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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当前通胀度量存在问题,较少覆盖投资品和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除了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还涉及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众性消费问题,不纳入通胀考虑已经不行了,但怎么纳入还需要研究。”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撰文称。

2019年11月12日,财经年会,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陈鹏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当前各国对通胀的度量忽视了投资品和资产价格,特别是资产价格如何反应到生活质量和支出结构上,而较少包含资产价格会带来失真,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

周小川发表在央行《政策研究》专栏的文章里说,过去投资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可另行考虑,现在再这样做恐怕已经不行了。未来养老金和医疗支出都很大,依赖投资回报且具有长期性。资产价格除了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还涉及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众性消费问题,具体怎么纳入还需要研究。

“从长期看,当前通胀度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瑕疵是对投资、资产的价格度量覆盖比较少,权重比较低。”他说,按照过去的概念体系,与消费者有关的主要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消费者似乎不太关心投资,但实际上资产贵了一定会影响今后生活,比如养老投资的回报就会降低。

周小川特别提到,目前住房权重在通胀中的占比仍相对较小。“过去的概念是购房算作投资,价格变化不计入CPI;后来则租房可计入,但在篮子中的权重偏小;再后来,人们主张把自住房用类比租金来计量,但是住房权重仍相对比较小。当全球人口上升到70亿,城镇化成为相当多数人生活、工作的必然选择,城市可用地变得很稀缺且价格高昂,使得通胀度量再也不能无视或者低估住房的因素。”

以中国为例,自2016年开始,我国CPI中八大分项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食品烟酒(约28%)、居住(约20%)、教育文化和娱乐(约14%)、交通和通信(约10%)、医疗保健(约10%)、衣着(约8%)、生活用品及服务(约5%)、其他用品和服务(约3%)。

此外,周小川提出,以什么收入作为计算通胀的支出篮子等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因为收入的测度以及按什么收入来定义支出篮子并计算物价水平,会影响人们的通胀感知和预期,而预期对制定货币政策又非常重要。

他说,目前CPI的支出篮子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受雇劳动者的劳动应得再交所得税、社保费、医疗保险等(不论是预扣、企业代缴还是个人/家庭缴纳)后,形成个人/家庭可支配收入。但这个篮子小了些,而篮子以外内容的价格上涨的较多。 

“其实,家庭/个人生活水平及质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不可自行支配的收入,包括通过交税而享用的公共服务、预筹积累的养老金、强制性保费等。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不可支配收入所对应的项目变得价格更昂贵了,是否也应纳入通胀呢?”他说。

以养老金为例,周小川说:“上一代人60岁退休,平均寿命只有70岁,无论养老金是政府提供的、个人账户的,还是其他年金、个人寿险的,大约需要用几十个工作年头的积累去支持10年左右的养老就够了,而现在需要支持将近20年。未来即便退休年龄延长,使这种情况略有缓解,但整体上工作群体用于养老方面的支出仍会越来越多。”

这又涉及到资产价格问题。他指出,如果股票很贵、债券收益率也很低,那么人们为养老投资几十年,能够领取到的养老金数量还是不足的。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周小川指出,过去从资金供求关系分析物价指数的变动,后来则更多关注通胀目标制对通胀预期的锚定作用,有通胀预期理论。预期稳定了,通胀就能够稳定下来。这个预期也会包括对未来的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昂贵程度的预估。在人口结构变化之下,很多年轻一代上有老下有小,到手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多,他们感觉未来生活压力大,这种预期不是现行通胀度量所能反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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