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在2020年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暨全球城市论坛上，上海交大安泰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提出了三个建议：中国应该减少城市低密度的蔓延，同时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并在人口流入的地方适当增加土地供应，以解决更多住房问题。

今年8月24日，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陆铭是会上最年轻的发言者。他长期研究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已出版《大国大城》《空间的力量》等著作。

新冠疫情的爆发是快速城市化的弊端进一步凸显，一些国家城市中社会不平等、就业紧张、贫富差距以及文化冲突等矛盾在这场疫情中被放大和激化，城市安全和传统发展模式也受到极大挑战，全球层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陷入困境。

那么，如何在疫情防控新常态下提升各城市社区品质，以加强社区治理能力，凝聚社会认同？如何加快韧性城市建设，通过转型发展模式和加强城市间合作提升城市安全保障，以应对和解决本次疫情所暴露的重大问题，实现更平衡、更充分和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10月31日，在2020年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暨全球城市论坛，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与韧性城市建设的主题论坛中，上海交大安泰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表示，在全球范围人口城市化率提高的时候，服务业的比重也相应有所增高。但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这也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

他指出，长期以来，在本土化的发展战略中，中国一直在控制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鼓励中小城市发展，这导致中国服务业占比会受到严重制约。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还在进行快速的土地扩张，结果导致了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出现急剧下降的情况。在10-15年的时间中，中国城市人口下降了将近一半。

“根据我最近的研究测算，如果中国的城市没有户籍制度，所有外来城市的外来人口可以进入城市，那么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就不会下降得如此快，那么中国服务业的GDP和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可以提高3-5个百分点。”陆铭表示。

陆铭进一步指出，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这次的新冠疫情，大家认为城市密度是有害的，如果城市密度发展走向低密度模式，“这不仅对疫情的防控有负面效果，还会进一步扭曲中国服务业占比不够的情况”。

他强调，大城市的高密度并不是一件坏事，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恰恰相反，不是控制城市人口，而是应该减少城市低密度的蔓延。同时，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外来人口可以生活在更和谐、更加能得到关爱的、更有社会保障的城市。最后就是有关土地配置的问题，中国应当在人口流入的地方，适当增加土地供应，以解决更多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