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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芳
“就像一颗炸雷，在行业里掀起了一些波澜。”一位新人导演这样向界面文娱描述自己对H!Action创投会的最初认知。
这也是很多电影人对海南岛国际电影节H!Action创投会的印象。正是凭借高额奖金，这个2018年才设立的新晋电影节创投会打开了局面——第一年的最高奖为300万，疫情影响下，今年的最高奖仍高达150万。前述导演透露，制片人让自己来参加海南创投，主要就是因为钱多，“他们对外宣传的点就是全球最高的创投奖金”。
今年，H!Action创投会共收到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的561份有效报名，共有22个电影项目脱颖而出，成为年度入围项目。最终，12月10日，在颁奖礼上，《扔你的猫》《人海同游》《神明都在看》《很土的豆》《送别》5个电影项目获得了组委会官方颁发的大奖。然而，这一结果令不少参与的创作者感到惊讶，更有导演在朋友圈里公开质疑评选规则。
创投评委会主席曹保平在评委见面会上透露了评选的方向和标准：最大的奖“海南选择大奖”需要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在其他电影节的创投项目上得过奖的将不在海南创投的范围之内；两个“三亚关注大奖”更多倾向于支持有作者表达且对投资有迫切需求的电影；三个“行动力支持大奖”倾向于给各种类型化、工业化、市场化的项目。
关于“排他性”原则，曹保平解释说，国内电影节现在的创投大概有十多个，同质化严重，很多项目几乎席卷所有创投的奖项，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挤压多元化的表达。
曹保平所言非虚。有影视媒体曾梳理过去5年国内创投会的获奖项目，其中能够开展后制直至上映的，只占不到四分之一。
但创投环节本是为新项目提供融资、宣传等途径而设，过往一些优质项目跑过多个电影节也是常事，因此，曹保平的一番话一时间在新人导演中引发了争议。
在因疫情而加剧的影视寒冬中，新人创作者期待项目能在海南得到认可和指点，但有关排他性的表述和评判标准的模糊也让他们感到疑惑。比如，一部在创投会终审过程中获得评委好评的类型片并未入选最终的奖项。
这也许不是坏事。还在成长中的H!Action创投会想要革新国内电影创投的面貌，同时挖掘有商业可能性的文艺作品，期待在细分市场上树立自己的品牌，而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他的创投从没有这么做过，我们既然想要前置一个观念到创投里，就一定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摸索这个观念的正确性以及如何去实现，可能至少要三五年时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副总经理李穗告诉界面文娱。
很多项目跑了很多电影节还是拍不出来
三轮共13个评委一起决定了最终的获奖名单。在终评之前，他们在讨论中提出了几个方向性的议题。“曹导今年定了一些原则，其实是在逐步和我们一起摸索创投未来的发展方向。”李穗解释说。
使用“排他性”来表述也许令人不适，其实它指向的是，如果你认为自己的项目足够好，那么可以来海南首发，首奖之外的其他奖项仍然面向所有项目。国内过去经常出现一个项目走遍所有创投但还是拍不出来的现象，H!Action创投会希望这笔奖金给到那些可以尽快孵化的项目，因此可行性被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
“这笔奖金属于发展基金，如果项目可行性不强，可能就停在了第一步的剧本阶段，从制片的角度出发，海南电影节希望一个项目走了一两个创投就能开始运作，而不是在电影节之间反复流转。”李穗透露，海南创投目前在良性运转之中，截至目前，去年在H!Action上获奖的《温柔壳》已经杀青，其他四个项目也都在运作之中。
引发创作者不满的很大程度上是程序问题。李穗也承认，本来应该在年初的时候告诉项目方，但太多东西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明年我们会再经过仔细讨论来判断，如果有结果，一定会在一开始就调整并告知大家。”
青年导演也在重新思考创投会的意义。有的时候，创作者听到太多的意见和反馈未见得是件好事，他们对此心有戚戚。
导演梁鸣曾做过娄烨电影的演员和副导演，他的处女作《日光之下》走过不少创投，今年他带着新项目《海风》（暂定名）来到H!Action。他告诉界面文娱，海南是这个项目走过的第一个创投，也将是他自己作为创作者参加的最后一个创投。
