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副司长支陆逊在日前召开的2015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称，自2013年以来，中国外贸的产业和订单转移加快，因为产业和订单转移的原因，中国出口减少了950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每年年底会召开总结当年商务形势、预判来年形势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

支陆逊谈到中国外贸的传统竞争力时称，2009年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跟美国比差距很大，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和东南亚的距离逐渐拉大，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最近几年大幅上升，和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不多，和美国的成本在逐渐接近。

这是中国外贸订单转移的重要原因。“低要素传统的竞争优势在削弱。” 支陆逊说，再加上区域贸易安排的排他性以及贸易摩擦，中国外贸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变为现在的中高速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

支陆逊在谈到中国外贸形势时，用了“严峻形势复杂程度是空前的”来形容，并称这种复杂严峻的形势甚于金融危机之后惨淡的2009年。他用了几个指标来解释这种“空前”的麻烦：作为外贸先行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从2008年11793的最高点，今年跌破500点至498点，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今年前9月，全球贸易额出现了除了2009年之外发生历史最大降幅的一天，而中国外贸前9月也同步出现了大幅下滑，对全球71个主要经济体的出口也出现了11.1%的下降，进口下降13.1%。

2009年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是个由盛转衰的分界点。2009年之前，全球贸易增速始终快于全球经济增速。但是2009年之后到现在，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速。

“为什么说现在的（外贸）形势比2009年还要严峻复杂？2009年严峻复杂的形势主要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急剧下降，而国内的环境特别是外贸传统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支陆逊说。

“但是近年来这些情况发生大的变化了，”支陆逊说，“外需乏力，内需较弱，固定资投资增速持续放缓，要素成本持续快速上升，产业和订单转移加快，融资难、融资贵还有人民币汇率等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叠加，使得外贸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而且我们通过分析判断，这种困难可能还不是短期的。”

此外，贸易保守主义也是影响当前贸易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近几年，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保守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和首要目的国。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今年截止到11月份，中国共遭受21个国家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73起，其中反倾销58起，反补贴7起，保障措施8起，涉案金额达到63.8亿美元。

在这种环境下，前10月尽管中国出口降低0.3%，但根据WTO的统计，同期美国出口下降6.5%，德国下降11.6%，日本下降9.5%，韩国下降7.6%，印度下降16.7%，巴西下降16.4%，南非是下降9.2%。

在经济恢复爬坡的过程中，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12.4％上升到现在的13.2%，提高了0.8个百分点，比“十一五”末（2010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

支陆逊称，目前采取的“支出法”计算方式并不能全面反映外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他认为，支出法不能够反应进出口对消费投资的贡献，以及对GDP间接的拉动作用，同时支出法也无法反应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外贸直接或间接的带动就业人数达到1.8亿左右，创造了18%的全国税收。”支陆逊称，前11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是5391亿美元，即使是按照支出法测算，假定全年GDP增长6.9%，货物贸易保持目前的增速，预计全年货物贸易对国际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在13%左右。

正因为外贸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均有重要作用，今年国务院共出台了7个支持外贸的专题政策文件。

支陆逊举例称，政策的成效体现在清理进出口环节收费方面，累计减轻企业200亿元负担；出口法检减少了1700多种工业品目录；一类企业出口退税审批时间能够缩短到两个工作日以内；今年短期险达到3550亿美元，对中长期的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融资保险在风险可控下“应保尽保”。

他称，将来的政策重心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只是简单的减退让利，更多会放在按照WTO规则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上，比如将继续加大清理进出口环节收费的力度，在2014年100次赴企业、码头和港口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对126项以及其他未列入正面清单的收费环节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