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牛其昌

编辑 | 曹林华

“曾经世界上某一个角落，从来不曾有过快乐……那天世界上多了一个村落，那里到处充满欢乐……”当赵立伟再次哼起儿童村的村歌，“阳光儿童村”已经不再是雀跃之地。挖掘机在沈阳东郊轰鸣了三天三夜，伴随他长大成人的儿童村和反家暴展览馆，在城镇化的大潮中被夷为平地，只剩满地砖砾。

20年前，时任辽宁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的付广荣不顾家人反对，陆续收养包括赵立伟在内的43名女囚子女。她自筹资金买下沈阳大东区前进乡的十亩土地，建起“阳光儿童村”，她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老娘”。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以这些孩子生活为背景的辽宁省反家庭暴力展览馆在儿童村挂牌成立。

20年后，儿童村的43个孩子大都已经结婚生子，他们走出儿童村，拥有各自的人生。为救助更多的“失依儿童”，付广荣呼吁通过立法，让没有监护人的在押服刑人员子女享受孤儿待遇。

2019年7月，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检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它限制人身自由措施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纳入事实孤儿保障范围。如今，68岁的付广荣实现了推动立法的愿望，但儿童村的历史使命随着拆迁宣告结束。

母亲杀了父亲

“以前这个位置是儿童村的主楼，后面紧挨着这个位置是展览馆，再后面是锅炉房，中间隔着小时候种的一些银杏树和桃树。”尽管眼前已是一片废墟，但对于在这里生活了20年的赵立伟来说，儿童村的一切仿佛历历在目。

他已经36岁了，是最早一批来到儿童村的孩子，也是所有孩子当中年龄最大的。1997年，他的母亲因遭受家庭暴力，将父亲杀死，后被法院判处12年监禁。

在赵立伟的记忆里，父母总有吵不完的架，吵急眼了就动手，“具体为啥事也不知道，两个人动不动就撕起来，到第二天，俩人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事发这天，正在读初一的赵立伟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得劲儿，他不想去上学，就在外面闲荡了一上午。临近中午，他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遇到母亲带着妹妹往村外走，他问母亲“去干啥”，母亲说“没事，我带着你妹去镇上”。

回到家后，他才发现父亲人已经不行了。赵立伟把叔叔喊来帮忙，两人借了一辆“四轮子”将人拉到镇上的医院。大夫一看人不行了，最后连医院的大门也没让他们进去。

派出所又找他问了一些问题，诸如爸妈平时是不是经常打架，他这才意识到是母亲把父亲杀了。从派出所出来，赵立伟脑子一片空白，他说，自己当时就像失忆了一样，感觉没着没落的，不知道跟妹妹该回哪去。

除爷爷奶奶，赵立伟家里还有两个叔、三个姑，后来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把兄妹俩分别送到两个叔家寄养。问题随之而来，赵立伟已经到了能够帮忙下地干活的年纪，而妹妹尚需要有人照顾，因此两家都不愿接纳妹妹。爷爷奶奶眼看着没有办法，兄妹俩也不想分开，只好把他们留在自家的黄泥房里，四人相依为命。

在没有父母照顾的日子里，兄妹俩主要靠爷爷的一点退休金和几亩承包地收入勉强过活，由于缺少经济来源，不仅日子过得艰难，且为了供妹妹继续读书，赵立伟只能被迫辍学。

转机出现在一年多之后，从小没出过镇子的兄妹俩被人从农村接到沈阳，尽管一开始他们并不清楚目的地是哪，要去见什么人，甚至这趟旅行对他们以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但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让这对兄妹觉得既新鲜又开心。

“当时只记得家里要送我们去一个孤儿院之类的地方，得先从凤城坐火车去沈阳，出了火车站我们第一次见到接站的‘老娘’。”赵立伟回忆道，这趟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就像对一只井底之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沈阳这地方老大了，到了之后有点蒙圈了，一边兴奋，一边哪都不敢去。”

建一个“家”