“不想再参加创投了，因为那些该经历的你都经历过了，该吸收的也都吸收了，没有必要重复同样的事情。”在梁鸣看来，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一路上要面临很多质疑，听到太多建议，但要分辨出哪些建议是良性的、有启发性的，需要创作者有独立的判断。这次他来参加创投的诉求主要是认识一些新朋友，运气好的话，他还希望跟一些导师前辈深入沟通，了解一下他们在创作上的困惑以及解决方式。
在20多位导演中，叶谦是幸运的那个，他的新项目《神明都在看》获得了50万的三亚关注大奖。此前他的第一部长片《番薯浇米》已经在院线上映，这次他带着新项目来海南亮相，更多是想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第二部作品已经启动了。
谈及国内电影节创投的现状，叶谦感慨颇多。“项目不够用，导师不够用，经常来回看到的都是重复的项目。”尽管如此，对很多新人导演来说，创投板块仍然是一个能被看见的出口，特别是海南电影节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高额的奖金和业内资深的导师。他希望创投避免“选秀化”，能更切实地切入电影创作，或者是在市场方面进行助力。
“得奖有时候靠运气，但即使没有拿奖，创作者也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奖项的概率就那么大，而且很多很棒的作品并不完全是从创投出来的，几乎每年都会有横空出世的导演。”叶谦告诉界面文娱。
今年海南选择大奖花落《扔你的猫》，制片人钱艺妮透露，H!Action是他们参加的第一个创投，由于项目计划明年三四月份开机，现在已经进入筹备期，海南可能是开拍前唯一一个创投。“这次来海南主要还是出于融资的需求，我们体量不大，维持在中小成本的总体量之下，灵活地快速拍完做出来。”
寻找有商业可能的文艺片，或是填补某种空白
海南创投在“口味”上的偏好也让新人导演困惑。
在评委见面会上，曹保平表示，相较之前参加过的一些电影创投，今年海南创投的质量整体不差，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描写边缘人、整体风格偏小众的东西还是相对多了一点。
引发争议的地方在于，尽管曾释放出倾向于商业类型元素的信号，但从今年的奖项颁布来看，海南的创投也并未完全依照这一标准。
李穗解释说，这其实是一个惯性问题。整个创投体系在中国有很强的惯性，因为各个创投的评审团是差不多的导师，选手都是差不多的一批人，导致大量写作样本都是旧有体系生长出来的。在李穗看来，这种惯性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扭转。
大奖得主《扔你的猫》并不是一个类型化的作品。制片人钱艺妮告诉界面文娱，她今年参加海南创投的感受是，创投还是回归内容本身对作品的潜力做出判断。《扔你的猫》它选择的呈现方式是轻喜剧的，带点黑色幽默和荒诞，观众比较容易进入，但内里仍然是作者表达的核，试图通过六个人物组成的年轻群像来观察和审视中国现代城市生活的精神世界。
海南创投并不是排斥文艺片，而是希望通过前期指引让创作者在创作端就有意识地更接近观众，比如能用更类型化的书写方法展现想写的内容。李穗表示，他们排斥的是完全陷入自我的表达。“特别商业性的类型作品需要创投吗？它可能更适合直接去到一些公司里打拼。我们要找的是想要做商业化尝试的文艺向作品。”
本届创投会的评委的构成颇能反映这种倾向。评委会主席曹保平的作品兼具个人表达和类型片元素，复审评委里，李媛曾是《七月与安生》《喜欢你》《少年的你》等知名影片的编剧，导演韩杰既拍过《Hello！树先生》这样非常文艺的片子，也拍过《解忧杂货铺》这样有商业性的影片。“海南想要什么样的作品，大家看我们每年评委团的身份构成就能看出来，我们期待能找到下一批这样的大师。”
在李穗看来，未来电影节市场上的创投可能会逐渐细分，创作者需要认准自己的项目更适合哪些平台，从而精准投递。“除了海南创投有大量的发展金，其他的创投基本上就是一个面见资方的机会，北京、上海、平遥、海南都是同一批资方，走一个电影节基本上有价值的资方已经都见到了。”
获得海南关注大奖的《神明都在看》代表了选择的另一个趋向——市场稀缺性。
这是一部探讨“神明不明”背后中国社会信仰的人文电影。导演叶谦是闽南人，他的上一部电影《蕃薯浇米》是中国内地第一部闽南语电影，故事聚焦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中一群生活节奏缓慢的老人。做完《蕃薯浇米》之后，叶谦原本在筹备一部歌舞片，但当他看到编剧钟平红写的关于虔诚奉神的老人被众神辜负的故事时，他感到非常兴奋，并且建议把信仰这个点做的更加聚焦。
