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毒眸 吴喋喋
编辑 | 吴燕雨
《我和我的家乡》的五个单元故事里，若票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最后一课》单元的中范伟饰演的“范老师”可能是人气最高的。
豆瓣高赞短评写道：“范伟把我的泪点掐住了”、“教科书级别的演技”；微博上，范伟雨中奔跑的花絮冲上热搜第一，评论说：“范伟真的厉害，从他跑出教室我就开始哭，一直到单元结束”。
也有观众能够指出，范伟动人的表演不止是范伟自己的功劳。作为这个单元的导演，恰好在徐峥的导演方法论里，表演也是重要的话题。
“导演对表演，必须达到一种切身的理解，要完全能够站在演员的立场上，为演员的表演提供有帮助的指示。”10月12日，徐峥在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大师班上，传递了这样一种观点。
对表演的理解深度，或许是徐峥作品里容易诞生“高光演技”的原因之一：从《我和我的祖国》里惊艳的小演员“冬冬”韩昊霖，到《我和我的家乡》里“掐住观众泪点”的范伟，都凭借演技引发了话题。
另一方面，叙事功力也是《最后一课》受到好评的另一个原因。豆瓣一则热评写道：“（最后一课）展现出徐峥某个程度的细腻，他很擅长从小的切角去展开一个宏大叙题。”
《最后一课》中，村民为帮助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范老师，设下“重返1992年”的骗局，最终骗局的败露，也揭示了家乡的发展变化遮掩不住。徐峥在大师班上这般解释如此构思的原因：“因为观众是非常害怕说教的”，所以要通过一个“过去无法重塑”的故事，去展现变化。
而毒眸通过徐峥在大师班上的讲述，也感知到《最后一课》与徐峥个人轨迹的某种暗合：从演实验话剧的先锋文艺青年，到家喻户晓的影视演员、商业片导演，近年来的徐峥正在试图回归到更接近个人表达的状态。
但过去无法重塑，徐峥要做的不是变回90年代那个文艺青年，而是带着对过去自我的同理心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介入到当下青年导演的创作中去——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监制。
徐峥提到，大部分导演正如当年的自己一样，是因为热爱艺术而投身电影创作的文艺青年，而现在的徐峥和他所成立的真乐道文化，正在通过“监制”这一角色，去服务青年导演，帮助“曾经的徐峥”们缓解创作之外、全产业流程上的压力。
某种程度上，范伟饰演的乡村教师，也带着几分徐峥的自我投射：一个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改变“家乡”或者“环境”的，但是把经验分享出来，帮助更多有能力改变的人，环境就会向好的方向变化。
文青徐峥
“程耳找我拍《犯罪分子》的时候，是在1998年，那时候我也是个文艺青年。”大师班上与青年导演对谈的徐峥，回溯了他的青年时代，但很快又调转话锋：“现在如果让他（程耳）看我的电影，他肯定看不上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艺术青年了。”
二十年前，徐峥在大众的认知里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的猪八戒、《李卫当官》中的李卫。但其实在古装喜剧之外，他还是个演先锋话剧的艺术青年，这一度会让许多观众感到惊诧。
但近年来，1999年问世的《犯罪分子》的重新流行，再度将文青时代的徐峥带回观众的视野。
这部31分钟的小成本犯罪片拍摄时，导演程耳还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读大四。作品有“北电史上最牛学生作业”之称，豆瓣评分7.4，一条2014年发布的热门短评无不惋惜地评价男主角徐峥：“大脑袋有大智慧，演技真实准确，可惜了现在的被定位。”
