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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越来越大,“打工人”更幸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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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越来越大,“打工人”更幸福了吗?

伴随着城市发展和都市圈的形成,如何让“打工人”摆脱钟摆式交通、缩短通勤时间,成为大城市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共同追求。

文|南方Plus记者 朱伟良 谭超 研究员 郑四方

编辑|万映雪

短时间内就能从居住地到达上班地,这是在大城市“打工人”梦寐以求的事,但这样的“小确幸”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在广州这座超过7400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人超大城市里,地铁和公交每日上演着人流的潮汐。

19世纪末,英国学者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在阐述这个理论时,“职住平衡”理念首次被提出,这也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城市职住空间布局模式。

伴随着城市发展和都市圈的形成,如何让“打工人”摆脱钟摆式交通、缩短通勤时间,成为大城市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共同追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指出,要协调就业和居住的关系,推进职住平衡,缩短通勤时间。广州在全面深化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作中,把职住平衡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由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

职住平衡反映的是居住功能与就业功能在一定规模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的匹配程度,合理的职住关系有利于减少通勤量和城市交通拥堵,也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改善人民出行体验和生活质量。

关注城市的职住平衡,实质上也是关注城市的发展质量。

1、广州职住平衡度如何?

近期,住建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慧眼发布《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选取中国主要城市,借助百度地图位置服务和移动通讯运营商数据,从通勤范围、空间匹配、通勤距离、幸福通勤、公交服务、轨道覆盖6个方面,描绘出城市通勤画像。

以距离小于5公里作为幸福通勤的指标,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广州以51%的比例位居第二。

据《报告》显示,全国主要城市的通勤空间半径处于19公里到40公里之间,北京和深圳通勤空间半径高达40千米,广州也有31千米。此时公共交通显得至关重要,在路程耗时方面,《报告》指出,45分钟通勤时间是合理通勤的基本保障,也反映了公交系统与职住空间的契合程度。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奔波在上下班路上的“打工人”就无比怀念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他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在某一给定区域内,居住的就业人口数量与就业岗位数量大体相当,就可以使大部分居民就近工作,达到缩短通勤出行距离、时耗,减少各类交通拥挤或拥堵的目的。

在阐述理论时,霍华德提炼出一个词“职住平衡”。

职住平衡是指在某一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的数量和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等,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通勤交通可采用步行、自行车或者其他的非机动车方式;即使是使用机动车,出行距离和时间也比较短,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城市规模越大,职住分离就越严重了吗?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认为,职住平衡是一个尺度的问题,从城市之间的宏观角度和从社区之间的微观角度观察都有失偏颇,而应该从城市内部的中观层面进行观察。他表示,职住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最优解,只有更优解。像番禺区这个往日大家眼中的“睡城”,正在崛起一批商业和产业,带来新的就业岗位也将慢慢改变以往职住分离的状态。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从《报告》数据我们能看到,职住分离度与城市规模、经济总量没有绝对关系。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职住分离度最高,为6.57千米,深圳职住分离度最低,仅为2.51千米。广州的职住分离度为3.70千米,与上海差不多,在监测的35座城市中排名第13位。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信息模型所专家此前对广州市职住平衡测度及关联性做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通俗地解释就是:广州的“打工人”从出发地到上地铁、再下了地铁到目的地的时间,比在地铁上还多;通过数据模型得出,某一区域内如果有100个居住人口,应该提供55到60个就业岗位比较合适。

职住分离会引起两个问题:一个是钟摆式交通,每天大量的人口从居住地到工作所在地,会引起交通的拥堵,导致资源的浪费,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平衡的问题,有的地方只有居住,而没有就业岗位,也就没有经济税收,那么区域发展必然失衡。

马向明认为,对于全市而言,不同区域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能用同一维度观察。职住平衡比较理想的是天河区,其他区或是因为历史因素、或是因为政策原因、或是因为发展阶段,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2、大城市如何促进职住平衡?

有人无产,城就会变成“睡城”;有产无人,城就会变成工业区。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支柱和动力源泉,城市为产业发展提供载体和依托。产城融合一体,才能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

市中心功能集中、房价高企,有购房需求的市民纷纷到周边房价较低的“洼地”去居住,由此形成了“睡城”。在大城市里,如何推进职住平衡,缩短通勤时间,一直是横亘在政府面前的课题。

国内国外大城市如何为职住分离破题?

