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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地起价、山寨横行、人身骚扰:割韭菜的刀,还是“搬家公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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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地起价、山寨横行、人身骚扰:割韭菜的刀,还是“搬家公司”快

这些货运平台在几番操作猛如虎之后,既没赢到用户的口碑,还冷了司机们的心。

文|快刀财经 朱末

“500米的距离,层层加码到3600元。”

“我知道你家在哪,不给钱就天天上门。”

“谈好的2000元,坐地涨价至1.8万元。”

这不是“黑出租”再掀风浪,也不是1818黄金眼里的“新型诈骗”套路,而是国内同城搬家货运公司的“常态”。

2020年5月,大V博主“川大發”和好友“我是FancyWang”披露两人在“货拉拉”遭遇漫天要价,1.2公里的路程,竟然要收5400元搬运费。

在搬家师傅不付钱就扔东西的变相要挟下,博主只得妥协,事件发酵后,顶不住的货拉拉发布了致歉整改声明。

无独有偶,今年7月,歌手吴虹飞曝光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恶意加价,前后费用相差一万余元,经监管局调查后,四方兄弟公司最终被罚80万元。

这尚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数千万没有渠道的普通人只能自行消化被坑的事实。

消费欺诈、标准模糊、霸王合同……即便有了互联网的加持,各种行业乱象依然屡禁不止,就像横亘在心头的一根刺,拔出来会溅一身血,不拔出来又会溃烂成疮。

这种复杂的“两难困境”,究竟是谁之过?

01、“乱象频出”跌破三观

1988年12月,中国第一家搬家公司“利康”在北京挂牌成立,被视为时代的一大进步,过去搬家时“面子搭人情”的老黄历彻底翻了篇。

然而,再精彩的开头,也不一定能换来对等的结局。此后三十余年间,搬家公司不断更新换代,在接受互联网的改造后,更是一日千里,据易观数据分析显示,2021年同城货运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5万亿元。

与市场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各种“潜规则”。搬家公司的门槛并不高,一辆车、几个人就可以做生意,有些甚至没有固定的货车和工人,有活时才会临时雇佣,基本技能、物品安全、合同文本、路线设计等标准近乎空白。

但这些公司自有一套发家秘诀,就是依靠“高仿”知名搬家公司,再通过网站竞价排名来进入大众视野。

价高者得天下,上面提到的北京四方兄弟有限公司,就是个中高手。从2017年2月起,四方兄弟就将某搜索引擎、58同城等资讯类网站的竞价排名作为重要获客渠道,不明就里的消费者纷至沓来。

一旦入瓮,四方兄弟的工作人员便会通过隐瞒收费项目、将计费单位偷梁换柱等一系列手段,赚取高额搬家费。

上面提到的歌手吴虹飞,就是这种惯用伎俩的受害者。在事件还原里,吴虹飞搬家的距离约30公里,使用了两辆车、6名搬家工人,按原先约定,各项费用加起来应为1500元~2000元,但7月25日搬家当晚,账单总价达到了1.8万余元。

“陷阱”一环套一环。四方兄弟公司的收费标准中,有一项“贵重物品费”,该项下有一条“附加费”,“附加费”中又有一条“楼层费”,直到这里才有则不显眼的说明,“人工搬运需按每人每小时300元计算”,一般人根本无法察觉。

人工费的计时自然也有文章可作。吴虹飞的搬家车一辆迟到2.5小时,一辆迟到5小时,但最后全部6名工人均按7小时工时收取费用,对此四方兄弟给出的解释是:“不管是堵车还是在路上,从(发车)开始到结束搬家都算人工费。”

细思极恐的是,这样的“恶性收费”事件在四方兄弟公司并非初犯。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2019年7月23日,顾客丁某某原约定的服务费6440元,在结账时变成了21440元,闹上法庭后,最后以四方兄弟公司败诉告终。

事情发酵后,曾有记者来到四方兄弟公司在“天眼查”上的注册地址,发现该地址为一处创意产业园,园内并没有公司从事搬家业务。

倒是其官网上的总部地址,东四环附近的小武基村有迹可查,村子主干道停着的不少厢式货车上,多印有“兄弟金牌”、“兄弟平安”等名称,山寨横行。

“正主”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对此万般无奈:“目前仅北京地区就有200多家带‘兄弟’字样的搬家公司,对我们的口碑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想整治也是有心无力。”

