一个“著名”的群体诞生了——倒爷。倒爷们用各种手段将进口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等新潮物品走私到内地，让许多人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在作家王朔笔下，这些提着电视机录音机的人还带来了流行音乐，杂志，时装等新兴娱乐产业，在新一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深深地烙下了香港印记。
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评价，这一阶段是“获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价格差的套利年代的高速增长。”在当时，这种相对粗暴的发展模式，还引来了质疑。
1984年，深圳市委常委会议上，就已经出现了“特区主要是赚内地的钱”的议题。
1985年，香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直指深圳并没有做到“以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 并总结道：“深圳的繁华基本是依靠特殊经济政策，以进口商品和物资来赚取国内市场的钱”。
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杂志连续数月开设特区问题论战栏目，形成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大辩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正是在这“套利的年代”挣得了第一桶金，深圳经济得以进一步开放，并为后来的发展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985-1990年代初期 制造业的雏形
“先有蛇口，后有深圳”，1979年，率先试点改革的招商蛇口工业区，开始了吸引外资的脚步，“三来一补”模式最早从这里开始，之后逐渐推广至全市。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
深圳便宜的土地租金，低廉的劳动力，还有开放的贸易政策，吸引着香港商人来到这里投资建厂。正逢香港六七十年代制造业巅峰过去，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便转移到了当时急需发展制造业的深圳。
转移来的产业主要是服装鞋帽、玩具礼品等轻工业，生产线上的设备很多也是被外资淘汰下来的。几年间，在蛇口、八卦岭、上步、梅林、莲塘工业区……大量港资工厂铺满了深圳。
很多原先在香港小作坊式的工厂，来到深圳后扩大规模，成长为几百上千人的工厂。随港资北迁一同转移来的，还有资金、技术、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降低了深圳向市场经济学习的成本。
1980年到1991年间，轻工业在深圳的生产环节流转税中的占比迅速上涨，从37.3%攀升到了91.2%。
至此，深圳进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不过仅处在产业链的最底层，打了点工业基础。
在制造业萌芽期间，彩电、冰箱、电话机等生产线已进入深圳各个简陋的工厂，因此电子信息产业有了散乱但丰富的发展。
直到1984年，深圳电子工业集团公司成立，这一产业发展才逐渐成型，1988年，这家公司更名为赛格集团。
十年后，其名下的赛格科技创业园，有间老旧的办公室被一个叫做马化腾的年轻人租了去，在这里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创业。
这一时期，还有些人物悄然登场。当时政策鼓励兴办民间科技企业，台胞来陆投资。
1987年，退伍军人任正非靠集资来的2.1万元注册了华为公司，员工共14人。
1988年，香港富商林百欣的女婿回大陆探亲，顺带考察深圳，在这里开设了第一家厂房，这家工厂后来叫富士康，创始人名为郭台铭。
“输入”的加工制造业，还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到了1993年，深圳对外贸易的87%来自三资企业的净出口和“三来一补”的征费收入；第三产业占深圳GDP的46%，吸收劳动力占深圳从业人员的32.2%。
1994-2015 关键之战：高新技术产业
粗放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低利润、低技术含量、高污染等弊端也逐渐显现。
“三来一补”企业到90年代初期急需转型升级。深圳市政府也早已察觉了这一点，1993年底，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
如果说“三来一补”意味着深圳从农业转向工业，那么这便是深圳的第二次产业转型，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1993-1994年，深圳开始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城市经济转型的战略方向，连续推出了多个关于民办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等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文件。到90年代中期，深圳进入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1995年，全市科技大会召开，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这三大产业被明确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富士康在主攻电子信息产业的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转型初期，深圳的科技产业还处在“山寨”模仿阶段，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产品，华强北都能短时间内复制出来。
但智能手机的出现为厂商们筑起了技术壁垒，以苹果为代表，2007年发布第一代iPhone以后，深圳的电子元器件供应链开始组建并整合。
工业基础已经打下，物流和供应链也极有效率。举例而言，那时的通关体系已经十分便捷。很多人记得，90年代末，皇岗路一天通关的香港货柜车能达到10万辆，一直排到皇岗口岸，货车碾过，震耳欲聋。
富士康接过苹果手机代工的单子，将苹果产业链非核心元器件部分在深圳培养了起来。最多的时候，苹果90多家一级供应商里，地处的珠三角有40多家。而这些供应链工厂们，此后也成为了国产手机的供应商。
华为、OPPO、VIVO……21世纪初，国产消费电子产品开始起步，大多数硬件厂商将产品制造交给了深圳，与深圳一起成长。大疆这样起初并不起眼的公司，也走向了国际前列。千千万万农民工离开家乡，走到了深圳工厂的流水线前。
也许是因为这提前其他城市近10年的前瞻布局生物医药，日后辗转多地的华大基因才最终选择落户深圳。
直至今日，2019年广东（以深圳为首）手机产量占全国比重近半，有华为、中兴、比亚迪等22家公司入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切实走在电子信息产业的最前面。
2015-至今 双刃剑：金融业扩张
深圳的金融业很早就开始发展，追溯到特区建设初期，因当时外汇紧缺、倒卖外汇问题严重，1985年12月，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深圳外汇调剂中心就已成立。
此后，招商银行、中国平安等公司均在80年代成立。
20世纪末，金融业与电子信息、物流业并称为深圳的“三大支柱产业”，在大力发展科技的过程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成为全国唯二交易中心之一。尽管经历了2000-2004年的四年的新股停发阶段，但好在中央此后批准其在主板开设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也在2009年正式开市，集聚了大量中小民营企业。
科技金融体系也建立了起来。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对技术方向的判断是极其重要的。大公司尚有资本放手一搏，中小企业却很可能葬送在关于技术未来的“赌博”里，一旦方向失误便万劫不复。这时，科技金融体系的建立变得极为重要 ，其本质是模仿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
深创投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99年成立的。在当时“上海滩证券业三大猛人”之一的阚治东带领下，仅成立3个月，深创投账上盈利已超过2000万，并且在1999年年底向股东进行了分红。
十年后，创业板的开市又让更多私募基金、VC、PE等等涌入资本市场，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看到了希望，借此，金融业在后来几年内成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引擎。
到2015年，前海被视作金融业新的引擎。那年，前海蛇口自贸区顶着“十年再造香港”的目标正式挂牌，政策重点放在金融业的开放创新，在跨境金融、境外资金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目标是成为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服务平台。
开发前海还使得深圳西部的宝安迎来机会。从蛇口开始，前后海、宝安中心、西乡，深圳西部连成一片，再连接广州、中山、东莞，直达香港机场，这样一来，粤港澳大湾区先在环珠江口的位置形成了城市链。
不过，也是在2015年，深圳房价一骑绝尘，整体涨幅近50%，领跑全国。
到今天，深圳的房子更像一件金融产品，而非刚需住宅。对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人才，因为机会而来，却可能会被房价“劝退”。
金心异认为，深圳经过了40年，有其成功的经验，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比如金融行业扩张带来的房价增长，比如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去全球化问题，比如制造业外迁的阵痛等。
房价过高导致经商与生活成本高企，投资客来了，人才却留不下来。房价可能驱逐工业，深圳引以为豪的科技制造业基础或被空心化。深圳向金融中心转型，可以说是被迫的。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既是高科技产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即使是纽约、伦敦，科创也没有成为支柱产业。”金心异说：“要成为金融中心还是科技中心？深圳正站在一个艰难选择的路口”。
已到不惑之年，四十岁的深圳撰写了一路辉煌，但这座城市不会停歇，它仍旧在探索的道路上，像少年般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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