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孚园

前言：

本书系统性分析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与洛杉矶两大地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城市命运，探寻其崛起与衰落的个中缘由对于我们国内的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对比意义。

1970年间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难分伯仲，分列美国都市排行榜第一、第四位。但到了2010年，两地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几乎三分之一，洛杉矶的排名甚至大幅下滑至第二十五名。

纵观历史，由于战争及政治等各类原因，世界上的城市地区由此引发过不同形式的财富变化，但手头这个案例却是两个富裕的、高度发达的地区，在全面融入新经济大时代背景下，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后，导致的截然不同的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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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两个城市的典型案例中，洛杉矶在艰难时期几乎节节败退，其原因大抵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冷战结束使其丧失了大部分航空产业、拉丁美洲的低技能移民蜂拥而至，及政府对恶劣情况所采取的错误措施等，如加强洛杉矶港口城市的定位，书中评价为“得不偿失的胜利”。对于港口-物流产业过度关注的背面其实是对新经济的忽视。

如SCAG（南加州政府联盟，the Southern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执行董事哈桑·伊拉克塔所言：“在航空航天业（衰落）之后，港口、机场、仓储等物流业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贡献者，因此我们地区进行了很好的调整，用产业再造自己”。

现状确实如此，地区的领导者们由既定的新经济发展议程转向了发展低工资产业，比如轻工业。他们相信洛杉矶可利用其现有的制作业基础形成地区新增长，并且为了支持成本敏感的传统制造业，一再强调应该“消除重新开发未充分使用的土地的政治障碍”。受此主旨下一系列举措的刺激，洛杉矶更受“制造业或批发业的中等阶级好工薪阶层欢迎”。

一直以来，SCAG对传统制造业的重视得到“洛杉矶经济发展委员会”（凯泽经济研究中心）的积极响应。在他们题为《制造业：南加州始终不容忽视的力量》的2011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如果想把制造企业吸引到这个地方来，我们需要足够的可用工业用地，这样使得接壤工业区的邻居明白制造业对于地方经济的重要性。”换言之，就在美国及每一个先进经济体中的传统制造业急速下滑之际，洛杉矶的领导阶层仍然坚信他们能够维持发展，并坚信制造业将对地区收入水平产生积极作用。

顺着这一思路，对于地区人均收入下降这一现实问题，SCAG并不认为需要通过技术改变和重新定义制造业，以调整地区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转变，反倒将现实困境归结于地区劳动力供给失衡造成的发展下滑。正如书中第四章所言，20世纪80-90年代是拉丁美洲移民涌入洛杉矶的高峰期，而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又令很多原住人口迁出洛杉矶，“迁出移民中有81%至少完成了高中学业，而近年来迁入的移民中只有46%受过同等教育”。

由此，SCAG不知不觉陷入了宿命论，“瞧，这就是市场规则。”

不过，旧金山的状况恰恰与洛杉矶形成了鲜明对比。

湾区的领导阶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坚定地将本地区社会经济形态视作“新知识经济”，他们尤其重视科技、创新和先进技能。地区精英们的选择体现的是对新经济精确而多方位的理解，包括对创新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和产业集群、社会-制度和关系网络”的深刻领悟。

反之，洛杉矶的领导群体则固执地认为沿着目前的道路前行就是光明似锦，然后足以媲美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和墨西哥州……这种对经济发展的“信仰结构”与洛杉矶所属的“高成本俱乐部”（作者将其解释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存在不同经济体的结构性“俱乐部”）发展之路是不匹配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发展路径远远无法支撑归属于“高成本俱乐部”地区的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及经济成本所带来的不可逆的高土地价值、高劳动力价值及消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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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全书提供了一种针对改进地区发展的分析方法及模型，涉及多个理论流派：国际和比较发展理论、城市经济学、制度研究，并通过这些理论整合从而形成对洛杉矶和旧金山两个地区深入的实证研究框架。

总体来说这一过程并不仅为了阐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情况，而是将这样的比较用作理解更广泛的经济分化发展现象的方法论。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发展是什么？发展并不等同于增长

经济发展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因为其中存在多种变量，而这些变量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共同发生着作用，其中包括土地价格、交通体系、人口结构、产量构成、制造空间、税收收入等等。但并非所有变量都能准确反映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如常被使用的“增长变量”（如人口或产量变化）本身就未必代表“发展”。

例如，地区总量实现了增长，但人均产出水平却是下降，则地区可能就尚未发展，而萎缩的人口与日益下降的人均收入结合在一起，情况就可能变得更为糟糕。“增长”在发展中既可以是独立变量也可以是中间变量（起作用的力量），但发展自身却并不等同于增长。

其次，城市是什么？需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分析体系

所有城市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需要将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分类，从而构成一幅人口、土地、住房、生产、休闲交相辉映的地理镶嵌画。我们观察到城市部分区域的高收入氛围与当地生产力的互动效应几乎是微弱的；相反，这种氛围往往是地区高收入人口自发分类的结果，这些人习惯通过对生活居住地的选择形成统一价值观，从而群聚成具有地区代表性的人口结构。

作者通过比较旧金山湾区的十个县和洛杉矶的五个县，分析了城市边界问题，比如从中分离出城市边缘地带的通勤状况对都市区发展的影响，进而得到的教训是，为了应对跨边界通勤和都市区扩展，在研究经济发展、收益等方面就必须使用统一的地区尺度定义。