同样受到困扰的还有“成都蚂蚁搬家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6月,蚂蚁搬家收到60余起投诉工单,调查后却没有一起与“真蚂蚁”有关。

皮包公司们不仅行为拙劣,还虚设官网,并通过页面设置巧妙指向真蚂蚁公司,来逃避监管。

这些不过是搬家行业乱象中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恶每天都在发生。湖北姑娘小丽在搬家过程中屡遭“扯皮”,不加钱不发车。

紧接着,师傅又以平台扣钱为由,软硬兼施要求微信转账,接下来的数月内,小丽不断收到带有“X暗示”的信息,多次投诉无果后,小丽只得报案,始作俑者正是那位搬家师傅。

除了遭遇变相加价,还要受到人身威胁,小丽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哈尔滨的邹先生约好的200元搬家费,大跳价后变成了2460元。

在等待邹先生“同意”的时间里,6位工人打开邹先生家的冰箱,水果、饮料随意拿取,吃喝之余,还不忘放狠话:“哥们都知道你家在哪,不给钱后果自负!”一副社会人做派。为了安全考虑,邹先生最终出钱了事,破财消灾。

新浪旗下的黑猫投诉平台上,与搬家有关的投诉有2477条。在另一家投诉平台“聚投诉”上,搬家一词的搜索结果也有804条。

积怨已久下,消费者和搬家公司间的矛盾已势同水火,冲突一触即发。

02、“天价搬运费”谁之过

实际上,这种事前隐瞒、事后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被“默许”的,在中小型搬家公司中尤为常见。

这些公司往往在竞价排名中投入重金,四方兄弟出事后,有人曾帮其算过,每天用在搜索引擎上的花销不会低于6000元。

为了继续生存,就必须拉高搬家费用,但又不能明着来,只能先用“低价”作为诱饵,宰一票是一票。

如此一来,搬运工的报酬遭到压缩,业内工人提成普遍只有约10%,微薄的回报下,工人们不得不在报价中做手脚,以赚取更多报酬。

网约搬家公司的另一狡黠之处在于,从头到尾不签订合同,也不提供正规电子发票,收完费即两清,此后再有什么问题,概不承认,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维权也很难成功。

即使是头部平台,同样存在这样的“漏洞”。比如货拉拉虽然对于搬运入户的各项费用有较详细的标准,但对进楼前的搬运费却没有具体规定。

纯人工搬运距离超过50米时,平台允许客户和司机协商费用,这意味着有100%的空子可钻,后果可想而知。

但若把所有矛盾都指向提供服务的司机(工人),又有失公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甚至也是受害者。

当蓝海变成红海,意味着肉搏赛拉开序幕。2015年后,搬家平台进入爆发期,从7845家迅速增长到2020年的20059家,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

2019年以来,货拉拉在全国各地陆续调低运费。天津货拉拉长途运费骤减,81公里以上价格为1.8元/公里;昆明货拉拉81公里及以上收费降至2.8元/公里;郑州货拉拉起步价调至50元/5公里。

司机收益被不断摊薄,只能通过多跑单,提升接单量才能保障收入,但另一个新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货拉拉采用的是会员制,想要抢到更多单,必须先花钱提高自己的会员等级,不同金额待遇不同。

199元~389元/月为初级会员,高级为399元~799元/月,超级为599元~999元/月,只有超级会员可享受无免单上限(免单即每天免收取信息费的单量,也称为抽佣),不交会费每天仅能抢两单。此外,每个司机还要缴纳1000元押金。

这样“盘剥”下来,扣除会员费、抽佣金、油费等,已所剩无几,超过70%的司机每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

而背后的货拉拉却稳坐钓鱼台。据媒体报道,货拉拉平台目前注册司机超过300万,假设活跃司机为150万人,仅押金就有15亿元,再假设会员人数为100万人,每月每人平均缴纳300元,每月平台将会收到3亿元会费,每年36亿元。

有压迫就有反抗。广东、杭州、天津、河南等地相继爆发司机大规模抗议热潮,货拉拉强制要求张贴车身广告的问题也被扒了出来,不配合账号将被永久静默,不能接单,照做又将面临交警大额罚款,怎么做都是错。

“私下乱加钱确实不合理,但平台运费价格实在太低,单子也越来越难抢。”某位匿名网约搬家平台司机有些无奈,“我们也要讨生活的。”