《 犯罪分子》剧照
但彼时观众跨越时空的“惋惜”对徐峥来说，未免来得迟了一些——文青时代的徐峥是不为观众所青睐的。
《十三邀》中，徐峥和许知远走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1994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徐峥的第一个工作单位。艺术中心进门处的墙上挂满了剧照，徐峥很快从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拥挤》《艺术》《股票的颜色》......而后者令徐峥在1998年摘得白玉兰戏剧奖最佳男主角。
根据徐峥的描述，从戏剧学院毕业后没有人找自己拍戏，所以他一直在演话剧。那时，话剧演员徐峥一度“小有名气”，徐峥还和朋友组建了剧社，并自己担任导演排了两部先锋的实验作品《拥挤》和《母语》。
“当时就受到很多质疑，别人说你排的戏看不懂，这那的，当时我就很激动，还会跟人争辩。”徐峥在《十三邀》里说道。但他很快转变了思路，开始反思过于先锋的内容是否有意义，他认为自己应该对作品的传播效果负责任。
愿意主动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徐峥虽然接受过高屋建瓴的戏剧教育、具备做出先锋性表达的能力，但他并不是那类厌弃成功的、忧郁的、纯度很高的文艺青年。徐峥在艺术性和商业化两个方向里同样具有可能性。
世纪之交，徐峥开始涉足影视圈，同时也仍然在排话剧，前者所带来的曝光一度让徐峥的话剧事业“沾光”。
2000年1月《春光灿烂猪八戒》在各大卫视反复播出，据索福瑞收视数据，该剧在湖南卫视、黑龙江卫视、山东和江西卫视播出的平均收视率均超过20%，最高平均收视达到31%。次年徐峥主演的喜剧话剧《艺术》在宣传不多的情况下，于上海连演15场。
尽管徐峥自嘲现在的程耳一定看不上自己，但事实上，2007年程耳和徐峥又再度合作了悬疑惊悚剧《第三个人》。2009年，徐峥主演两部公路片，一部是指向喜剧和商业成功的《人在囧途》，一部是暗黑的《无人区》，后者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无人区》海报
文艺青年的人格从未离开徐峥的躯壳，只是一度被喜剧演员的光环盖住了——面向大众的商业喜剧片、古装电视剧能够辐射的受众，远比话剧和严肃电影来得多。
但近年来，随着主演作品《我不是药神》的上映和徐峥个人导演作品中愈发明显的人文表达，他的“前文艺青年”身份不再显得太过违和。
《我不是药神》在豆瓣被150万用户打出9.0分，位列豆瓣电影top250第47名——达到了近20年来华语电影鲜少能触碰到的金线。
《最后一课》在《家乡》的五个单元之中，口碑亦属于上乘。
徐峥延续了执导《我和我的祖国》单元《夺冠》的经验，从小人物的动机和情感出发，反而真实恳切；在叙事上，他在过去与现在的故事线反复切换，用重塑过去来反衬现在；细节也值得咂摸，比如颜料打翻在水里化成了彩虹的颜色、范老师一路走进教室那个调度复杂、明星云集的长镜头。
而从颜料到彩虹溪水，再到片尾真实存在的“彩虹学校”，也是导演思维所创造的震撼。“最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是真实的，”徐峥强调。现实中，“彩虹学校”坐落于浙江省淳安县富文乡，真实存在的小学让影片的诗意得以落地，而非空中楼阁。
这份细腻，与刻板印象里的喜剧演员徐峥、爆米花商业片导演徐峥，似乎是背离的，同时也是向着文青时代徐峥的某种回归。
拥抱观众
回归独立表达的欲望，一直草蛇灰线地埋伏在徐峥高歌猛进的商业成功之路里。并伴随其从演员向导演、监制身份转换的过程，流露得愈发明显。
《十三邀》里，站在剧照墙前的徐峥，向许知远介绍了一部自己出演过的剧目《资本论》，剧情讲述了资本涌入文化领域，蚕食、吞噬文化的过程，主旨自然是艺术家对资本影响艺术创作独立性的担忧。