触动叶谦的地方是，现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经济占主导地位，这造就了很多可怕的后果，在这样一个时代，或许可以通过《神明都在看》这样的电影作品探讨信仰的意义。“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我们俩花了半年的时间打磨剧本，让它变得更具戏剧性和电影感。”
对这样的作品，海南电影节用真金白银表达了认可。在李穗看来，像《神明都在看》这样的片子在市场中几乎是空白的，虽然票房很难判断，但如果有人能填补这个空白，也许就会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而这个填补的任务就落在了电影节身上。
当创投成为电影节的标配，也是时候重新思考一下这个环节的意义。
H!Action项目评审、制片人顿河告诉界面文娱，电影节应该鼓励作者性的电影有商业的可能性，那些非常独立的作品是宝贵的，但它们是工业体系的补充，如果想进入市场，还是要找到接近市场的方法。顿河留意到，大量青年创作者只能讲述朋友的分别、时间的流逝等一类主题，但这些东西对观众和市场的价值有限，他个人更偏好对社会有所发声的故事。作为制片人，他也希望自己能在合适的体量下帮助这类影片找对表达的情绪，让观众有情感共鸣。
“纯个人表达的作品不是不可以，关键是创作者要想清楚，如果你就是要做一个特别私人化的表达，受众有限，那就用极少的成本去完成。又想做自己，又想要所有人喜欢，这不是最大的痛苦来源吗？”顿河表示。
“后面再谈圣殿，先活下来再说”
艺术不应该是功利的，得不得奖本身没有那么残酷，走下创投颁奖的舞台，项目能不能继续推进、上映后有没有观众是更加残酷的事情。
梁鸣的处女作《日光之下》在国内外横扫27个电影节，揽获9项大奖，但在院线上映首日，其排片率只有0.3%，票房不到10万，截至发稿，这部影片上映20天以来票房不到100万。过往目睹的文艺片票房惨状和自身的经历让他对文艺片的未来发展感到悲观。
他意识到，一方面，在行业的艰难时刻，文艺片融资会越来越难，另一方面，一部分文艺片可能会彻底失去在电影院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一些文艺片最后直接在视频网站上线，其实当中有很多非常适合在大银幕观赏，无论是技术声音指标、音乐、演员的表演、你要传递的东西、能解读出来的很多议题，这些都需要在大银幕的空间范围内去感知，小屏幕基本上会折损掉一大半艺术表达。”梁鸣告诉界面文娱。
叶谦则对文艺片前景持乐观态度。他将中国文艺片的艰难现状归咎于畸形的市场。“以前的影院太容易赚钱了，全部都搞一刀切，人人都想要下一个《我不是药神》，下一个《泰囧》，或者下一个《战狼》。但其实，在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任何细分市场都能有生存的空间。”
叶谦有时也会感到费解，很多电影节上都会办各种论坛，却很少有人谈及这种市场经济的基本道理。他预测，疫情将会加速瓦解那些想要躺着赚钱的影院，他们会快速意识到唯有不同才能存活在市场上，未来国内便有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更细分的电影院，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
在他眼中，文艺片的另一个生存机遇在于国内能否出现类似Netflix的文艺片首映平台，让新片在线下院线跟线上同步上映。《蕃薯浇米》上映的时候，叶谦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微博私信，他发现每个城市都有文艺片观众，但是稀稀落落的，不像商业片那么聚焦，这也导致很多文艺片在排片上占不到优势。而网络首映平台加上未来5G、8K等技术的加持则有可能改变现状。他甚至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观影方式未来会成为主流。
“电商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喊着围剿淘宝，但现在人人都享受到电商的便捷，其实每一个花你钱买票的人也都是消费者，消费者怎么舒服怎么来，这就是商业市场的本质。”但叶谦也能理解其他从业者的心态——很多人认为电影就是为了影院而生的，电影院就是圣殿般的存在。
“疫情之下我先保命，后面再谈圣殿，先活下来再说。”叶谦对此想得很清楚。