颇讽刺的是,这些号称“月入过万,收入自由”的货运平台,几番操作猛如虎之后,既没赢到用户的口碑,还冷了司机们的心。

03、行业生态能否净化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同城货运网络平台的交易量达到496亿元,市场规模也从2013年的7100亿元上升到12732亿元。

互联网的介入,更像是充当了一个整合所有信息的中介,效率是提升了,空白是填补了,但搬家行业的痼疾,仍然存在。

不是没想过改变。货拉拉曾试图去标准化搬运收费,结果显然不尽人意,因为每次搬家情况不同,涉及有无电梯、楼层高低、价格数量等诸多问题,标准难以明晰,司机的个人素质也不在可控范围内。

另一方面,竞争仍在白热化。2020年4月13日,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快桔安运货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滴滴出行CEO程维,正式杀入货运领域。

布局过程中,财大气粗的滴滴疯狂进行“烧钱补贴”,6月23日,在杭州与成都的试点服务中,滴滴货运订单突破1万单。

行业硝烟再起,迅速掀起新一轮价格补贴战,恶性循环无休无止,受苦的最终还是消费者和司机。

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上,头部货运平台正在转移重心。虽然同城货运行业市场规模巨大,但搬家业务仅占15%左右的份额,低频、刚需、非标准化,导致平台动力不足,并不愿分散太多精力去严格监管。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仅靠平台之力很难肃清行业乱象,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干预。2019年,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局曾发布《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十七条规定,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健全交易规则和服务协议,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制定并公示解决规则。

2020年6月,北京市场监管局也发出《搬家行业经营者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勒令本市搬家行业经营者加强价格管控,破坏市场秩序者将纳入诚信系统,保护消费者权益。

从头回溯,“天价搬运费”看似是个人行为,背后又何尝没有平台势力的推波助澜,以及各方利益博弈造成的局面反噬。

初心若是坏了,屠龙者终会变成恶龙,所谓的行业革命,也将彻底沦为华美外袍下的虱子。

参考资料:

1.新京报《砸钱获客、有意隐瞒高人工费,起底四方兄弟搬家公司》

2.科技说说《天价搬运费背后:货拉拉们的“囚徒困境”》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货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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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地起价、山寨横行、人身骚扰:割韭菜的刀,还是“搬家公司”快

这些货运平台在几番操作猛如虎之后,既没赢到用户的口碑,还冷了司机们的心。

文|快刀财经 朱末

“500米的距离,层层加码到3600元。”

“我知道你家在哪,不给钱就天天上门。”

“谈好的2000元,坐地涨价至1.8万元。”

这不是“黑出租”再掀风浪,也不是1818黄金眼里的“新型诈骗”套路,而是国内同城搬家货运公司的“常态”。

2020年5月,大V博主“川大發”和好友“我是FancyWang”披露两人在“货拉拉”遭遇漫天要价,1.2公里的路程,竟然要收5400元搬运费。

在搬家师傅不付钱就扔东西的变相要挟下,博主只得妥协,事件发酵后,顶不住的货拉拉发布了致歉整改声明。

无独有偶,今年7月,歌手吴虹飞曝光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恶意加价,前后费用相差一万余元,经监管局调查后,四方兄弟公司最终被罚80万元。

这尚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数千万没有渠道的普通人只能自行消化被坑的事实。

消费欺诈、标准模糊、霸王合同……即便有了互联网的加持,各种行业乱象依然屡禁不止,就像横亘在心头的一根刺,拔出来会溅一身血,不拔出来又会溃烂成疮。

这种复杂的“两难困境”,究竟是谁之过?

01、“乱象频出”跌破三观

1988年12月,中国第一家搬家公司“利康”在北京挂牌成立,被视为时代的一大进步,过去搬家时“面子搭人情”的老黄历彻底翻了篇。

然而,再精彩的开头,也不一定能换来对等的结局。此后三十余年间,搬家公司不断更新换代,在接受互联网的改造后,更是一日千里,据易观数据分析显示,2021年同城货运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5万亿元。

与市场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各种“潜规则”。搬家公司的门槛并不高,一辆车、几个人就可以做生意,有些甚至没有固定的货车和工人,有活时才会临时雇佣,基本技能、物品安全、合同文本、路线设计等标准近乎空白。