改变赵立伟兄妹人生的“老娘”，是时任辽宁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付广荣。在此之前，她曾做过老师、律师和厂长，后来又从司法厅法律顾问处牵头成立了律师事务所，致力于反家暴法律援助。

赵立伟的母亲杀人后，母亲一方的亲属找到付广荣替她辩护。在得知付广荣曾经收养过女囚子女后，赵立伟的母亲便在狱中托嘱，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付广荣答应下来，随后向当地监狱管理局提出，一定要把赵立伟兄妹俩接到沈阳来，她要给这些孩子建一个“家”。

类似这样的托嘱，付广荣此前收到过不只一次。1999年中秋节前夕，付广荣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进行帮教活动，活动结束后，一个叫黄艳华的女囚突然拉住她哀求，自己进监狱之前曾抛下一儿一女，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何方，是否有人照料，希望她能帮忙找到。付广荣伸出援手，自此，越来越多的女囚犯开始写信请她帮忙寻找孩子。

付广荣回忆道，在一次女子监狱召开的座谈会上，当她谈及这些没有着落的孩子时，17名女犯在屋里哭作一团，纷纷希望付广荣能替她们把儿女养大成人，有的还当场提供了自己孩子的照片和住址。

这引起了付广荣的关注，在对1100名服刑女犯调查后，她发现其中110多人是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杀死、杀伤丈夫而服刑，而在这110多人中，有60多人的儿女长期无人照管。

另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占押犯总数的30％左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即使丧失父亲，但母亲还在世的，并不构成孤儿的条件，不在国家的保障范围之内。因此即便寻到了，也无法向民政部门或孤儿院申请救助。付广荣决定给这些孩子建造一个“儿童村”，并希望借此推动立法，让所有在押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得到保障。

1999年底，在家人的反对声中，付广荣变卖了律师事务所和省政府大院内的住宅，又花60万元从东郊的前进乡买下十亩工业用地。她的爱人很不理解，认为就算她把整个家卖了，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但付广荣觉得，自己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

在她的表述里，建立儿童村的设想曾得到时任辽宁省委书记郭峰的支持，之所以选择建在沈阳东郊，也是听取了郭峰的建议，“那里有小学和中学，有医院，附近还有车站”。为此，郭峰还当即给土地部门和电力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请他们为儿童村建设给予支持。

2000年9月19日，“阳光儿童村”正式挂牌成立。在当地司法机关的帮助下，包括赵立伟兄妹在内，43名女囚子女先后被收留，孩子称呼付广荣为“付妈妈”。

监狱管理局给付广荣安排了一辆警车，女子监狱负责提供可收养的孩子信息，她拿着名单和照片到各地寻找这些孩子。每到一户人家，她会安慰家人把孩子放心交给她，“到了沈阳能念书，吃住也都挺好的，将来到了18岁，能念大学就供着，念不了就给他们找份工作”。

“只要是监狱提供的名单，我全部都接收了。尤其是一些在外面乞讨流浪的，能多收一个就多收一个。”付广荣说，在收养的43个孩子中，除了名单上的孩子，她还主动向监狱提出申请将她法律援助过的女囚子女带到儿童村，另外也有看到媒体报道后慕名将孩子送来的。

2001年中秋节，付广荣第一次带着孩子来到女子监狱，分别多年的母子在狱中相见。在沈阳市委组织部拍摄的一段视频资料中，监狱方特地安排了“找妈妈”的活动，指引5岁的“小家园”认出了自己的妈妈，随后所有孩子一齐涌向各自的妈妈，瞬间抱着哭作一团。

如果表现良好，女犯子女有机会被送往儿童村抚养，这逐渐成为女子监狱鼓励她们改过自新的一项不成文政策。

时任辽宁省女子监狱副监狱长白静坤表示，儿童村这些孩子的母亲刚入监之后，得知孩子可能流离失所，在监内改造的情绪很烦躁，而且非常惦记孩子。“自从付广荣将她们的孩子接到儿童村后，为她们解决了后顾之忧，树立了改造信心，且大部分囚犯表现突出还因此减了刑。”

