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鹏

近期，华晨、永煤等一系列AAA级别的高评级国企违约给债券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国内评级机构长期存在的评级虚高等问题也再次引发关注。

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上周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显示，由于存在评级虚高等风险隐患，证券业协会已经约谈了个别评级机构；交易商协会就评级动作滞后等事项约谈了评级机构。除此之外，国内7家评级机构在现场检查工作中都或多或少的暴露出一些合规问题。

对此，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勇认为，这背后是评级行业数据积累不足、竞争激烈、国内高收益债券（垃圾债券）发展不成熟、违约债券处置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反映。

12月9日，李勇在中证鹏元2021年信用风险年会上表示，我国评级行业还很年轻，真正服务资本市场只有15年时间，且大部分时间没有债券违约。“真正违约只有6年时间，违约和风险释放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数据积累远远不够，评级要超越周期，站在未来审视现在，难度很大。”他说。

据李勇介绍，目前中国市场化评级机构大约有1500名分析师，230名研究员，每年出具23000份评级报告和3700份研究报告，还要完成对5000个发行人1万多只债券的日常跟踪。

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评级不宜变成竞争激烈的行业，等到行业出清，进入到良性发展阶段以后，评级虚高问题可能也会得到解决。

与穆迪、标普、惠誉三家评级机构垄断美国评级市场约95%的份额相比，我国评级机构数量多，占比分散。交易商协会数据显示，三季度，10家评级机构共承揽债券产品4019只，涉及发行人2128家。从承揽债券产品只数来看，中诚信国际占比最高，为 34.36%，联合评级、联合资信和上海新世纪业务量占比在10%-18%之间，东方金诚、中证鹏元、大公国际占比在6%-10%之间，远东资信占比1.12%，标普（中国）和惠誉博华不足1%。

“国际评级机构也存在竞争，也是发行人付费，但评级机构竞争没有这么激烈。为什么呢？主要评级机构就三家，而且形成了多评级的模式，一般都会找至少两家或者三家做评级，收费很高，评级机构基本没有生存压力，没有进行级别竞争和价格竞争的冲动。”李勇说。

对于评级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现象，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裁应海峰的解释是，一方面，进入市场竞争的机构还在增加。最新数据显示，已有57家评级机构在人民银行完成备案，在证监会完成备案的评级机构也提升至9家。另一方面，评级规则进一步向国际接轨。今年8月，证监会就修订《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删除了办法原“第十九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委托具有从事证业务资格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的要求。

应海峰称，取消强制评级符合国际规则，但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中，对市场的冲击不可避免，可能会促使整个行业加速洗牌。此外，对于标普、穆迪这些“巨人”的进入，目前还无法准确判断他们会在中国评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回到此次国企违约事件，李勇表示，债券市场参与各方都应坚守各自底线，承担各自的责任，评级机构在信息获取和信息甄别上要下更大的力气，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评级理念和评级模型，信用分析要更多的回到报表和发行人本身素质上来。

“大家看到是市场上都是高级别发行人，但每年都有几千家低级别的甚至风险很大的发行人被拒之门外，大家只是没有机会看到。中国高收益市场还不成熟。”他说。

而从过往违约案例来看，李勇说：“财务造假占了相当的比重，还有一些涉嫌逃废债、欺诈发行。这已经不单是信用范畴，而是法治范畴，如果财务不真实、随意划转资产、信息披露有选择性、甚至非善意发行，企业的信用就具有了不可分析性。”

他进一步指出，要形成市场化、法治化的风险分担、承担、处置机制。“近年来我国在违约风险处置上已经逐步成熟了，确立了市场化、法治化的处置原则，但在执行层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此外，李勇认为，评级机构自身要完善公司治理，保持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从技术上来说要回到本源和常理，要分析发行人的现金流创造能力和现金流与债务匹配度；在更换评级技术时，如何消除转轨影响，保证新方案准确并被市场认可也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