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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银行之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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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银行之征途

那么该办法出台后,可视为后民营银行发展阶段,正式开启民营银行后经营时代。

文 丨陈彦

如果说,《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该办法或互联网管理办法)出台前,可视为民营银行创新探索阶段;那么该办法出台后,可视为后民营银行发展阶段,正式开启民营银行后经营时代。

可以看到,在当前大的经济背景下,对民营银行经营来说,仍然充满着挑战。

当然,在以挑战为主的环境中,用心挖掘市场,冲破险滩荆棘后,还是存在一些机遇的。

  • 当前民营银行发展格局

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纯互联网银行占据了民营银行近80%的规模利润份额。

银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民营银行净利润45亿元,2019年净利润82亿元,其中纯互联网银行贡献近80%。

目前,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小米、美团等均已设立各自的民营银行。如腾讯的微众银行、阿里的网商银行、新希望和小米的新网银行、美团的亿联银行等。

其优势在于: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互联网巨头的巨额流量(详见表1),可为纯互联网银行带来获客优势,也呈现出“不限地区无网点则处处是网点”的优势。

以个人、小微企业为目标客户是绝大多数民营银行的共同发展取向。

民营银行定位于服务个人、小微企业。这类客户带有普惠性质,有着旺盛的资金需求,但按传统风控标准不易取得授信。

民营银行选择此方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单一网点无法线下获客。

2015年,《中国银监会市场准入工作实施细则》规定,民营银行应坚持“一行一店”模式,在总行所在城市仅可设一家营业部,不得跨区域展业,导致其线下获客竞争力极其有限,甚至无法存活。

最近监管部门对民营银行“一行一店”的限制有所放松,拟对营业满三年,且由所在地省政府出具推荐函的民营银行,允许试点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和员工持股计划,也可在注册地的城市开设新的网点和分支机构。

这是支持民营银行发展的有效举措,但改革力度仍然不足,可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单一网点限制了民营银行的发展方向,使得民营银行更多得选择运用金融科技,服务于个人客户和小微企业。

二是资本金限制。

较之城商行,民营银行注册资本金普遍偏少。

根据资本充足率统计规则,对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权风险权重为75%、个人抵押贷款风险权重为50%、个人其它债权风险权重为75%。

民营银行投放个人、小微贷款,可实现更少的资本占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三是国家对小微、双创政策上的要求。

根据2015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我国民营银行的设立就是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三农和社区”。

国家各级部门也不断的要求银行要服务小微、支持双创。例如银保监会针对服务小微企业的“两增两控”政策等。

监管部门的政策意图也是要引导信用下沉,要求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国家双创政策。

尽管困难重重,但民营银行在各级监管部门的管理下,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目前民营银行不良率低于同业平均不良率。

2020年6月底,全国19家民营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1.31%,同期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1.94%。

此外,民营银行的金融科技竞争力已初现。

民营银行重视金融科技的投入和应用,注重对科技人才的培养,通过科技手段建立风控体系,目前已逐步完善成熟,并正在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 当前及以后民营银行发展中的主要困难

困难主要体现在政策层面,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资金来源受层层限制。

虽然在监管层面,民营银行视同城商行序列进行监管,但在资金来源方面,民营银行远不及城商行。

较之城商行,民营银行的资金来源有着诸多限制:

在资金渠道方面,包括理财、金融债、大额存单等资质都没有对民营银行开放。无相关资质,仅凭单一网点根本解决不了存款问题。

在银行资金实力方面,较之城商行,大多民营银行净资产较少,再加上成立时间较短,导致其评级不高,从而使得整个资金来源获取难度高、成本高。

在线下网点方面,监管部门要求民营银行“一行一店”,使得线下吸存能力远不及城商行。

最关键的是,对民营银行线上业务的发展,互联网管理办法采取了区别对待态度,按照纯互联网银行和准互联网银行来区分。

该办法要求,准互联网银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应主要服务于注册地当地客户,审慎开展跨注册地辖区业务,有效识别和监测跨注册地辖区业务开展情况。