立法

儿童村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爱心人士的捐助，一度成为当地媒体争相宣传报道的焦点。

“大家一听说收养的是女杀人犯的孩子，就都想来看看，有好心的志愿者，也有猎奇的人。刚成立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有个企业家过来，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个新羽绒服，孩子们等不及就都穿上了，把他们高兴坏了。”付广荣回忆道。

初到儿童村的日子，赵立伟重新进入当地一所初中学习，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生活条件的改善。他说，以前在爷爷家，冬天只能吃些酸菜和白菜，等到过年可能都吃不上猪肉，到了儿童村之后，平时有米饭馒头，每两个月保证能杀一头猪，有时还吃鸡肉鱼肉。

在赵立伟的记忆里，“付妈妈”总是对他们嘘寒问暖，教育他们好好学习，将来要报答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和自己的母亲。但也有因为贪玩叛逆，一些孩子惹过“付妈妈”生气，那几年沈阳刚有网吧，有的孩子偷偷出去通宵上网打游戏，后来被付广荣发现了就是一顿说教，她实在气不过了，就照着他们后背拍几下。

孩子们平时也会想妈妈，借助“付妈妈”和监狱方开辟的“绿色通道”，每到过年过节，他们就有机会到监狱搞联欢，跟母亲团聚。

付广荣一边与43个孩子同吃同住，一边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立法。2002年5月，辽宁省委宣传部、司法厅、教育厅及团省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的决定》，提出“儿童村是东北地区首家个人收养因家庭暴力犯罪而流散到社会的儿童慈善机构，以儿童村为载体，建设一个全省的法制道德教育基地已为必要”。

界面新闻注意到，在该法制道德教育基地的组织架构方面，由付广荣担任主任，基地顾问、副主任等均由时任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司法厅的主要领导干部担任。在政府的背书下，辽宁省反家庭暴力展览馆很快便在儿童村内破土动工，并于2003年正式对外开放。

“里面展示的都是我们的真实经历，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展板，上面有我们的照片和各自的故事，为了让人们了解家庭暴力带来的苦难。”赵立伟介绍说，直到拆迁之前，展览馆每年都会接待大量前来参观的人，不仅有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媒体，还有国外的公益人士。

按照付广荣的表述，反家暴展览馆填补了辽宁省、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展馆领域的一个空白，最多时一天曾接待4000名参观者，共计有400万人次前来参观。

借助儿童村和反家暴展览馆的社会效应，付广荣上书辽宁省人大，建议补充地方法规条文，在法院判父母刑的时候，把没有监护人的子女，用司法建议的形式把他们委托乡村、街道一级政府监管。与此同时，她致信全国人大，建议对没有监护人的在押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比照孤儿享受相应的待遇。

在辽宁省社科院的一份信息专报中提到，2005年8月，辽宁省政府在关于孤儿认定的条款中加入“父母服刑期间，尚没有确定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比照享受孤儿的待遇”，自此扭转了事实孤儿没有生存依托的事实。

付广荣回忆，有一段时间她每个月要去两次北京，找法学泰斗和知名公益人士签字，希望帮助一起呼吁借鉴辽宁省的孤儿认定条款，使其在全国范围推开。登门拜访时，她的手里总会拿着一本专访过她的中组部杂志，以此让对方了解她和儿童村的经历。

2016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对于服刑人员的缺少监护人的未成年子女，执行机关应当为其委托亲属或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监护提供帮助。”

2019年7月，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检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它限制人身自由措施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纳入事实孤儿保障范围。

质疑

随着付广荣推动立法的愿望初步实现，儿童村实际自2005年起便不再接收新的“孤儿”。

抚养43个孩子是一笔巨额开销，付广荣曾经计算过，一年开支至少六七十万元。“这还不算外界捐赠的米面。冬天烧锅炉需要花十万八万的，不仅要买煤，还要雇专业师傅烧锅炉。包括辅导孩子功课的大学生，保姆，厨师，加起来一共雇了6个人，所有工资都是我开。”