欧美大城市即便人口密集,实际人口密度却也比不过北上广深,近1400万人口的日本首都东京则有一定相似度。事实上,东京都市圈存在严重的职住不平衡问题,虽然交通拥堵不严重,但时间成本高昂,职住分离严重。东京通过完善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高额停车费等比较好地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但远距离通勤的时间成本仍然是困扰着不少“打工人”。

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闵行区已建立与职住平衡相适应的住房供给体系,“十三五”期间新增各类租赁房源11.7万套,有效解决了各类人才、产业工人、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安居问题。经过4年的发展,闵行区聚焦产业转型、城乡一体、职住平衡、生态宜居等四个关键领域,构建了指标体系,取得积极成效。

田园城市理念的另一重指引是,当城市发展超过一定规模之后,就应该在它附近发展新区或新城,而不是将原来的城市进行扩展。新城内部要配备齐全的服务设施,就业和居住分布平衡,使居民的工作就在住宅的步行距离之内。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此后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这是对超大、特大城市优化人口结构、防治“大城市病”的方向性指引。

下午5时30分左右,广州大道车流逐渐增多,广州大桥南往北出现短时拥堵。 张冠军 摄

缓解“打工人”通勤的困扰,广州又是如何开“药方”?在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中,广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产城融合创新解决方案, “治疗”产城割裂、职住失衡的“大城市病”。在接连出台的多个城市更新工作指引中,《城市更新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操作指引》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广州在全国首次为产业建设量与总建设量占比划出了“底线”——对标国际一线城市产业配比,划定了三个产业圈层。

比如,属于第一圈层的石溪片区,印刷行业转移后被腾挪出来的空间,成为红八方青创城、1号汇创、2025东篱创新谷、衣创城等多个各具特色的科技创新园区,已有约3000家企业入驻石溪大干围片区。

靠近珠江后航道,石溪将成为孕育新经济的沃土。根据《石溪片区策划方案》,片区改造后,将配套独立公共服务设施用地12公顷,可配套公建配套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教育设施、文化站、社区少年宫、群众性体育运动场地、社区公园、公共厕所等生活文体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产城融合,二者共融共生。在拉动高端要素聚集的过程中,广州更加重视位居最顶端的要素——人才。“通过为产业建设量划底线,将通过城市更新降低生活成本,增加住房供应量、公共服务配套,为城市留住人才。”广州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说,在关注产业导入的同时,必须努力以职住平衡降低人才的发展成本。

3、城市发展趋势发生哪些变化?

大城市高度重视职住平衡的背后,我们发现几重城市发展的趋向。

第一重,人口和产业继续向大城市集聚。不过,人和产业之间的互动逻辑发生了变化,从前是人随产业走,在创新驱动时代,则是产业跟着人走。

今年初 ,李小芸从北京来到了广州番禺,入职欢聚集团。“以前上下班要耗费接近3小时,幸福感大打折扣。”她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在万达广场,我也住在万达的公寓里,一个月两千多元的租金,通勤时间和成本接近于零。”

“番禺华南板块有宜居生活环境,公司有大批员工选择住在番禺,所以公司也选择了搬到这里。”3年前,欢聚集团董事长兼CEO李学凌决定,把公司从中心城区搬到番禺。在他看来,“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因素是员工,公司最大的资产就是‘员工’。”

翻看近几年数据发现,番禺、南沙、花都、从化、增城五大外围区域,整体人口增长超过越秀、荔湾、海珠等传统中心城区。人才的红利正转化为生产力,以番禺为例,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小米公司、携程公司、欢聚集团公司等科技龙头企业纷纷进驻万博商务区。在李小芸看来,“番禺大桥高速口把‘食在广州’作为招牌,这在全国很少见。在这里,我有信心把生活过好,把工作干好。”

第二重,通勤效率是测量职住平衡的核心指标。在广州,地铁网络铺展畅通了中心与外围的交通联系,一个全新的通勤趋势开始出现——“逆潮汐”,市中心不再成为高峰客流涌入的唯一目的地。

此前,广州地铁曾梳理了线网早高峰拥挤区段,三、四、五、六号线等流量大户都有区间上榜。颇为意外的是,去年底全线开通的21号线的“从大观南路往天河智慧城”区间在工作日早上也出现了高峰客流。