但无实体经营网点的纯互联网银行则不受此限制。

这些政策层面的限制,大大制约了有单一网点民营银行的发展。

对于民营银行,以有无网点来区别业务范围,并不科学。

实际上,有单一网点的银行,还不如没有网点的银行,可享受到更大的业务发展机会。建议根据管理水平、评级等指标来细化民营银行,进行分层管理。

最高院发布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保护上限为LPR4倍(即15.4%)支持保护利率

政府的初衷是降低个人、企业的包袱,让利于个人、企业,初衷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无差别的一刀切,不仅不解决包袱问题,还会造成很多本可以拿到贷款的个人、企业,拿不到贷款。

原因是融资机构根据个人、企业自身的贷款风险等级,进行风险定价:高风险高定价、低风险低定价,通过定价缓释风险,以保证信贷资产的可持续性。

这是金融的固有属性。金融是市场主体利用金融工具将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向资金稀缺方的经济活动。金融机构的本质是经营风险,为风险定价。

然而,最高院的保护上限利率破坏了这一属性,大数原则对风险不能覆盖,便会使金融机构贷款不能下沉到风险等级较高的个人和小微企业中去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019年全国住户的样本分析,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

考虑到欧美仍沿用高利率,目前美国个人消费贷(信用卡)利率维持在15%-25%,所以该政策的推行,会使民营银行对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服务收窄。

这两年的实际情况也证明我们消费贷增速在收窄。

2019年,全国人民币贷款新增16.81万亿,其中个人整体信贷消费贷增加额4.97万亿,占比29.57%;短期信贷消费贷增加额1.13万亿,占比6.72%,增幅较之2017年、2018年有所放缓。消费贷增量同全国信贷投放增量对比情况详见下表:

目前,国际地缘政治情况异常复杂,中美两国各种摩擦持续不断,疫情问题还未根本性解决,可以断定,该政策会促使消费贷加速收缩。

最高院的保护上限利率,不仅使部分小微企业及个人更难获得贷款,也使得依靠科技技术提供助贷获客的金融科技公司陷入崩溃

银行的优势在于资金成本低,且掌握了传统意义上的优质个人客户。

目前来看,传统大型银行更多服务于信用级别较高的客户群体,比如公务员群体、国企员工等,还没有实现更大范围客群的覆盖。

股份行如招行、广发、浦发等银行借助信用卡等产品完成了大量用户的数据积累,用户客群已经充分下沉,可以覆盖城市工作的白领群体。但在覆盖程度上仍有不足,例如一些股份行的消费贷产品在审核时会看重住房公积金缴纳金额这样的指标,而不少民企是按最低金额缴纳公积金,也将很多客群挡在门外。

至于城商行、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多数缺乏服务广泛客群的能力,现在主要与助贷机构合作,在消费金融业务中充当资金方的角色。

整体来看,银行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进一步将客户群体下沉的能力,多数银行并不掌握收入较低群体的数据,从而缺乏足够的大数据技术去用更高维的模型来判断用户风险,在触达这类客户群体方面也没有有效的途径。而且银行对于这类客户态度较为谨慎,缺乏足够的兴趣。而这些是金融科技公司的强项,也是主攻的方向,跟银行之间更多是一种错位互补的关系。

那么金融科技公司的融资利率为什么居高不下?

成本是一重要原因。银行给到金融科技公司的资金成本大多在10%左右(议价能力高的头部平台资金成本更低一些),放贷总会有坏账,从上市的平台来看,多数借款90天以上平均坏账率约为3%左右,而一些一般性的平台则达到5%左右。

借款90天以上没还的,基本就可以确定很难收回了,成为坏账成本,需要在利息收入中覆盖掉。

此外平台还有获客、研发、运营成本,以及查征信、给支付通道的费用、催收的成本,加起来也得在5%左右。

平台本身还要有一定的利润率,所以能将利率控制在24%以内已经是相对优秀的平台。优秀的平台可以拿到成本更低的资金,坏账率、获客与运营成本也可以通过技术来降低。

大部分金融科技平台虽然言必称“大数据、AI、算法模型”,但缺乏足够高质量的数据,也缺乏低成本获客的场景,很多成本降不下来。

所以,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大幅调低至15.4%,将对金融科技公司形成巨大影响。