“这个戏演完以后，（资本入侵文化）就真的发生了。”说这话的时候，徐峥语气平铺直述，听不出明显的情感色彩。
正如徐峥没有纠结太久，就顺畅地从做先锋戏剧的艺术青年转型为拥抱观众的国民喜剧演员。决定出演《春光灿烂猪八戒》意味着与文艺青年的价值系统彻底分道扬镳，但徐峥坦言转变的过程没有太大的困难，在《十三邀》里，徐峥自嘲：“因为（我）就是比较偏俗。”
那几分的“俗”，或许指的是徐峥天然能够享受演喜剧，乐意听到观众的笑声。
在大师班的分享里，徐峥提到自己早在学生时代演话剧时，便着迷于逗笑观众：“我发现我很喜欢演喜剧，你只要站在台上，你说一个包袱，下面‘哗’，马上就笑了，你会瞬间获得一种满足感。”
《资本论》是徐峥主演的最后一部话剧，这部剧目演出的年份是2010年，这也是徐峥主演作品《人在囧途》上映的年份，这部700万的小成本喜剧电影最终收获3700万票房，并让“囧”系列成为徐峥往后十余年里挥之不去的作品符号。
《人在囧途》之后，是票房12.67亿、创下当时华语电影票房新纪录的《人再囧途之泰囧》，这一纪录直到2015年才终于被《捉妖记》打破。
《泰囧》不仅是徐峥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也开启了徐峥的事业新阶段：2012年，徐峥与妻子陶虹、经纪人刘瑞芳创立北京真乐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也《泰囧》的联合出品方。
看上去徐峥有计划地、高歌猛进地进行着身份的转换并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但他自己却认为，转型导演是个“一点点介入”的过程。
在成为影视演员之前，话剧舞台上的徐峥就在兼顾表演之外的工作，担任过话剧导演，带领整个剧目的演员进行长时间的联排。成为影视演员后，徐峥也自然而然地关注到表演层面之外、剧组的各种状态。
在徐峥看来，表演是需要土壤和空间的，前期的准备、氛围的营造缺一不可，“处在一个比较对的环境里面，才能谈得上你的表演，场景、服装、造型哪都不对，你演什么？你是演不出来的。”
随着在演员层面对剧组环境提出越来越多要求，徐峥开始谋求转型为导演。这一心态用徐峥自己的话来说是：“要不然我还是自己来吧。”
因此，与“吞噬文化的资本家”形象截然相反，徐峥介入创作时带着平衡商业与艺术的初衷。
但这种初衷在徐峥成为导演和公司高管的前几年并没能很好地实现，他被商业所掣肘了。徐峥多次在采访和公开场合流露出对“囧系列”的某种拒斥，更多的时候是避而不谈，在《十三邀》里则明确说，自己不喜欢“囧”这个字。
这个字代表着国产商业片最具价值的IP之一，但徐峥却想要终结它的商业片属性。“大部分观众认为囧系列就是爆米花电影，但我自己知道不是，我只是之前做得不够成熟，但随着我越来越深入，我必须让它脱离爆米花电影。”
另一方面，他又对辜负观众的期待感到自责。“我其实非常理解观众，他们其实就想看我和王宝强折腾一下，你怎么就不给我看？你在里面探讨什么中年危机的，烦不烦。”徐峥在大师班上这么说道。
他甚至将自己的尝试归结为“教训”，并以此奉劝青年导演：如果要做的电影是一个商业IP，就应当遵守跟观众以及市场的约定，“作品里面保留观众最认可的这种元素。”
从跨界做导演到创立真乐道文化，徐峥的初衷是平衡商业性与艺术表达，但这种平衡术本身，也对徐峥构成了矛盾和撕扯。
超越“满足于笑声”
但随着徐峥近两年执导《夺冠》《最后一课》，并解锁电影监制这一新身份，他的撕扯也得到了某种纾解：文青徐峥和爆米花商业片导演徐峥之外，存在着更多可能性的外延。
作为导演，徐峥认为，自己到了可以规划更多自我表达的阶段。
两次“命题作文”的尝试为徐峥指引了方向：“基于我做了《最后一课》和《夺冠》，我希望能够找到那种人跟时代交织的（题材），比较有情怀，也有个体的故事，好像现在市场上这一类的电影不是特别多。”