不同于三、四、五、六号线等早高峰客流悉数通往珠江新城方向,大观南路的早高峰客流方向是天河东北部以及黄埔。“逆潮汐”现象的背后,是近年来产业新城的崛起。网易总部、极飞科技、宏太智慧谷、中国移动南方基地、南方测绘等高科技企业纷纷落户天河东北部的天河智慧城。

员工的通勤和居住成本随之降低,生活幸福感明显增强。窝趣轻社区是白领公寓运营商,临近大观南路地铁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1号线开通之后,入住公寓的客人明显增多,一个单间的月租金只有1600元起。从大观南路乘坐地铁站上班,只有1到3个地铁站的通勤距离。”

第三重,人的需求始终是职住平衡的根本落脚点。要留得住人才,除了便捷的交通,民生配套也不可或缺。随着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员工希望在产业新城安居乐业。

在天河智慧城,一条绵延3公里长的生态长廊贯穿全域,成为园区科技企业员工“健康跑”的首选地;在天河高新区南区,清华附中合作学校、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等一批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统一布局……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贯穿天河高新区建设,仅天河智谷片区规划布局的公共服务设施就多达315处。

“良好的环境和配套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将亿航智能飞行器研究院落户天河智谷片区的原因。”在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薛鹏看来,天河高新区宜居宜业,既能吸引高端人才,也便于企业发展。

单中心格局易造成城市空间“摊大饼”扩张,形成就业在中心、居住在外围的严重职住分离,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从伦敦、巴黎、东京的经验看,在都市圈形成的背景下,城市多节点建设起到了减轻其核心区域人口压力的作用,并促进城市空间布局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的良性发展。

从三重新的趋势我们不难看出,通过导入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资源,产业新城拉平了与中心城区在社会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建设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捷、生活便利的美丽之城,成为广州城市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一个个功能组团逐步完善成形,城乡二元结构也开始被打破,形成超大城市的协调发展新格局。

“产业和城市都在身边,薪酬收入和个人增值也相应提升。”佳都科技工程师黄一如说,“顶级的医院和学校也近在咫尺,作为一名新广州人,我希望将来可以在周边安家。”

校对:符如瑜

来源:南方Plus

原标题:城市越来越大,“打工人”更幸福了吗?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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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市发展和都市圈的形成,如何让“打工人”摆脱钟摆式交通、缩短通勤时间,成为大城市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共同追求。

文|南方Plus记者 朱伟良 谭超 研究员 郑四方

编辑|万映雪

短时间内就能从居住地到达上班地,这是在大城市“打工人”梦寐以求的事,但这样的“小确幸”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在广州这座超过7400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人超大城市里,地铁和公交每日上演着人流的潮汐。

19世纪末,英国学者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在阐述这个理论时,“职住平衡”理念首次被提出,这也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城市职住空间布局模式。

伴随着城市发展和都市圈的形成,如何让“打工人”摆脱钟摆式交通、缩短通勤时间,成为大城市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共同追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指出,要协调就业和居住的关系,推进职住平衡,缩短通勤时间。广州在全面深化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作中,把职住平衡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由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

职住平衡反映的是居住功能与就业功能在一定规模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的匹配程度,合理的职住关系有利于减少通勤量和城市交通拥堵,也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改善人民出行体验和生活质量。

关注城市的职住平衡,实质上也是关注城市的发展质量。

1、广州职住平衡度如何?

近期,住建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慧眼发布《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选取中国主要城市,借助百度地图位置服务和移动通讯运营商数据,从通勤范围、空间匹配、通勤距离、幸福通勤、公交服务、轨道覆盖6个方面,描绘出城市通勤画像。

以距离小于5公里作为幸福通勤的指标,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广州以51%的比例位居第二。

据《报告》显示,全国主要城市的通勤空间半径处于19公里到40公里之间,北京和深圳通勤空间半径高达40千米,广州也有31千米。此时公共交通显得至关重要,在路程耗时方面,《报告》指出,45分钟通勤时间是合理通勤的基本保障,也反映了公交系统与职住空间的契合程度。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奔波在上下班路上的“打工人”就无比怀念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他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在某一给定区域内,居住的就业人口数量与就业岗位数量大体相当,就可以使大部分居民就近工作,达到缩短通勤出行距离、时耗,减少各类交通拥挤或拥堵的目的。