如果借款人诉诸法院,超过上限的利息将不被支持。而如果将利率维持在上限以下,头部金融科技公司将是微利,大部分金融科技将亏损,不得不大量退出市场。

可以预期的是,通过金融科技公司进行的借贷大幅减少,信贷的可得性大大降低。

借款将越来越困难

金融科技公司有可能大规模退潮,市场将留给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但只靠这些持牌机构很难满足小微企业与个人消费方面的信贷需求

原有的借款需求得不到满足,会衍生出一些问题,比如以预扣利息、租金、保证金或加收中介费、服务费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或者将获得的低利率资金高利转贷等,不仅让融资更难,实际的资金成本也会更高。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此次强制降利率政策利率降幅过大、过快,有些操之过急。

降利率是大趋势,把速度节奏放慢下来,才会更加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各类消费贷市场主体也会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线上获客作为互联网金融获客的主要途径,通过近年的猛烈挖掘后,已近极限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Quest mobile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数量为8.46亿,增速已经从几年前的 30%下降到目前的 3.68%。

同样的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也呈现出陡降的趋势,截止到2019年9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为11.33亿,2019年1-9月用户仅增长了238万,而去年同期的增长数量是4607万,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增长率仅为个位数的1.3%。行业新用户、新客户的增量1.0时代走到了尽头。

综上所述,未来民营银行的征途将更加充满挑战

在强制降利率和不良高居不下的双重压力下,去中介助贷机构化、增加盈利空间将会是多数民营银行为之努力的标准动作。

但要完成这个标准动作必须具备两个能力:精准的数字化风控能力和线上的获客能力。

不具备这两个能力,一切皆为空谈。

对于有单一网点的民营银行,想解决线上获客能力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

目前可看到的途径是与有流量的互联网平台股权结合,这是唯一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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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银行之征途

那么该办法出台后,可视为后民营银行发展阶段,正式开启民营银行后经营时代。

文 丨陈彦

如果说,《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该办法或互联网管理办法)出台前,可视为民营银行创新探索阶段;那么该办法出台后,可视为后民营银行发展阶段,正式开启民营银行后经营时代。

可以看到,在当前大的经济背景下,对民营银行经营来说,仍然充满着挑战。

当然,在以挑战为主的环境中,用心挖掘市场,冲破险滩荆棘后,还是存在一些机遇的。

  • 当前民营银行发展格局

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纯互联网银行占据了民营银行近80%的规模利润份额。

银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民营银行净利润45亿元,2019年净利润82亿元,其中纯互联网银行贡献近80%。

目前,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小米、美团等均已设立各自的民营银行。如腾讯的微众银行、阿里的网商银行、新希望和小米的新网银行、美团的亿联银行等。

其优势在于: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互联网巨头的巨额流量(详见表1),可为纯互联网银行带来获客优势,也呈现出“不限地区无网点则处处是网点”的优势。

以个人、小微企业为目标客户是绝大多数民营银行的共同发展取向。

民营银行定位于服务个人、小微企业。这类客户带有普惠性质,有着旺盛的资金需求,但按传统风控标准不易取得授信。

民营银行选择此方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单一网点无法线下获客。

2015年,《中国银监会市场准入工作实施细则》规定,民营银行应坚持“一行一店”模式,在总行所在城市仅可设一家营业部,不得跨区域展业,导致其线下获客竞争力极其有限,甚至无法存活。

最近监管部门对民营银行“一行一店”的限制有所放松,拟对营业满三年,且由所在地省政府出具推荐函的民营银行,允许试点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和员工持股计划,也可在注册地的城市开设新的网点和分支机构。

这是支持民营银行发展的有效举措,但改革力度仍然不足,可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单一网点限制了民营银行的发展方向,使得民营银行更多得选择运用金融科技,服务于个人客户和小微企业。