但这些公司自有一套发家秘诀,就是依靠“高仿”知名搬家公司,再通过网站竞价排名来进入大众视野。

价高者得天下,上面提到的北京四方兄弟有限公司,就是个中高手。从2017年2月起,四方兄弟就将某搜索引擎、58同城等资讯类网站的竞价排名作为重要获客渠道,不明就里的消费者纷至沓来。

一旦入瓮,四方兄弟的工作人员便会通过隐瞒收费项目、将计费单位偷梁换柱等一系列手段,赚取高额搬家费。

上面提到的歌手吴虹飞,就是这种惯用伎俩的受害者。在事件还原里,吴虹飞搬家的距离约30公里,使用了两辆车、6名搬家工人,按原先约定,各项费用加起来应为1500元~2000元,但7月25日搬家当晚,账单总价达到了1.8万余元。

“陷阱”一环套一环。四方兄弟公司的收费标准中,有一项“贵重物品费”,该项下有一条“附加费”,“附加费”中又有一条“楼层费”,直到这里才有则不显眼的说明,“人工搬运需按每人每小时300元计算”,一般人根本无法察觉。

人工费的计时自然也有文章可作。吴虹飞的搬家车一辆迟到2.5小时,一辆迟到5小时,但最后全部6名工人均按7小时工时收取费用,对此四方兄弟给出的解释是:“不管是堵车还是在路上,从(发车)开始到结束搬家都算人工费。”

细思极恐的是,这样的“恶性收费”事件在四方兄弟公司并非初犯。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2019年7月23日,顾客丁某某原约定的服务费6440元,在结账时变成了21440元,闹上法庭后,最后以四方兄弟公司败诉告终。

事情发酵后,曾有记者来到四方兄弟公司在“天眼查”上的注册地址,发现该地址为一处创意产业园,园内并没有公司从事搬家业务。

倒是其官网上的总部地址,东四环附近的小武基村有迹可查,村子主干道停着的不少厢式货车上,多印有“兄弟金牌”、“兄弟平安”等名称,山寨横行。

“正主”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对此万般无奈:“目前仅北京地区就有200多家带‘兄弟’字样的搬家公司,对我们的口碑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想整治也是有心无力。”

同样受到困扰的还有“成都蚂蚁搬家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6月,蚂蚁搬家收到60余起投诉工单,调查后却没有一起与“真蚂蚁”有关。

皮包公司们不仅行为拙劣,还虚设官网,并通过页面设置巧妙指向真蚂蚁公司,来逃避监管。

这些不过是搬家行业乱象中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恶每天都在发生。湖北姑娘小丽在搬家过程中屡遭“扯皮”,不加钱不发车。

紧接着,师傅又以平台扣钱为由,软硬兼施要求微信转账,接下来的数月内,小丽不断收到带有“X暗示”的信息,多次投诉无果后,小丽只得报案,始作俑者正是那位搬家师傅。

除了遭遇变相加价,还要受到人身威胁,小丽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哈尔滨的邹先生约好的200元搬家费,大跳价后变成了2460元。

在等待邹先生“同意”的时间里,6位工人打开邹先生家的冰箱,水果、饮料随意拿取,吃喝之余,还不忘放狠话:“哥们都知道你家在哪,不给钱后果自负!”一副社会人做派。为了安全考虑,邹先生最终出钱了事,破财消灾。

新浪旗下的黑猫投诉平台上,与搬家有关的投诉有2477条。在另一家投诉平台“聚投诉”上,搬家一词的搜索结果也有804条。

积怨已久下,消费者和搬家公司间的矛盾已势同水火,冲突一触即发。

02、“天价搬运费”谁之过

实际上,这种事前隐瞒、事后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被“默许”的,在中小型搬家公司中尤为常见。

这些公司往往在竞价排名中投入重金,四方兄弟出事后,有人曾帮其算过,每天用在搜索引擎上的花销不会低于6000元。

为了继续生存,就必须拉高搬家费用,但又不能明着来,只能先用“低价”作为诱饵,宰一票是一票。

如此一来,搬运工的报酬遭到压缩,业内工人提成普遍只有约10%,微薄的回报下,工人们不得不在报价中做手脚,以赚取更多报酬。

网约搬家公司的另一狡黠之处在于,从头到尾不签订合同,也不提供正规电子发票,收完费即两清,此后再有什么问题,概不承认,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维权也很难成功。