在阐述理论时,霍华德提炼出一个词“职住平衡”。

职住平衡是指在某一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的数量和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等,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通勤交通可采用步行、自行车或者其他的非机动车方式;即使是使用机动车,出行距离和时间也比较短,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城市规模越大,职住分离就越严重了吗?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认为,职住平衡是一个尺度的问题,从城市之间的宏观角度和从社区之间的微观角度观察都有失偏颇,而应该从城市内部的中观层面进行观察。他表示,职住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最优解,只有更优解。像番禺区这个往日大家眼中的“睡城”,正在崛起一批商业和产业,带来新的就业岗位也将慢慢改变以往职住分离的状态。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从《报告》数据我们能看到,职住分离度与城市规模、经济总量没有绝对关系。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职住分离度最高,为6.57千米,深圳职住分离度最低,仅为2.51千米。广州的职住分离度为3.70千米,与上海差不多,在监测的35座城市中排名第13位。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信息模型所专家此前对广州市职住平衡测度及关联性做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通俗地解释就是:广州的“打工人”从出发地到上地铁、再下了地铁到目的地的时间,比在地铁上还多;通过数据模型得出,某一区域内如果有100个居住人口,应该提供55到60个就业岗位比较合适。

职住分离会引起两个问题:一个是钟摆式交通,每天大量的人口从居住地到工作所在地,会引起交通的拥堵,导致资源的浪费,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平衡的问题,有的地方只有居住,而没有就业岗位,也就没有经济税收,那么区域发展必然失衡。

马向明认为,对于全市而言,不同区域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能用同一维度观察。职住平衡比较理想的是天河区,其他区或是因为历史因素、或是因为政策原因、或是因为发展阶段,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2、大城市如何促进职住平衡?

有人无产,城就会变成“睡城”;有产无人,城就会变成工业区。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支柱和动力源泉,城市为产业发展提供载体和依托。产城融合一体,才能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

市中心功能集中、房价高企,有购房需求的市民纷纷到周边房价较低的“洼地”去居住,由此形成了“睡城”。在大城市里,如何推进职住平衡,缩短通勤时间,一直是横亘在政府面前的课题。

国内国外大城市如何为职住分离破题?

欧美大城市即便人口密集,实际人口密度却也比不过北上广深,近1400万人口的日本首都东京则有一定相似度。事实上,东京都市圈存在严重的职住不平衡问题,虽然交通拥堵不严重,但时间成本高昂,职住分离严重。东京通过完善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高额停车费等比较好地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但远距离通勤的时间成本仍然是困扰着不少“打工人”。

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闵行区已建立与职住平衡相适应的住房供给体系,“十三五”期间新增各类租赁房源11.7万套,有效解决了各类人才、产业工人、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安居问题。经过4年的发展,闵行区聚焦产业转型、城乡一体、职住平衡、生态宜居等四个关键领域,构建了指标体系,取得积极成效。

田园城市理念的另一重指引是,当城市发展超过一定规模之后,就应该在它附近发展新区或新城,而不是将原来的城市进行扩展。新城内部要配备齐全的服务设施,就业和居住分布平衡,使居民的工作就在住宅的步行距离之内。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此后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这是对超大、特大城市优化人口结构、防治“大城市病”的方向性指引。

下午5时30分左右,广州大道车流逐渐增多,广州大桥南往北出现短时拥堵。 张冠军 摄

缓解“打工人”通勤的困扰,广州又是如何开“药方”?在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中,广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产城融合创新解决方案, “治疗”产城割裂、职住失衡的“大城市病”。在接连出台的多个城市更新工作指引中,《城市更新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操作指引》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广州在全国首次为产业建设量与总建设量占比划出了“底线”——对标国际一线城市产业配比,划定了三个产业圈层。

比如,属于第一圈层的石溪片区,印刷行业转移后被腾挪出来的空间,成为红八方青创城、1号汇创、2025东篱创新谷、衣创城等多个各具特色的科技创新园区,已有约3000家企业入驻石溪大干围片区。

靠近珠江后航道,石溪将成为孕育新经济的沃土。根据《石溪片区策划方案》,片区改造后,将配套独立公共服务设施用地12公顷,可配套公建配套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教育设施、文化站、社区少年宫、群众性体育运动场地、社区公园、公共厕所等生活文体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产城融合,二者共融共生。在拉动高端要素聚集的过程中,广州更加重视位居最顶端的要素——人才。“通过为产业建设量划底线,将通过城市更新降低生活成本,增加住房供应量、公共服务配套,为城市留住人才。”广州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说,在关注产业导入的同时,必须努力以职住平衡降低人才的发展成本。

3、城市发展趋势发生哪些变化?