二是资本金限制。

较之城商行,民营银行注册资本金普遍偏少。

根据资本充足率统计规则,对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权风险权重为75%、个人抵押贷款风险权重为50%、个人其它债权风险权重为75%。

民营银行投放个人、小微贷款,可实现更少的资本占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三是国家对小微、双创政策上的要求。

根据2015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我国民营银行的设立就是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三农和社区”。

国家各级部门也不断的要求银行要服务小微、支持双创。例如银保监会针对服务小微企业的“两增两控”政策等。

监管部门的政策意图也是要引导信用下沉,要求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国家双创政策。

尽管困难重重,但民营银行在各级监管部门的管理下,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目前民营银行不良率低于同业平均不良率。

2020年6月底,全国19家民营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1.31%,同期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1.94%。

此外,民营银行的金融科技竞争力已初现。

民营银行重视金融科技的投入和应用,注重对科技人才的培养,通过科技手段建立风控体系,目前已逐步完善成熟,并正在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 当前及以后民营银行发展中的主要困难

困难主要体现在政策层面,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资金来源受层层限制。

虽然在监管层面,民营银行视同城商行序列进行监管,但在资金来源方面,民营银行远不及城商行。

较之城商行,民营银行的资金来源有着诸多限制:

在资金渠道方面,包括理财、金融债、大额存单等资质都没有对民营银行开放。无相关资质,仅凭单一网点根本解决不了存款问题。

在银行资金实力方面,较之城商行,大多民营银行净资产较少,再加上成立时间较短,导致其评级不高,从而使得整个资金来源获取难度高、成本高。

在线下网点方面,监管部门要求民营银行“一行一店”,使得线下吸存能力远不及城商行。

最关键的是,对民营银行线上业务的发展,互联网管理办法采取了区别对待态度,按照纯互联网银行和准互联网银行来区分。

该办法要求,准互联网银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应主要服务于注册地当地客户,审慎开展跨注册地辖区业务,有效识别和监测跨注册地辖区业务开展情况。

但无实体经营网点的纯互联网银行则不受此限制。

这些政策层面的限制,大大制约了有单一网点民营银行的发展。

对于民营银行,以有无网点来区别业务范围,并不科学。

实际上,有单一网点的银行,还不如没有网点的银行,可享受到更大的业务发展机会。建议根据管理水平、评级等指标来细化民营银行,进行分层管理。

最高院发布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保护上限为LPR4倍(即15.4%)支持保护利率

政府的初衷是降低个人、企业的包袱,让利于个人、企业,初衷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无差别的一刀切,不仅不解决包袱问题,还会造成很多本可以拿到贷款的个人、企业,拿不到贷款。

原因是融资机构根据个人、企业自身的贷款风险等级,进行风险定价:高风险高定价、低风险低定价,通过定价缓释风险,以保证信贷资产的可持续性。

这是金融的固有属性。金融是市场主体利用金融工具将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向资金稀缺方的经济活动。金融机构的本质是经营风险,为风险定价。

然而,最高院的保护上限利率破坏了这一属性,大数原则对风险不能覆盖,便会使金融机构贷款不能下沉到风险等级较高的个人和小微企业中去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019年全国住户的样本分析,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

考虑到欧美仍沿用高利率,目前美国个人消费贷(信用卡)利率维持在15%-25%,所以该政策的推行,会使民营银行对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服务收窄。

这两年的实际情况也证明我们消费贷增速在收窄。

2019年,全国人民币贷款新增16.81万亿,其中个人整体信贷消费贷增加额4.97万亿,占比29.57%;短期信贷消费贷增加额1.13万亿,占比6.72%,增幅较之2017年、2018年有所放缓。消费贷增量同全国信贷投放增量对比情况详见下表:

