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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要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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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要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表示,纵览历史,金融监管始终与经济发展、金融创新互动平衡,经历了从强化、到放松、在新的基础上再强化的螺旋式发展。

10月24日,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发表演讲。图片来源:论坛主办方

记者 陈鹏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周六表示,要平衡好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建立并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邹加怡是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做出以上表述。在她发言之前,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演讲时表达了对金融监管的不满。马云认为,监管不能只讲风险控制,而不讲发展。他指出,正是提倡风险控制的《巴塞尔协议》让欧洲的整体创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金融数字化。

邹加怡则表示,纵览历史,金融监管始终与经济发展、金融创新互动平衡,经历了从强化、到放松、在新的基础上再强化的螺旋式发展。

在谈到《巴赛尔协议III》时,邹加怡说,新冠疫情期间,各国适当提高金融监管容忍度,对维护金融稳定和推动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放松监管必须审慎有度。随着疫苗研发取得突破,明年全球经济可能加快复苏,金融领域容易出现自我循环、放大杠杆、积累泡沫的情况,需要适时调整金融监管政策。

邹加怡指出,全球货币政策环境持续宽松,已经超过10年。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不得不实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仅今年上半年,美欧日三大央行合计扩张资产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起到了短期内稳定市场的作用,但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货币增长过快、实体与金融背离、宏观杠杆高企、资产价格膨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值得关注。”她说。

此外,邹加怡说,为应对疫情,全球已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接近12万亿美元,各国平均赤字率预计将比去年上升9个百分点。一些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疫情仍在蔓延,经济衰退,货币贬值,财政收支失衡,债务规模攀升,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债务可持续压力凸显。

“债务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既要解决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流动性问题,更需要解决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的矛盾。”她说。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邹加怡认为,还要处理好气候变化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威胁是“绿天鹅风险”。她说,随着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发生概率增加,经济活动可能陷入停滞,导致企业、居民、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气候变化影响在金融体系内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会形成负反馈效应,放大金融风险。气候变化影响与重大疫情暴发等全球性挑战一样,需要各国深入研究、共同应对。

邹加怡表示,应对当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增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开放合作的正确方向。多边机构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比如,国际金融组织可以在帮助各国政府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探索建立鼓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政策框架,引导金融回归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使命,并促进发展方式转型。

她还建议,国际基金组织(IMF)可以增加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增强国际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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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表示,纵览历史,金融监管始终与经济发展、金融创新互动平衡,经历了从强化、到放松、在新的基础上再强化的螺旋式发展。

10月24日,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发表演讲。图片来源:论坛主办方

记者 陈鹏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周六表示,要平衡好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建立并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邹加怡是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做出以上表述。在她发言之前,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演讲时表达了对金融监管的不满。马云认为,监管不能只讲风险控制,而不讲发展。他指出,正是提倡风险控制的《巴塞尔协议》让欧洲的整体创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金融数字化。

邹加怡则表示,纵览历史,金融监管始终与经济发展、金融创新互动平衡,经历了从强化、到放松、在新的基础上再强化的螺旋式发展。

在谈到《巴赛尔协议III》时,邹加怡说,新冠疫情期间,各国适当提高金融监管容忍度,对维护金融稳定和推动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放松监管必须审慎有度。随着疫苗研发取得突破,明年全球经济可能加快复苏,金融领域容易出现自我循环、放大杠杆、积累泡沫的情况,需要适时调整金融监管政策。

邹加怡指出,全球货币政策环境持续宽松,已经超过10年。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不得不实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仅今年上半年,美欧日三大央行合计扩张资产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起到了短期内稳定市场的作用,但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货币增长过快、实体与金融背离、宏观杠杆高企、资产价格膨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值得关注。”她说。

此外,邹加怡说,为应对疫情,全球已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接近12万亿美元,各国平均赤字率预计将比去年上升9个百分点。一些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疫情仍在蔓延,经济衰退,货币贬值,财政收支失衡,债务规模攀升,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债务可持续压力凸显。

“债务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既要解决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流动性问题,更需要解决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的矛盾。”她说。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邹加怡认为,还要处理好气候变化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威胁是“绿天鹅风险”。她说,随着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发生概率增加,经济活动可能陷入停滞,导致企业、居民、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气候变化影响在金融体系内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会形成负反馈效应,放大金融风险。气候变化影响与重大疫情暴发等全球性挑战一样,需要各国深入研究、共同应对。

邹加怡表示,应对当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增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开放合作的正确方向。多边机构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比如,国际金融组织可以在帮助各国政府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探索建立鼓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政策框架,引导金融回归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使命,并促进发展方式转型。

她还建议,国际基金组织(IMF)可以增加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增强国际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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