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鹏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当前各国对通胀的度量忽视了投资品和资产价格，特别是资产价格如何反应到生活质量和支出结构上，而较少包含资产价格会带来失真，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

周小川发表在央行《政策研究》专栏的文章里说，过去投资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可另行考虑，现在再这样做恐怕已经不行了。未来养老金和医疗支出都很大，依赖投资回报且具有长期性。资产价格除了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还涉及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众性消费问题，具体怎么纳入还需要研究。

“从长期看，当前通胀度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瑕疵是对投资、资产的价格度量覆盖比较少，权重比较低。”他说，按照过去的概念体系，与消费者有关的主要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消费者似乎不太关心投资，但实际上资产贵了一定会影响今后生活，比如养老投资的回报就会降低。

周小川特别提到，目前住房权重在通胀中的占比仍相对较小。“过去的概念是购房算作投资，价格变化不计入CPI；后来则租房可计入，但在篮子中的权重偏小；再后来，人们主张把自住房用类比租金来计量，但是住房权重仍相对比较小。当全球人口上升到70亿，城镇化成为相当多数人生活、工作的必然选择，城市可用地变得很稀缺且价格高昂，使得通胀度量再也不能无视或者低估住房的因素。”

以中国为例，自2016年开始，我国CPI中八大分项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食品烟酒（约28%）、居住（约20%）、教育文化和娱乐（约14%)、交通和通信(约10%）、医疗保健（约10%）、衣着（约8%）、生活用品及服务（约5%）、其他用品和服务（约3%）。

此外，周小川提出，以什么收入作为计算通胀的支出篮子等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因为收入的测度以及按什么收入来定义支出篮子并计算物价水平，会影响人们的通胀感知和预期，而预期对制定货币政策又非常重要。

他说，目前CPI的支出篮子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受雇劳动者的劳动应得再交所得税、社保费、医疗保险等（不论是预扣、企业代缴还是个人/家庭缴纳）后，形成个人/家庭可支配收入。但这个篮子小了些，而篮子以外内容的价格上涨的较多。 

“其实，家庭/个人生活水平及质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不可自行支配的收入，包括通过交税而享用的公共服务、预筹积累的养老金、强制性保费等。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不可支配收入所对应的项目变得价格更昂贵了，是否也应纳入通胀呢？”他说。

以养老金为例，周小川说：“上一代人60岁退休，平均寿命只有70岁，无论养老金是政府提供的、个人账户的，还是其他年金、个人寿险的，大约需要用几十个工作年头的积累去支持10年左右的养老就够了，而现在需要支持将近20年。未来即便退休年龄延长，使这种情况略有缓解，但整体上工作群体用于养老方面的支出仍会越来越多。”

这又涉及到资产价格问题。他指出，如果股票很贵、债券收益率也很低，那么人们为养老投资几十年，能够领取到的养老金数量还是不足的。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周小川指出，过去从资金供求关系分析物价指数的变动，后来则更多关注通胀目标制对通胀预期的锚定作用，有通胀预期理论。预期稳定了，通胀就能够稳定下来。这个预期也会包括对未来的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昂贵程度的预估。在人口结构变化之下，很多年轻一代上有老下有小，到手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多，他们感觉未来生活压力大，这种预期不是现行通胀度量所能反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