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城，陕北榆林古城的别称，意为沙漠之城。 榆林位于陕西省最北部，是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处，战国时期，因此地属北方边塞，以种植“榆”为围栅，榆林之名由此而来。

历史上，榆林古城因饱受毛乌素沙漠侵蚀，曾三次南迁。现保留的榆林古城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主要是为防止蒙古侵扰，历经战火破坏，榆林古城墙多已不复存在。

截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榆林仍是中国最贫困地区，全区12个县都是贫困县。但榆林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仅煤炭探明储量1500亿吨，约占全国储量的五分之一。

近年来，随着煤炭和石油开发，榆林短时间内涌现出一大批先富者，最具有代表的就是“煤老板”，仅2011年统计，榆林亿万富翁有7000多人，多数是因煤而富，榆林也成为西北最富的地区。

骤然暴富，让很多人迷失了方向，以至于出现了“房姐”这样角色，而“房姐”案最终未提及房事，官煤之间更显得错综复杂。尤其是几个产煤大县，提拔一个副县级官员，常有京城高官的打招呼，官位也随着煤炭价格飙升。

然而，到了2012年后期，国内煤价急剧下跌，让诸多小型煤矿措手不及，纷纷陷入困境。尽管榆林煤炭产量依然稳步增长，而增长部分均来自大型国企，小型煤矿多数处于半停产状态。

无独有偶，从2010年起，陕西再次启动大规模煤炭资源整合，通过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使煤矿开采主体从550家减少到120家以内，煤矿数量减少到了400处左右，被整合的均是乡镇煤矿。

政府的这一举措，最初是想让小型煤矿整合扩建，提高产能和安全标准。而随着煤炭价格大幅走低，投入巨资整合后的煤矿，则在短时间内无法投产，多重压力之下，令陕北诸多“煤老板”陷入困境，很多人由“富翁”变成了“负翁”。

2003年，王杰辞去了原单位工作，全身投入煤炭行业。当时，买一处煤矿只需几十万元，随着煤炭价格的快速飙升，煤矿的价格是成千倍上升，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官员入股煤矿成为常态。

王杰说，“2003年至2010年七年间，煤炭价格每吨从30多元飙升至700多元，给自己积累了巨额财富”。王杰最初入股煤矿的10万元，到了2010年，煤矿每年的分红和原始股市值，王杰已是身价过亿，为了获取更大利益，王杰通过资源整合扩大煤矿规模。

此次整合，王杰伙同其他股东，先后投入10亿整合了两处煤矿，其中王杰投入了1.5亿元。虽然整合后煤矿已通过验收，但不敢贸然大面积投产，因为现在的煤价，煤矿几乎没有多少利润。

随着煤炭价格迅速下跌，煤矿的市值也在极度缩水，王杰投入10亿元的整合扩建的煤矿，现在5亿元也很难出手。因投资过大，王杰现在身负1亿元债务，即便是把煤矿顺利转手，也很难清偿所有债务，整日为巨额利息而发愁。

多位煤老板坦言，造成榆林今天这种困局，不仅是因煤炭价格下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受鄂尔多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很多榆林人深陷三角债危机，民间信贷被彻底被摧毁。仅鄂尔多斯宁红诈骗案，就骗了神木县和横山县6个多亿。

在此次鄂尔多斯金融危机中，王杰也是受害者，因同学贷款需要担保人，王杰没犹豫就签了字。如今，王杰的同学已经失联两年，1500万元贷款和利息都由王杰承担，这也加剧王杰进入“负翁”序列。

对此，王杰感叹！“前几年，榆林城满街都是豪车，出门现金都是一捆捆的带。榆林市的房价很快赶超了西安，那时候煤老板去西安买房，不按单套，基本都是按单元购买，而现在老板们，最发愁的就是过年，临近年关，‘倒账’成了主要工作。”

目前，榆林每吨煤价格250元左右，对于投巨资整合后的民营煤矿，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回成本。而大型国企煤矿则不同，投资成本和税费均低于民营煤矿，加上成熟的销售渠道，还能勉强维持正常生产。

其实，整个榆林的煤炭市场，国企产量占有很大比例。在煤炭市场景气的时候，很多大型国企煤矿抢先上马，以至于投产数年仍手续不全，此类大型煤矿曾有十多处，最大煤矿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

然而，到了2015年，受整体经济下行影响，关联行业需求持续低迷、下游采购信心不足、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叠加，榆林煤炭企业的发展陷入极端困境。很多“煤老板”都在熬，只要资金链不断裂，都会勉强维系着，期待煤炭市场再次回暖。

如今，陕北大部分煤企陷入债务危机，就连陕煤集团2015年都亏损约30亿元。王杰说，自己的贷款1亿多元，短时间之内，贷款肯定无法偿还，就连每个季度的利息都是问题。

在榆林，王杰的遭遇并非孤例，深陷危机的老板比比皆是。除去人员工资，现在生产一吨煤几乎不赚钱，有的煤炭企业连续几年都在亏损，巨大亏空让诸多企业不堪重负，将面临破产风险。

“花钱容易赚钱难，做点生意不简单。卖的贵了没人要，算的便宜不赚钱”，这是榆林网友自编的信天游，歌词虽简单淳朴，但唱出了“煤老板”们的心声，亦有“卖炭翁”的凄凉感。

如今，有的“煤老板”被迫开始转型，有的还在艰难支撑着，期待着煤炭市场春风再度。而煤炭市场并非“春晚”，没有那么容易掌控，因此可见，煤老板“全盛时代”已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