大城市高度重视职住平衡的背后,我们发现几重城市发展的趋向。

第一重,人口和产业继续向大城市集聚。不过,人和产业之间的互动逻辑发生了变化,从前是人随产业走,在创新驱动时代,则是产业跟着人走。

今年初 ,李小芸从北京来到了广州番禺,入职欢聚集团。“以前上下班要耗费接近3小时,幸福感大打折扣。”她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在万达广场,我也住在万达的公寓里,一个月两千多元的租金,通勤时间和成本接近于零。”

“番禺华南板块有宜居生活环境,公司有大批员工选择住在番禺,所以公司也选择了搬到这里。”3年前,欢聚集团董事长兼CEO李学凌决定,把公司从中心城区搬到番禺。在他看来,“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因素是员工,公司最大的资产就是‘员工’。”

翻看近几年数据发现,番禺、南沙、花都、从化、增城五大外围区域,整体人口增长超过越秀、荔湾、海珠等传统中心城区。人才的红利正转化为生产力,以番禺为例,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小米公司、携程公司、欢聚集团公司等科技龙头企业纷纷进驻万博商务区。在李小芸看来,“番禺大桥高速口把‘食在广州’作为招牌,这在全国很少见。在这里,我有信心把生活过好,把工作干好。”

第二重,通勤效率是测量职住平衡的核心指标。在广州,地铁网络铺展畅通了中心与外围的交通联系,一个全新的通勤趋势开始出现——“逆潮汐”,市中心不再成为高峰客流涌入的唯一目的地。

此前,广州地铁曾梳理了线网早高峰拥挤区段,三、四、五、六号线等流量大户都有区间上榜。颇为意外的是,去年底全线开通的21号线的“从大观南路往天河智慧城”区间在工作日早上也出现了高峰客流。

不同于三、四、五、六号线等早高峰客流悉数通往珠江新城方向,大观南路的早高峰客流方向是天河东北部以及黄埔。“逆潮汐”现象的背后,是近年来产业新城的崛起。网易总部、极飞科技、宏太智慧谷、中国移动南方基地、南方测绘等高科技企业纷纷落户天河东北部的天河智慧城。

员工的通勤和居住成本随之降低,生活幸福感明显增强。窝趣轻社区是白领公寓运营商,临近大观南路地铁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1号线开通之后,入住公寓的客人明显增多,一个单间的月租金只有1600元起。从大观南路乘坐地铁站上班,只有1到3个地铁站的通勤距离。”

第三重,人的需求始终是职住平衡的根本落脚点。要留得住人才,除了便捷的交通,民生配套也不可或缺。随着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员工希望在产业新城安居乐业。

在天河智慧城,一条绵延3公里长的生态长廊贯穿全域,成为园区科技企业员工“健康跑”的首选地;在天河高新区南区,清华附中合作学校、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等一批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统一布局……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贯穿天河高新区建设,仅天河智谷片区规划布局的公共服务设施就多达315处。

“良好的环境和配套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将亿航智能飞行器研究院落户天河智谷片区的原因。”在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薛鹏看来,天河高新区宜居宜业,既能吸引高端人才,也便于企业发展。

单中心格局易造成城市空间“摊大饼”扩张,形成就业在中心、居住在外围的严重职住分离,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从伦敦、巴黎、东京的经验看,在都市圈形成的背景下,城市多节点建设起到了减轻其核心区域人口压力的作用,并促进城市空间布局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的良性发展。

从三重新的趋势我们不难看出,通过导入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资源,产业新城拉平了与中心城区在社会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建设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捷、生活便利的美丽之城,成为广州城市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一个个功能组团逐步完善成形,城乡二元结构也开始被打破,形成超大城市的协调发展新格局。

“产业和城市都在身边,薪酬收入和个人增值也相应提升。”佳都科技工程师黄一如说,“顶级的医院和学校也近在咫尺,作为一名新广州人,我希望将来可以在周边安家。”

校对:符如瑜

来源:南方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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