用“命题作文”来概括徐峥的这两部短片似乎也是有失偏颇的。毕竟他做得非常有诚意：徐峥的导演团队为《最后一课》进行了大量的采风，人物原型是基于大量调研乡村教师后进行的艺术再创作，彩色玻璃小学也是现实中存在的扶贫成果。
从两次短片的创作经历中，也能清晰地看出，徐峥对自我表达的执着已经不再是文青式的了。他不再囿于主观视角，徐峥惊异于自己居然很享受“命题作文”，站在“他视”的角度，观看故事主人公的情感与心路历程，这个过程让他感到快乐。
作为监制，徐峥在帮助更多当下的“文青徐峥”们——那些带着创作热情进入电影行业的新人导演。
徐峥认为，当下的电影行业仍然有很多像当初的自己一样，忿忿于观众“看不懂”自己作品的文青式导演。徐峥和真乐道文化，便期待为他们提供帮助、让其找到更舒服的创作方式。
“现在的市场会把年轻导演搞得很焦虑，既要找到投资去完成自己的作品，又要在作品当中完成自己的表达，片子拍完了，还得面对市场的考验。”在徐峥看来，年轻导演正需要一个监制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缓解创作以外的压力。
导演杨子2019年执导的《宠爱》正是徐峥监制、真乐道文化出品的一部电影。在《北京日报》当时的采访中，杨子提到徐峥与自己一起修改了十个月的剧本，态度十分严苛，每当杨子认为剧本已经过关时，徐峥还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徐峥还建议杨子“稀释”掉宠物题材的概念，以扩大观众的接受度。大师班上，杨子再次回忆徐峥作为监制给导演提供的帮助：“一个是抓点，一个是抓面。徐峥老师抓不会只是从大的层面去给予一些建议，而是会细化到点上去。”
除了对具体的作品创作提供建议，徐峥对整个青年导演群体如何实现能力进阶，也有自己的思考。
比如演员出身的徐峥意识到，大量青年导演对“表演”缺乏重视。为此他提到自己有一个心愿：“办一个导演表演训练班。我来请几个表演的老师，然后我带着导演们一起做表演的练习。”
而徐峥相比其他导演出身的监制，优势也正基于他的“现役”演员身份——不仅在表演层面上，甚至在表演之外，徐峥可能都是最擅长与演员沟通的监制。
由六个单元故事组成的《宠爱》启用了十余组明星演员，《我和我的家乡》中，《最后一课》也是明星数量最多的一个故事，按照常理，明星越多的剧组导演、监制可能会焦头烂额，但对徐峥来说，大量启用成名艺人反而是省力的办法。
徐峥在大师班上提到，今年疫情、汛情让拍摄进度变得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找明星演员是一个比较图快的方式”，因为成熟艺人在徐峥的调度下，能够快速的找到人物感觉，省下了不少与演员磨合的时间。
此外，大量的话剧经历也让徐峥非常强调导演同步提升自身的文学、美学、音乐素养。“最终混录的时候，音乐、画面聚在一起调试，需要导演有综合的能力。你自己的品位决定了最后的作品是什么样子。”
不过，监制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更多时候，也基于徐峥背后的真乐道文化的团队工作。
真乐道曾经只是经纪人刘瑞芳与徐峥陶虹夫妇共同创立的工作室，如今已经转型为在前期创作、商务合作、中期制作、后期宣发、数据分析上全流程为创作者提供服务的电影公司。
据刘瑞芳表示，2018年的《超时空同居》之后，真乐道真正开启了扶持新导演、内容多元化的阶段，不久之后，真乐道又通过《风语咒》涉足了国漫领域。也正是基于背后团队强有力的支撑，徐峥才得以在监制、演员、编剧、导演的身份之间辗转腾挪，在各个领域都交出不错的成绩单。
“范老师”回不到1992年，徐峥也回不到先锋话剧的舞台，资本涌入文化市场的大潮无法逆流，但或许有人能在浪潮中把握好船头的方向，这个方向必然不会是单打独斗的英雄主义，而是工业化和人文表达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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