即使是头部平台,同样存在这样的“漏洞”。比如货拉拉虽然对于搬运入户的各项费用有较详细的标准,但对进楼前的搬运费却没有具体规定。

纯人工搬运距离超过50米时,平台允许客户和司机协商费用,这意味着有100%的空子可钻,后果可想而知。

但若把所有矛盾都指向提供服务的司机(工人),又有失公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甚至也是受害者。

当蓝海变成红海,意味着肉搏赛拉开序幕。2015年后,搬家平台进入爆发期,从7845家迅速增长到2020年的20059家,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

2019年以来,货拉拉在全国各地陆续调低运费。天津货拉拉长途运费骤减,81公里以上价格为1.8元/公里;昆明货拉拉81公里及以上收费降至2.8元/公里;郑州货拉拉起步价调至50元/5公里。

司机收益被不断摊薄,只能通过多跑单,提升接单量才能保障收入,但另一个新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货拉拉采用的是会员制,想要抢到更多单,必须先花钱提高自己的会员等级,不同金额待遇不同。

199元~389元/月为初级会员,高级为399元~799元/月,超级为599元~999元/月,只有超级会员可享受无免单上限(免单即每天免收取信息费的单量,也称为抽佣),不交会费每天仅能抢两单。此外,每个司机还要缴纳1000元押金。

这样“盘剥”下来,扣除会员费、抽佣金、油费等,已所剩无几,超过70%的司机每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

而背后的货拉拉却稳坐钓鱼台。据媒体报道,货拉拉平台目前注册司机超过300万,假设活跃司机为150万人,仅押金就有15亿元,再假设会员人数为100万人,每月每人平均缴纳300元,每月平台将会收到3亿元会费,每年36亿元。

有压迫就有反抗。广东、杭州、天津、河南等地相继爆发司机大规模抗议热潮,货拉拉强制要求张贴车身广告的问题也被扒了出来,不配合账号将被永久静默,不能接单,照做又将面临交警大额罚款,怎么做都是错。

“私下乱加钱确实不合理,但平台运费价格实在太低,单子也越来越难抢。”某位匿名网约搬家平台司机有些无奈,“我们也要讨生活的。”

颇讽刺的是,这些号称“月入过万,收入自由”的货运平台,几番操作猛如虎之后,既没赢到用户的口碑,还冷了司机们的心。

03、行业生态能否净化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同城货运网络平台的交易量达到496亿元,市场规模也从2013年的7100亿元上升到12732亿元。

互联网的介入,更像是充当了一个整合所有信息的中介,效率是提升了,空白是填补了,但搬家行业的痼疾,仍然存在。

不是没想过改变。货拉拉曾试图去标准化搬运收费,结果显然不尽人意,因为每次搬家情况不同,涉及有无电梯、楼层高低、价格数量等诸多问题,标准难以明晰,司机的个人素质也不在可控范围内。

另一方面,竞争仍在白热化。2020年4月13日,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快桔安运货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滴滴出行CEO程维,正式杀入货运领域。

布局过程中,财大气粗的滴滴疯狂进行“烧钱补贴”,6月23日,在杭州与成都的试点服务中,滴滴货运订单突破1万单。

行业硝烟再起,迅速掀起新一轮价格补贴战,恶性循环无休无止,受苦的最终还是消费者和司机。

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上,头部货运平台正在转移重心。虽然同城货运行业市场规模巨大,但搬家业务仅占15%左右的份额,低频、刚需、非标准化,导致平台动力不足,并不愿分散太多精力去严格监管。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仅靠平台之力很难肃清行业乱象,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干预。2019年,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局曾发布《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十七条规定,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健全交易规则和服务协议,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制定并公示解决规则。

2020年6月,北京市场监管局也发出《搬家行业经营者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勒令本市搬家行业经营者加强价格管控,破坏市场秩序者将纳入诚信系统,保护消费者权益。

从头回溯,“天价搬运费”看似是个人行为,背后又何尝没有平台势力的推波助澜,以及各方利益博弈造成的局面反噬。

初心若是坏了,屠龙者终会变成恶龙,所谓的行业革命,也将彻底沦为华美外袍下的虱子。

参考资料:

1.新京报《砸钱获客、有意隐瞒高人工费,起底四方兄弟搬家公司》

2.科技说说《天价搬运费背后:货拉拉们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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