目前,国际地缘政治情况异常复杂,中美两国各种摩擦持续不断,疫情问题还未根本性解决,可以断定,该政策会促使消费贷加速收缩。

最高院的保护上限利率,不仅使部分小微企业及个人更难获得贷款,也使得依靠科技技术提供助贷获客的金融科技公司陷入崩溃

银行的优势在于资金成本低,且掌握了传统意义上的优质个人客户。

目前来看,传统大型银行更多服务于信用级别较高的客户群体,比如公务员群体、国企员工等,还没有实现更大范围客群的覆盖。

股份行如招行、广发、浦发等银行借助信用卡等产品完成了大量用户的数据积累,用户客群已经充分下沉,可以覆盖城市工作的白领群体。但在覆盖程度上仍有不足,例如一些股份行的消费贷产品在审核时会看重住房公积金缴纳金额这样的指标,而不少民企是按最低金额缴纳公积金,也将很多客群挡在门外。

至于城商行、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多数缺乏服务广泛客群的能力,现在主要与助贷机构合作,在消费金融业务中充当资金方的角色。

整体来看,银行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进一步将客户群体下沉的能力,多数银行并不掌握收入较低群体的数据,从而缺乏足够的大数据技术去用更高维的模型来判断用户风险,在触达这类客户群体方面也没有有效的途径。而且银行对于这类客户态度较为谨慎,缺乏足够的兴趣。而这些是金融科技公司的强项,也是主攻的方向,跟银行之间更多是一种错位互补的关系。

那么金融科技公司的融资利率为什么居高不下?

成本是一重要原因。银行给到金融科技公司的资金成本大多在10%左右(议价能力高的头部平台资金成本更低一些),放贷总会有坏账,从上市的平台来看,多数借款90天以上平均坏账率约为3%左右,而一些一般性的平台则达到5%左右。

借款90天以上没还的,基本就可以确定很难收回了,成为坏账成本,需要在利息收入中覆盖掉。

此外平台还有获客、研发、运营成本,以及查征信、给支付通道的费用、催收的成本,加起来也得在5%左右。

平台本身还要有一定的利润率,所以能将利率控制在24%以内已经是相对优秀的平台。优秀的平台可以拿到成本更低的资金,坏账率、获客与运营成本也可以通过技术来降低。

大部分金融科技平台虽然言必称“大数据、AI、算法模型”,但缺乏足够高质量的数据,也缺乏低成本获客的场景,很多成本降不下来。

所以,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大幅调低至15.4%,将对金融科技公司形成巨大影响。

如果借款人诉诸法院,超过上限的利息将不被支持。而如果将利率维持在上限以下,头部金融科技公司将是微利,大部分金融科技将亏损,不得不大量退出市场。

可以预期的是,通过金融科技公司进行的借贷大幅减少,信贷的可得性大大降低。

借款将越来越困难

金融科技公司有可能大规模退潮,市场将留给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但只靠这些持牌机构很难满足小微企业与个人消费方面的信贷需求

原有的借款需求得不到满足,会衍生出一些问题,比如以预扣利息、租金、保证金或加收中介费、服务费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或者将获得的低利率资金高利转贷等,不仅让融资更难,实际的资金成本也会更高。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此次强制降利率政策利率降幅过大、过快,有些操之过急。

降利率是大趋势,把速度节奏放慢下来,才会更加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各类消费贷市场主体也会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线上获客作为互联网金融获客的主要途径,通过近年的猛烈挖掘后,已近极限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Quest mobile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数量为8.46亿,增速已经从几年前的 30%下降到目前的 3.68%。

同样的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也呈现出陡降的趋势,截止到2019年9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为11.33亿,2019年1-9月用户仅增长了238万,而去年同期的增长数量是4607万,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增长率仅为个位数的1.3%。行业新用户、新客户的增量1.0时代走到了尽头。

综上所述,未来民营银行的征途将更加充满挑战

在强制降利率和不良高居不下的双重压力下,去中介助贷机构化、增加盈利空间将会是多数民营银行为之努力的标准动作。

但要完成这个标准动作必须具备两个能力:精准的数字化风控能力和线上的获客能力。

不具备这两个能力,一切皆为空谈。

对于有单一网点的民营银行,想解决线上获客能力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

目前可看到的途径是与有流量的互联网平台股权结合,这是唯一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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