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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警惕数字经济带来新的贫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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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警惕数字经济带来新的贫富分化

中金公司指出,虽然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有劳动友好型的一面,但也难以避免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数字技术使得明星企业和个人可以用低成本服务大市场,少数人和企业赢者通吃。

2020年5月13日上午,广东东莞,第十二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线上展正式启动,通过“线上展览+直播带货”的形式,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周四发布报告称,数字经济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个新增因素可能带来巨头垄断、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对此要加以关注。

在这份名为《数字经济:下个十年》的报告中,中金公司指出,数字经济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是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未来十年人口老龄化会愈加严重,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生产弱于消费的供给短缺压力增大,将导致通胀上升、储蓄减少,从而抬升中国的利率水平。

而数字经济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解释称,一方面,如果数字技术发展可以为劳动力赋能,那么老龄人口的就业会得到更多支持,这有助于延迟退休时间,从而减缓社会储蓄下降的速度。另一方面,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社会总产出,也会提高社会的储蓄率。

不过,“数字经济发展对冲老龄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机器不是人,不产生最终的消费需求,如果效率提升不是通过机器赋能人而是替代人来实现,将会导致生产过剩,加大收入分配差距,降低消费需求。”彭文生说。

报告提到的数字经济的第二个好处是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增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而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有可能成为外循环的新动向。对中国来讲,平台经济已经具有先发优势,未来如何促进平台经济的跨境发展是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

此外,报告认为,数字经济丰富了应对贫富分化的政策工具——数字移民和数字货币。

报告称,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传统办法通常是劳动力转移,或者产业转移,但数字经济创造了一个新思路,即“数字转移”。例如大企业将客服中心布局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无需转移就可以享受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数字新基建催生了网络直播、云旅游等方式,将欠发达地区的风土人情等特色资源“运输”到发达地区,“产业数字化转移”增加了当地人收入。

数字货币方面,中国人民银行DCEP(央行数字货币)重点在于发展电子支付手段,但从长远看,数字货币的发展可能对现有金融体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促进普惠金融、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有利于结构性导向的财政政策更有效发挥作用,更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肯定数字经济的同时,报告称,也需要关注其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巨无霸型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垄断、新的贫富分化等等。

报告认为,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的采集、加工与使用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性,低甚至零边际成本意味着创新创业的门槛较低,但先发企业能够凭借自我增强的大数据优势来实现与固化垄断地位。巨无霸的数字经济企业可以凭借大数据资源垄断构筑起自我强化的进入壁垒,不但潜在竞争者难以短时间突破,甚至还能够对公权力形成威胁。

报告还指出,虽然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有劳动友好型的一面,但也难以避免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数字技术使得明星企业和个人可以用低成本服务大市场,少数人和企业赢者通吃。

“这背后一个重要的相关问题是数据产权没有明确界定,相关企业对大数据资源免费的、排他性占有,实际上是独占了关键资源的垄断租金。”彭文生说,“如何界定大数据产权归属,对于这种垄断租金,应该采取管制方式,还是征税方式?如果征税,如何确定税基和税率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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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警惕数字经济带来新的贫富分化

中金公司指出,虽然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有劳动友好型的一面,但也难以避免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数字技术使得明星企业和个人可以用低成本服务大市场,少数人和企业赢者通吃。

2020年5月13日上午,广东东莞,第十二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线上展正式启动,通过“线上展览+直播带货”的形式,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周四发布报告称,数字经济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个新增因素可能带来巨头垄断、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对此要加以关注。

在这份名为《数字经济:下个十年》的报告中,中金公司指出,数字经济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是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未来十年人口老龄化会愈加严重,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生产弱于消费的供给短缺压力增大,将导致通胀上升、储蓄减少,从而抬升中国的利率水平。

而数字经济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解释称,一方面,如果数字技术发展可以为劳动力赋能,那么老龄人口的就业会得到更多支持,这有助于延迟退休时间,从而减缓社会储蓄下降的速度。另一方面,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社会总产出,也会提高社会的储蓄率。

不过,“数字经济发展对冲老龄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机器不是人,不产生最终的消费需求,如果效率提升不是通过机器赋能人而是替代人来实现,将会导致生产过剩,加大收入分配差距,降低消费需求。”彭文生说。

报告提到的数字经济的第二个好处是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增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而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有可能成为外循环的新动向。对中国来讲,平台经济已经具有先发优势,未来如何促进平台经济的跨境发展是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

此外,报告认为,数字经济丰富了应对贫富分化的政策工具——数字移民和数字货币。

报告称,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传统办法通常是劳动力转移,或者产业转移,但数字经济创造了一个新思路,即“数字转移”。例如大企业将客服中心布局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无需转移就可以享受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数字新基建催生了网络直播、云旅游等方式,将欠发达地区的风土人情等特色资源“运输”到发达地区,“产业数字化转移”增加了当地人收入。

数字货币方面,中国人民银行DCEP(央行数字货币)重点在于发展电子支付手段,但从长远看,数字货币的发展可能对现有金融体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促进普惠金融、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有利于结构性导向的财政政策更有效发挥作用,更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肯定数字经济的同时,报告称,也需要关注其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巨无霸型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垄断、新的贫富分化等等。

报告认为,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的采集、加工与使用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性,低甚至零边际成本意味着创新创业的门槛较低,但先发企业能够凭借自我增强的大数据优势来实现与固化垄断地位。巨无霸的数字经济企业可以凭借大数据资源垄断构筑起自我强化的进入壁垒,不但潜在竞争者难以短时间突破,甚至还能够对公权力形成威胁。

报告还指出,虽然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有劳动友好型的一面,但也难以避免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数字技术使得明星企业和个人可以用低成本服务大市场,少数人和企业赢者通吃。

“这背后一个重要的相关问题是数据产权没有明确界定,相关企业对大数据资源免费的、排他性占有,实际上是独占了关键资源的垄断租金。”彭文生说,“如何界定大数据产权归属,对于这种垄断租金,应该采取管制方式,还是征税方式?如果征税,如何确定税基和税率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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