钱从哪来？付广荣直言，做公益，没有一点智慧是干不了的。

2006年，儿童村成立了辽宁省特殊孤儿创业培训基地，随后开办了“付妈妈蛋糕坊”，请师傅教孩子们做蛋糕的手艺，并交给成年的孩子负责打理店铺。“付妈妈蛋糕坊”的经营模式跟一般的蛋糕店不太一样，她说，只需要帮忙策划一下就能把别的店一年的钱赚出来。

有一年中秋节，付广荣索性问孩子们，“你们谁能一天卖出去两万斤月饼，我就奖励他50万块钱”。孩子们一听愣住了，都觉得不可能。

其实付广荣的心里早有方案，她了解到沈阳某大学里有两万多名农村大学生，中秋节大都无法回家团聚，于是打算策划一场“中秋佳节企业家进校送月饼”的活动。她先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学校领导，得到了师生的一致欢迎，随后又来到辽宁省关工委，希望政府牵头带领企业家看望农村大学生。她强调，活动不需要政府出一分钱，只需要领导出面讲几句话，最后再给企业家们颁发证书即可，届时还会邀请辽宁电视台进行宣传报道。

就这样，企业家们在蛋糕店订购了两万斤月饼，随后运送到学校。在活动现场，企业家在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他们微笑面对摄像镜头，依次接过政府领导颁发的荣誉证书。儿童村是活动中收获最大的，按照每斤月饼售价100元计算，这一单便有200万元入账。付广荣认为，自己只是帮蛋糕店策划了一个活动，各方都是自愿参加，无可非议。

但实际上，外界针对付广荣的质疑由来已久。2004年，国内多家媒体以揭开“付妈妈的慈善假面”为主题，质疑付广荣在“阳光儿童村”项目中牟利。众多质疑声中，社会捐款去向不明是挖掘的重点，此外还提到付广荣经常带领孩子们到处走穴参加活动，用孩子的眼泪赚取捐款。

付广荣曾去当地民政部门寻求帮助，有负责人私下对她拍桌子，称没有人逼着她做这些，认为付广荣创办儿童村的行为是在“整他”，因为这显得民政部门没有干活，是在给社会抹黑。

“当你做好事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质疑，为什么偏偏是你来做，为什么不是别人，你到底是图什么。媒体一宣传，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图名；企业一捐东西，人们就会认为这人从中贪了不少。”十几年后，当再次谈起当年的质疑声时，付广荣说，那是儿童村过得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基本就没有志愿者和企业再过来。

巨大的舆论压力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时任沈阳市东陵区审计局副局长乔士林曾经参与调查付广荣的账目问题，如今已经退休的他对界面新闻记者证实，当年出现这些负面报道后，市里面也很着急，宣传部部长要求对儿童村进行调查。但经过一周调查，他们并未从银行账户、各种捐款中发现任何问题，也不存在账目不清的情况。

“比如我家孩子有病了，花多少钱可以帮我去医院交医药费，孩子要念书可以帮我到学校交学费，但我从不经手这些钱。”付广荣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向记者强调，自己是律师出身，不想出一点差错，捐款的钱她从来不要，只收粮食、衣物等物资。

这次风波让付广荣变得更加谨慎，凭借社会上的交际，儿童村缺什么，她就告诉大家需要什么，绝不提钱。每年腊月二十七，她会向顾问团队公布账目。

跟国内其他抚养孤儿的爱心机构相比，付广荣认为自己的出发点不同，她只想借此推动立法，待这些孩子被纳入国家保障范围就放手，“不像一些机构，明明国家可以接管这些孩子了，还要一直维持着。”

“如果当初有问题，肯定发展不到今天。”乔士林说道。

成家

当24岁的王天源再次回到儿童村时，付广荣站在台阶上望去，满眼都是他7岁来时的样子。

2000年，初到儿童村的王天源穿一件黄色衣服站在台阶下，一边有个白色的补丁，另一边有个黑色的补丁，身上还系了一根草绳，浑身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当儿童村的老师准备给他换衣服时，他大喊“钱！钱！”后来才发现是临走时，有个好心人在他兜里留了两块钱。

