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布《2015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通过十年控烟的观察，描述当今的控烟现状，其中指出中国控烟存在的许多问题，其源盖出于烟草业的抵制与阻挠。

2003年，中国签订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6年正式在国内生效。当时缔约方一致认同六项控烟的策略：监测烟草使用，评估公约履行情况；保护人民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税。在《公约》生效的6年后，2012年12月，中国制定了第一个《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以下简称《规划》）。

今年是该《规划》收官之时。按照当初的《规划》目标，成年人吸烟率要从2010年的28.1%下降到25%以下，成年女性吸烟率要保持较低水平并有所下降。然而三年来，中国疾控中心调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上成人吸烟率仍超过了27%，男性吸烟率过半，未见明显下降，而女性也与2010年大体持平。总体上没有达到规划目标。

报告表示，吸烟者总数已达到3.16亿。最近五年中，我国烟民反而增加了1330万。从调查数据看，吸烟者中有39.6%的人有戒烟意愿，这一比例远低于控烟先进国家。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成功戒烟的比例仅有14.4%。

报告也指出，中国在公共场所禁烟有较大进展，但距全面推行尚远。2013年岁尾，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是一个正确的导向，各级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状况有明显收敛。领导带头的单位，公共场所禁烟就比较顺当。

目前中国大陆在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包括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城市有18个，报告指出，其中尤以2014年《北京控制吸烟条例》同《公约》要求最为接轨，具有标杆意义。公共场所禁烟政策在立法城市得到广泛的支持，二手烟暴露有明显降低。

2015年6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北京控制吸烟条例》开始实施。对于北京的控烟情况，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大部分人都认为提高是非常明显的，吸烟现象比原来少了一半多了，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张建枢说，这是一个社会习惯的转变，可能还是需要坚持不懈的过程，世界卫生组织一些代表也认为北京给全国立了一个好头，北京能做到，全国应该也能做到，现在很多省市都来北京有过交流学习。

不过报告提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已有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城市覆盖的人口仅约为10%。同“十二五规划”及《规划》要求的“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目标，距离尚远。当务之急，应尽快推进全国性的公共场所禁烟立法。

此前在1月15日，国家卫计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现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经列入了国务院的立法计划，希望2016年这部法律能够出台。

在其他法律上，修订后的《广告法》，对大众传播媒介、公共场所、户外、交通工具都明令禁止设置烟草广告。报告称，如果得到准确、认真的执行，中国将基本实现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但仍要警惕烟草业对《广告法》作有利于烟草营销的歪曲解读。因此，需要有实施细则，对可能出现在执法中的争议，给以明确的界定。如“大众传媒”、“公共场所”、“特殊人群”、“软性广告”、“变相广告”、“间接广告”等等，以便执法有所依皈，违法无从遁形。

2015年在《慈善法（草案）》二审时，听取专家意见，写入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烟草制品及其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法律法规禁止宣传的其他产品和事项”，如今正在进行二审后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时间截止1月31日），则引起多数控烟人士的警惕，原因是虽然目前的草案相比之前，对烟草业通过捐赠进行宣传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但仍未禁止烟草捐赠。

中国控烟协会和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都认为，烟草业利用“慈善”赞助，来达到烟草广告与促销的目的。这与“慈善”背道而行。对照《公约》及其“实施准则”的精神，专家们认为应当对烟草赞助全面禁止。

张建枢也说：“现在慈善法还在修改，他们（烟草业）就是钻这个空子，他们要来捐助啊，等于就跟这个广告法相悖了，给他们网开一面。他们钻的空间就在慈善捐助上，其实是扩大宣传。”

报告指出，在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如，紧密监督烟草广告与各种变相烟草广告；警惕烟草业变换手法促销烟草；制止烟草业借赞助之名，行促销、营销之实等等。尤其应当坚决制止的是烟草销售点违法向青少年售烟。据最近发布的《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校周边烟草销售调查报告》，即便在首都北京，中小学校周边百米内仍有不少分布在便利店和杂货店的烟草销售点，未成年人购买卷烟，84.6%未遭到拒绝。

而《规划》是八部委组成的控烟履约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主持制定的，现在的协调领导小组于2009年成立，由工信部担任组长，国家烟草专卖局（即中国烟草总公司）既是工信部的下属单位，也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

报告称，作为控烟履约的一个阶段，协调领导小组本应对此十年控烟和三年规划，做一个阶段小结，并制定下一个《规划》。但既没有看到履约工作的总结，更没有听到新《规划》制定的消息。

一直以来，中国烟草总公司作为烟草企业同时也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这种机构设置被控烟人士诟病。张建枢说，控烟的阻力主要就来自于烟草公司。报告也指出，烟草业的经营目标与控烟目标背道而驰，中国控烟存在的许多问题，其源盖出于烟草业的抵制与阻挠。

此外，报告还指出一个方法，使用税收和价格手段实现控烟目标，是指以提高税收的手段，促使烟草制品涨价，使吸烟者减少消费，达到控烟的目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郑重推荐的重要控烟措施。自2009年起，我国对烟草有过两次调税，但价税未曾联动，控烟效果并不理想。时隔六年，2015年再度调整烟草消费税，并同时对卷烟零售价进行调整。这是以税控烟的尝试。

张建枢说：“我们烟草税收还太低，空间很大，应该控烟转变投入，从税收中划去一部分，专款专用来用于控烟，这样就能使控烟工作可持续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