如何理解专业化？分化的引擎是高工资的专业化

作者为我们厘清了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量之间的关系。贸易部门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地方，同时围绕着核心贸易部门会展开针对本地消费的非贸易部门活动，有时候贸易部门会使用非贸易的本地资源（如影视业雇佣本地劳力），有时候非贸易部门最终的产出也会利用贸易资源（如干洗店使用进口的化学制品和机器）。

贸易活动的增长并不会受制于本地的经济规模，而是会受制于全球需求的演变及地区生产在全球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这种贸易活动专业化带来的群聚效应对提升就业水平、提升区域发展速度有显著的重要性。通常贸易部门的就业量与非贸易部门规模之间的关系被称为乘数效应。

新经济，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创新为主导的高科技工作，每增加一个新的核心工作岗位，本地就能额外增加另外5个新的就业机会，但传统制造部门每增加1个工作岗位，该地区的非贸易部门仅能增加1.6个工作岗位。高科技从业人员报酬丰厚，还因为这个产业本身每个个体会使用更多群聚于本地的资源和服务，因此通过结合两个效应，即核心贸易业的工资差异和他们所形成的不同系数，专业化最终使得城市地区之间的收入发生明显分化。

如果不关注细节仅从广义上看，旧金山和洛杉矶的产业总体结构非常相似。据美国经济事务局统计数据，1970年两地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总量约占地区就业总量的23%。相比之下，两个地区的服务类活动都提供了近一半的就业岗位，政府部门是提供就业岗位的第二大源泉，紧随其后的是零售，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但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情况却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至2010年，旧金山排名前十的最大型NAICS六位码产业机构中的七个均为硅谷信息技术集群的组成部分。而大洛杉矶的发展轨迹则刚好相反，与1970年相比，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化程度羸弱的地区经济体，对高工资的新经济活动的关注度远不如旧金山。

在此基础上的劳动力特征和人口特征是什么？从企业需求出发

如果我们把两个地区经济体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平均来说洛杉矶人的薪资维持在普通湾区从业人员总体收入70%的水平。这一差距比我们在贸易部门观察到的工资差距小一点，这是因为本地非贸易服务性部门的工资比专业化贸易部门的工资更接近，这就进一步说明经济体中贸易部门具备差别的重要性。在1970年，这样的差别很小并不足以对城市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贸易部门工资的重大分化直接造成了地区平均工资的分化。

此，引申来看，对于迁移企业来说，税率（企业和个人收入税率）还不如潜在的工资水平重要，而且那些对于税率很敏感的企业实际上都属于体量较小的、流动性高的经济部门，也就是常规化的生产领域。反而如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高税收州比那些低税收州更能吸引到高工资高技术种类的工作机会。

加州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吸引企业为导向，但他们要吸引的并不是那些在地区经济体中具有贸易核心功能的企业。相反，各城市利用土地使用政策吸引能够创造更多销售税收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属于零售业。调查显示大型（跨地区）企业在选址时往往很少考虑地方房产税，这是因为关心房产税的企业一般从事土地密集型的活动和业务，并只考虑土地价格低洼的区位，而计划布局湾区或洛杉矶核心地带的企业则是为了接近高质量的劳动力、高密度的信息和高饱和度的供应链。这样的企业更关注劳动力成本、劳动技能、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及能源获得及能源成本。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增加房产税收，但对于洛杉矶这样的城市来说，采用这种做法就只能限于市中心地带，因为现有居民反对提高人口密度。2011年结束的全州性的城市重建计划促进了市中心密集城区的再开发。这些密集的城市土地利用就如重建市中心一样，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娱乐和物流这些高附加值产业没有太大关系。当然，土地利用倒是很可能有助于金融和生产性服务产业的发展（比如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市中心重建也许对保留金融业的地位有一定效果，但并没有任何一个都市地区会专门从事金融行业，纽约另当别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更明晰当政府试图施行产业引导政策时，应该从什么角度来激发地区发展的动力。“人们所到之地至关重要”，一个经济体中贸易产业专业化的质量对人们的生活机遇与个人发展将产生持续的影响。每一个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经验和学习过程，能帮助原先水平相似的人们渐渐习得不同的技能，并使得工资差距越来越大，湾区和洛杉矶现在就给大量从业人员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是过去的“鸡”，而逐步的经验获取过程令劳动力产生了供给变化，这就是现在的“蛋”。

读完全书，不难看出作者有一个宏大的愿景，希望通过对比两大都市区的经济表现、人口变化、产业集群等角度分析得出地区发展的“秘笈”，同时在此过程中拆解并解读了目前主流理论流派的应用场景及约束条件。

比如，针对国际和比较发展理论，作者认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存在经济体的结构性“俱乐部”，从最贫穷的俱乐部进入到中等收入俱乐部是有选择性的，这便是众所周知的“城市起飞”难题。

它可以通过突然改变经济结构中的专业化模式，从现存的农业或简单商品模式转型为劳动密集型制造而实现转变，然而当经济体在收入阶梯上持续走高时，社会制度、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等变化就必须匹配形成更精妙的组合。这也是为什么从中等收入俱乐部进入高收入俱乐部的现象不太常见，但反过来当一些国家突破这一陷阱进入高收入俱乐部时，他们很少会再跌出这个俱乐部的原因，这或许是由于一旦在城市发展中的方方面面都准备就绪，他们就会互相支持并抗击经济体中的冲击。而放到洛杉矶的案例中来看，不得不说它是选错了对标“俱乐部”，错误地一再强调降低成本，并且并不属于高成本俱乐部的墨西哥州等竞争。

总结

城市发展的逻辑万变不离其宗，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在“内循环”的大趋势下，城市或都市区的发展模式也将不断演变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