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辛圆

据新华社报道，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上，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9位专家代表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这9位专家在会上提了什么意见和建议，外界不得而知。界面新闻通过梳理他们近年来的主张和近期观点，试图从中窥探一二。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主要研究领域有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林毅夫长期主张经济发展需要遵循比较优势。他在今年1月发表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网站的文章指出，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各地经济。

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林毅夫强调，各个地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他指出，进入到“十四五”的高收入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大了，很难把一个产业所需的各种部件、设备的生产都集中在一个乡、一个县、甚至一个省。在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中，各个地方要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发展产业集群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协调区域里其他的城市的产业发展，形成一个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

作为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蔡昉近年来呼吁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他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获得二次人口红利的主要条件是提高投资回报率。而提升投资回报率，最重要的是提高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秘诀在于优先发展教育。

今年1月，他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提高人力资本，要求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增加在学时间和提高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延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向前（高中阶段）和向后（学前教育阶段）延长教育时间，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具有明显效果。

蔡昉表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延长教育时间可以分步骤推进，根据社会回报率大小来决定优先序。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陆铭长期以来强调人口自由流动。他在接受界面新闻的数次采访中都表示，加快降低落户门槛、促进城乡间和地区间人口自由流动是城镇化发展的首要课题。长期来看，即便是超大型城市也要大幅放开落户条件。

今年7月，陆铭提出，要加快增强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人口流入地区将面临高中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困境，对此地方政府要引起重视。(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达到60.6%，但同时，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4.4%，这意味着广大的流动人口未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此外，陆铭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多次强调，要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张宇燕的主要主张是推动开放型经济。他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20年第4期）的文章指出，中国要坚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表明中国是站在全人类福祉立场考虑全球发展问题，符合我们一直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首先，应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

其次，应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让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这两个轮子有序转动起来。

再次，应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等。

郑永年一直以来强调，中国需要建构自有知识体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现实，并且“出口”到国外，彰显中国的软实力。

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同时又为普世价值增加了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好处，对平衡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彰显。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最优实践，可以被转化成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是目前很多国家都需要的经验。

除了软实力，郑永年最近又提出了“软基建”的概念。今年7月，他在《新民晚报》撰文指出，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金融、银行业务等。

朱民在担任IMF副总裁（2011年-2016年）期间，最大的亮点是推动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也是IMF七十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进入SDR货币篮子。

在今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朱民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有望在三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首先是投资。他指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很有吸引力，越发需要有以人民币计价和定位的产品来吸引国际资本，扩大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市场。

其次，他表示，中国在“一带一路”做了很多投资和贷款，但大部分还是以美元计价。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进行投资，进而在全球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投资，将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此外，朱民提出，数字货币是未来货币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金融市场，电子商务、电子流通产业的市场巨大，数字货币的发展与应用是很重要的。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和渠道。

王昌林，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理论、工业技术经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前身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成立30多年来，始终把为中央宏观决策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心工作服务作为立院之本和第一要务，参与了许多重大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期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

王昌林最近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他指出，从制造业看，受近年来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我国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再叠加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资金紧张的问题比较突出。

对此，要切实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时效性，确保各项措施直接惠及市场主体。要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发展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针对全球需求萎缩的情况，要通过加大信贷支持、提高企业稳岗补贴、出口转内销等措施，加大保外贸企业的力度。

他还提到，一些国家借疫情之机纷纷出台措施，大力推动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这些对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必须把保供应链产业链放在突出位置，做好畅链、补链、优链、强链工作。针对供应链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促进高端进口产品多元化，培育一批跨国经营的供应链核心企业，提升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我国大国经济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加强沿海地区与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建设，促进形成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大循环。

江小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跨国投资、产业经济、经济发展等。

江小涓较少对外公开发言，今年8月，她在《人民日报》研究社举办的讲座上发言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领域有若干方面需要完善，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治理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先进文化的制度，生态文明制度，数字时代的治理以及更高水平的开放体制。

她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基本制度，要坚持和完善。另一个重要的新提法很重要，就是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基本的要求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公平竞争才能改变多年来落后企业通过优惠政策得到保护难以淘汰的局面，真正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公平竞争才能保证各种资源通过市场有效配置。

社会治理方面，江小涓表示，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同时，要呼应公众希望更多知晓和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愿望，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曾两次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

樊纲在今年6月接受《社会科学报》的采访时指出，城市化是“十四五”发展的重要支柱，现阶段是城市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特点就是城市群的形成，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推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城市群，在“十四五”期间，从政策层面应该鼓励这些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以及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小一级别的城市群都有大的发展潜力。怎么使城市化进程更加健康、平稳、均衡，使得市场持续扩大，是我们下一阶段着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