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岸萤》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陈传兴是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系列总监制，也执导了“岛屿系列”中诗人周梦蝶传记片《化城再来人》、郑愁予纪录片《如雾起时》，以及最近热门的叶嘉莹传记片《掬水月在手》，这三部纪录片被他统称为“诗人三部曲”。

在导演的身份以外，陈传兴还是一位摄影家、艺术评论家，长期耕耘哲学、精神分析与影像论述等领域。陈传兴认为自己是一个复杂的人，这种复杂来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留学法国巴黎的时光。那段时间他在法国国家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学习摄影—录影动画，又在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念了戏剧，硕士学习电影，博士就读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师承法国电影理论大师克里斯蒂安·麦茨。

听德勒兹讲座，上德里达课程，西方教育文化的洗礼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和思想。写作本书的契机是他举办的摄影展《萤与日》，他原本计划写以摄影美学为主题的内容，但在书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原本没有想到的东西，改变了原来写作深奥理论的想法。在《岸萤》新书分享会上，陈传兴说这本书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出发，探讨法国1848年革命后一代人的思想变化，回忆阿尔及利亚战争下法国的不安，并且联系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认为这是法国百年来积攒的危机的爆发。陈传兴让散文式的回忆录与哲思相互渗透，成为一个“对自己的简单的多重告解”。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受到的法国哲学家的影响，诠释了台湾地区的现代面向。

《名门》

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然而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对于阿伽门农在出征时因得罪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而以长女献祭之事怀恨在心，便与情人一起谋害了他。在这本《名门》里，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用现代语言重述了阿伽门农的家族悲剧和暴力循环。

托宾在专栏文章《我如何重写古希腊悲剧》里提到了这本书的创作灵感。他认识一名北爱尔兰金斯米尔屠杀的幸存者，那是1976年1月，临时派共和军为了对保皇派杀害六名天主教进行报复，对新教徒平民进行开枪扫射。听了这个幸存者的讲述之后，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体中的画面，在托宾的脑海中萦绕了三十年，终于成为长篇小说《名门》尾声中的一幕。这个事件只是北爱尔兰动乱中的一幕，在这些动乱中，每一个暴行都似乎是在为了报复之前的一桩暴行。《名门》戏剧化地将暴力描写为螺旋一般的延续，更多暴力不断孕育。

《法镜般的神眼之下》

《法镜般的神眼之下》是中国大陆首次引进出版的堀江敏幸作品单行本，包括了作家进行多样化探索的不同风格的短篇小说，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多变人生。中国读者对这个名字还不很熟悉，其实堀江敏幸是日本文坛眼下最受瞩目的中坚作家，他把日本文学的各项大奖拿了个遍，号称“获奖专业户”。

本书译者陆求实称，日本纯文学的一大特色是通过小事来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堀江敏幸的作品正好切合这种趣味。“他的故事都是很小的事情，没有一件宏大叙事，而且他的作品风格非常平静，像是一个人保持一段距离在眺望着生活，观察着生活，再把生活记录下来。”这意味着，堀江敏幸写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村上春树译者施小炜看到，这本书中，堀江敏幸继承了从日本的自然主义发展成私小说的这一派，他的两篇《ハントヘン》《法镜般的神眼之下》就是这样，尽管没有爱憎悲愤等激烈的情感和大起大落的情节，但写作手法很非现实，展现了作家的深入思考。“在这一方面，他和村上春树有相通之处，”施小炜说。

《性别是流动的吗？》

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发表了“金赛性学报告”，提出性倾向是一个连续体，有些人坚定地处于其中一端（异性恋）或另一端（同性恋），也有很多人处于连续体上各不相同的点（双性恋）。不仅如此，在这些光谱之外，无性恋和无性别者的体验也逐渐为人所知。近年来，社会学家琳达·加纳特和安妮·佩普劳发表研究成果指出，女人的性取向并不固定，而是由生活阅历、社会与文化因素塑造的，性别的认同和体验是可以变化的。