2017年五一期间，王天源研究生毕业，他打算带着未婚妻回儿童村看望“付妈妈”。快到楼下时，王天源打电话再三嘱咐，希望她能跟自己小时候来时那样，站在台阶上面等他。

王天源如今长得高大魁梧，毕业后在一家知名软件公司工作，媳妇人长得也漂亮，他们走进院子，便跪在付广荣面前磕头。

王天源对付广荣和未婚妻说，“我的人生中有三个最重要的女人，第一个是我的妈妈，她给了我生命，在把爸爸杀死后，让我在外面过了两年要饭的生活；第二个是付妈妈，她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第三个是我的未婚妻，她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付广荣感动地说不上话，便哭了起来。

如今，儿童村的43个孩子中，31个孩子已经结婚成家，还有了14个“二代”。他们纷纷走出儿童村，拥有了各自的人生，但也有像赵立伟一样，婚后留在付广荣身边的孩子，日常负责打理儿童村的工作。

直到现在，付广荣的微信头像还是赵立伟结婚时的一张合影。照片上共有两对新人，四个人都儿童村的孩子，付广荣一手挽着一个新娘，笑得很开心。

赵立伟比妻子大4岁，用他的话来说，两个人是日久生情，他们在儿童村一起长大，长大后又一起去饭店打工，生活上一直互相照顾。

然而付广荣却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她曾经公开对孩子们说，大家都没有父亲，都出自破碎的家庭，两家人的家庭背景都不好，结婚之后日子会过得很辛苦。尽管付广荣总说自己是个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但她希望孩子们认清社会的现实，多跟外面的社会交流，哪怕不找出身最好的，也起码是找一个拥有完整家庭的对象。

赵立伟终究没有听付妈妈的话，他跟妻子后来放弃打工，一起在外尝试过各种创业，卖过凉皮、手抓饼，在夜市摆摊卖过鞋，经营过扎气球，还曾拿着付广荣给他们的安家费开过小卖店，但全部赔了钱。他时常怀疑自己，为什么走的全是弯路。

付广荣也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将他们拆散，最终还是在儿童村替他们办了一场风光的婚礼，并给了他们两万元安家费。赵立伟回忆起结婚时的场面，“来了好多人，比别人有爸妈的办的都强”。

多次尝试创业失败后，赵立伟听从了付广荣的话，回到儿童村当“馆长”，负责展览馆的日常接待，“老娘”一个月给他开3000块钱工资。他说，这主要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胆子”更小了，不敢再赔了。

赵立伟的女儿如今已经上二年级，让他欣慰的是，女儿学习成绩特别好，一年级时考了全班第一，二年级又考了全班第二。他说自己很幸运，夫妻俩都没文化，平时也不会辅导孩子功课，全是靠孩子自己争气。

2020年11月，在世界反家庭暴力日来临之际，儿童村和反家庭暴力展览馆在大东区的拆迁改造中变成了一片废墟，尚未结婚的几个孩子不得不离开这里。付广荣原本打算今年在这里举办一个世界反家暴论坛，但她不解，偌大的沈阳怎么就容不下这十亩地。

儿童村和反家暴馆被拆迁的消息，很快引发网络关注。得知反家暴展览馆被拆，曾参观过这里的一位法学界专家感到惋惜，一项公益慈善事业，虽然建筑消失了，到头来也无法在原生地继续给世人展现其风彩，但仍然给人们留下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和不老的传奇故事。

她又一次强调，自己是个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对于拆迁没有太多想法，她说可以将儿童村捐给政府，最好再能给她立个雕像，希望人们能够记得，这里曾经有一位“付妈妈”，收养过43名女犯的孩子，推动了立法。

赵立伟失去了“馆长”的职位，他知道自己必须打起精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他继续走完。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王天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