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似乎已经下定最后的决心，让国内的粮食价格走上市场化定价之路。
近日外媒报道称，中国将取消粮食价格补贴，交由市场决定粮食价格。而在1月27日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提到了将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改革玉米收储制度。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一军向界面新闻记者介绍，我国现行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是在加入WTO后制定的，主要包括对小麦、水稻两大口粮的最低收购价格，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形成的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
但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加快，考虑到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农民进城务工对机会成本的影响，国内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持续增长。以小麦为例，资料显示，我国国标三等白麦收购价由2006年的0.72元/斤提高至2014年的1.18元/斤，累计提价幅度达63.89%。
韩一军告诉界面新闻，我国临时收储价格和最低保护价不断提高，是由我国超小规模的生计型农业特征决定的。即使加上30%的土地流转，我国的户均土地规模只有0.6公顷，而美国的户均规模在100多公顷，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我们生产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成本都非常高。现行的粮食定价政策有增加粮食产量和保证农民收入的考虑，但也带来了国内与国际粮价差距扩大、粮食和食品产业链整体竞争力降低等问题。
“国内价格越来越高，而国际价格过去三四年一直在下行，所以国外同等品质的产品到国内以后，加上运费、保险、装卸费、进口增值税等等，比国内价格还便宜很多，国内外价差在迅速扩大，”韩一军说，因此，近几年我国粮食进口量猛增。
在1月10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解释：一是2008年以来为了弥补粮食生产的成本，国家不断提高粮食收购的最低价和临时收储价；二是2012年至今国际粮价暴跌，3年间全球国际贸易粮价跌幅达40%到50%；三是近些年来国际能源价格暴跌，油价下跌导致海运价格暴跌，再加上汇率等因素，导致了现在中国粮价比国际市场要高。
数据显示，大连商品交易所的3月玉米期货合约价格为每吨1947元人民币（约合每蒲式耳7.5美元），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3月玉米期货合约价格为每蒲式耳3.69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的玉米价格已经是芝加哥的两倍以上。据陈锡文介绍，我国2015年进口粮食达2400亿斤，远大于国内粮食400亿斤到500亿斤的实际供求缺口。
同时，受到粮食价格不断提高的影响，我国的食品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受损。韩一军表示：“在整个链条里，如果第一车间的产品价格成本就比国外高30%左右……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整个农业和食品的产业链肯定是竞争不过国外的。”
此外，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对农作物、尤其是玉米的价格补贴，导致了部分粮食库存过多。据美国农业部预测，到2015-2016作物年度末时，中国的玉米库存将达到1.13亿吨，占全球库存量的一半还多。
就此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在使玉米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同时，综合考虑农民合理收益、财政承受能力、产业链协调发展等因素，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
在1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陈锡文称：“在供给侧改革下，中央对农业种植的指导思想是，有需求的农产品要增加产量，没有需求的农产品要逐步调减。”
陈锡文表示，前些年我国玉米价格高于市场价，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政府对生产玉米的农民的补贴，现在要把补贴从价格中剥离，根据市场供求关系，使玉米价格回归至合理水平。
对于这项改革，韩一军认为，价格支持和补贴支持的剥离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取消价格支持手段，需要改变的是以往过大面积、过大范围以及过大强度使用价格支持的方式。
他指出：“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没有错的，但粮食和农业产业的公益性、基础性、风险性特征明显，需要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现在有一种倾向，简单地把市场配置资源和取消价格支持等同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韩一军介绍，对粮食和农业采取保护和支持政策是很多国家都普遍采取的做法，而且价格支持是最有效的政策，被广泛使用；我国的问题在于价格支持力度太强、水平太高、范围太广，“如果每年以5%－15%的速度不断提高国内粮食价格支持水平，这肯定会造成市场扭曲的。”
他建议，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不再大范围高强度干预粮食原料产品生产环节的价格支持；另一方面，对口粮等极其重要的产品，必须适当保留价格支持手段，但也要适当缩小价格支持的力度和范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小麦和大米作为口粮，还将按照最低价收购的政策不会改变，但要进一步完善。在三大主粮中，国家发改委已经在2015年10月公布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2016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8元，保持2015年水平不变。
韩一军认为，对口粮等重要作物，价格支持的水平可以考虑覆盖生产的完全成本；而对玉米等作物，可以使价格支持水平仅仅覆盖投入品的成本，但不包括农民的人力成本，起到一个托底的政策作用。
”这样的话大部分粮食产品在产业链的第一车间第一产业环节就形成了市场化，后面的流通、加工、深加工乃至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就搞活了，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内外价差越来越大以及国外产品不断涌进国内的问题。“他说。
另外，与价格支持分离后的补贴政策也值得关注。2015年，我国启动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三项农业补贴“三合一”试点工作，合并后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意在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韩一军指出，这类补贴是普惠制的，即不论农民是否种粮、种多少粮，都可享有补贴；下一步的改革要使这些补贴精细化，例如将补贴对象聚焦为规模生产者，包括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加大补贴力度；同时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为规模生产者建立档案，包括信用记录，监督补贴的使用，提高补贴政策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支持政策改革之后，未来国内粮价将呈下跌趋势，尽管与国际粮价的价差将因此缩小，农民利益也会因此受损。韩一军估计，由于2015年玉米临时收储价格下调了0.12元，并且所有粮食产品实际市场价下行，我国粮农的收入损失约在1500亿人民币左右；在短时期内，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是其他补贴难以弥补的。
并且，由市场主导的价格机制将加大国内市场的波动性，增加粮农面临的市场风险。对此，保监会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下半年，已有至少18个省份开展了农产品的目标价格保险试点，比如甘肃定西的中药材、上海蔬菜提供这方面的保险。
韩一军告诉界面新闻，这项保险的应用目前集中在少数作物和少数地区，还需要在试点成功后进行推广；在对农民利益的保障方面，需要更多政策跟上，价格支持只是对农民收入的“托底”；农民收入也需要通过补贴来提高，更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规模，提高科技装备水平，提高产出效率，还要配合以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等政策。
“总的来说，为保障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我们的政策原来太单一了，现在要更加系统化、精确化，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改革的方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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