性别多样性、性别流动等词语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讨论。利兹大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副教授萨莉·海因斯在本书中讨论了作为生物性征表达的性别、作为社会建构的性别、性别多样性、性别激进主义等话题，结合性别领域的时事热点，如辅助生育技术、同性恋不再被视为一种疾病、大学允许6种性别选项、性别互换实验等，让读者理解这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寻找类似通俗读物的读者也可以阅读先锋跨性别作家凯特·伯恩斯坦的作品《性别是条毛毛虫》、伦敦艺术大学校长格雷森·佩里写作的《男性的衰落》等，追问文化中的性别迷思。

《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

画家林华和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和其后绘制了很多“有意思”的严重疾病案例，内容是甲状腺肿大、先天畸形、有癌症肿瘤的人们。伯驾把这些绘画带给美国和欧洲的人们观看，一方面向西方人传播有关中国疾病的知识，为自己的传教事业寻求支持，另一方面也希望告诉中国人，西方医学技术是如何先进地治疗了这些疾病。这些照片以及之后类似的医学摄影不仅被医院使用或被医生收藏，甚至还被做成了明信片进行传播。这段过往也证明了有关病态的观念在传播方式上的极度偶然，关于病态的刻板印象在历史中表现出了“非科学”特征，传播本身在塑造刻板印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文学与传媒学教授韩瑞试图从视觉文化出发，填补疾病观念在文化间和历史中传播这一空白领域。另一方面，当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医学传教士图像传到中国人眼中时，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本书还关注了现代文学中诞生的新的病态身体蕴含的表征，并指出肺结核、神经衰弱、梅毒等由西方命名的疾病，到民国早期已经发生了隐喻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转变，文学研究也因此变得更加兼收并蓄。

《不可思议的幻想艺术》

法国版画史研究专家兼高级策展人、卢浮宫学院讲师瓦莱丽·叙厄尔-埃梅尔在本书中介绍了浪漫主义前、中、后期幻想版画艺术的发展。19世纪，黑色幻想艺术凭借版画的兴盛得到了发展，起止的两位代表人物便是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和奥迪隆·雷东。1799年，戈雅把《理性沉睡，心魔生焉》设为《狂想曲》系列80幅版画的标志性主题，开启了一道暗夜之门。19世纪30年代，以德拉克洛瓦为首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对此做出回应。之后，幻想艺术的血脉就为三代艺术家传承，他们的作品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幽灵、怪兽等幻想形象。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在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风潮之下，雷东的作品里依然体现着幻想艺术的师承。

幻想艺术的发展和版画技术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正是由于版画方便复制和传播，才成为了幻想艺术的媒介。不论是凹版印刷版画、木版画或石版画，都能够再现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并且打动观众。那些黑白图像以及各种形式的黑色墨迹，更是让“黑色浪漫主义”名副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幻想版画也是从版画的印墨之中产生的浪漫主义。

《病床边的陌生人：法律与生命伦理学塑造医学决策的历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与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维·J.罗思曼探讨了医生逐渐失去自由裁量权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法律和伦理学介入了过去医生统辖的领域，律师、法官、立法人员等都在医学问题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作者看到，整个社会的原子化和陌生化对医患关系产生了影响，“曾经连接医生及其所在社区的纽带都被职业疏离感和排斥感所取代。最后，邻里关系和族裔纽带也曾让医院成为患者熟悉的地方，如今它们也被割裂开来，让医院充满陌生而肃杀的空气。”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在书评文章中指出，医疗服务组织和供给方式的变化也促成了医患之间的进一步疏远。人们不再寻求上门诊疗，医生无法更加全面地认识病患，而且，随着医学学科的专科化以及效率考核的出现，导致医患之间不仅难以建立私人的联系，连交流时间也日渐稀少。本书虽然讲述的是美国语境中医生在诊疗决策权上发生的变化，但对读者理解今天中国的医患关系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