《神明都在看》拍摄制作计划募资600-800万，目前资金已经到位了一部分，还有一些缺口需要在电影节之后落实。在两天的市场洽谈环节，很多公司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也会关注文艺片的投入产出。叶谦告诉界面文娱，如果把控住了成本，小体量的文艺片仍然有盈利的可能性，票房收入只是文艺片收入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回收方式可以和资方细聊，比如各大航空公司平台、几大网络视频的播放版权以及在海外的版权。
即使票房惨淡，也不应该只让导演为中国文艺片有问题的机制负责。“其他的专业人士在哪呢？”叶谦在拍摄《蕃薯浇米》时就曾碰到不靠谱的宣发公司。这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创投之旅。他意识到，如果不去修复前端放映系统的缺陷，市场和投资人也会更加警惕，“并不是说前面的系统一直堵塞着，后面的人还能一直往里面灌东西。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钱艺妮曾参与制作过《地久天长》《老兽》等电影，她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小伟》计划在明年1月上映。对于明年的文艺片市场，她暂时持乐观态度。“今年电影生产停滞了大半年，这种情况下，反而希望电影市场可能会更多元一些，各种片子都有机会出来。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更多样化的市场。”
“创投只是你寻找投资的方式之一”
关于海南电影节，梁鸣最先了解到的消息就是海南电影节要类型片，同时奖金又给得慷慨。这也是他带着新项目来海南创投的原因之一。“这个项目就是类型片，所以我来了。”
《海风》（暂定名）是一部类型明确的悬疑爱情片：在日本青年坂口茂久的帮助下，水手江阳的妻子梁婕以“假结婚”的名义抵达日本，多年之后，梁家禾前往日本寻找父母往事的过程中，结识了女孩遥，却被卷入一宗发生在20年前的命案，面对浮出水面的真相，他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这个故事缘起于记录八九十年代出国热的报告文学。梁鸣是80后，在他的记忆中，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多人渴望去海外淘金，不仅仅是日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甚至还有非洲一些特别偏远的地方。“在今天看来，那是一个奔腾的年代，大家的欲望和视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在这样的浪潮之中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有很多人完全与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坠入了深渊。而无论是幸福还是悲伤，这些东西都会延续下来。”
梁鸣渴望记录这些时代之下小人物的命运轨迹。在他看来，这些历史构成了今天人们经常谈到的“原生家庭”。“这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的故事，看上去跟今天没有什么关联，但其实仍然有一些东西会在人们现在进行时的生命当中流动。”
梁鸣的上一部长片《日光之下》是文艺片，但也是带有犯罪悬疑元素的青春片。梁鸣想突破人们对文艺电影的刻板印象。“我的一个基础标准就是电影首先必须得好看，然后要有自己的艺术表达。”
对梁鸣而言，第二部长片走向类型化是个必然的选择，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做文艺片太难了。“当下的市场并不欢迎文艺电影，你没经历的时候也已经看到了别人的情况，自己经历了之后这种感受更明确，所以你要寻找商业和艺术的平衡点，毕竟我们最后拍出来的电影还是希望跟更多的观众对话，如果没有那样的机会，就很可惜了。”
没获奖的项目中也有不少在尝试融合类型元素。《两个老混蛋》的导演郭煜告诉界面文娱，最初因为父亲去世，她产生了想拍一部老人题材电影的想法，但当找到创作方向之后，已经从私人情感上升到了面向大众的表达。她想用类型片的手段，用轻松愉快的方式表达一种观念：老了也可以活得很好，老了也可以活得很开心很自由。
《两个老混蛋》表面上讲的是两个老人的故事，其实写的是两个老男孩的故事，在视听风格上会是昆汀、盖里奇那样动感的快节奏剪辑。“有些文艺电影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很文艺，一定要去选择固定机位、长镜头，对着一片黑土地拍十几分钟，这就是文艺了吗？”郭煜这样发问。
但类型化的可能不意味着创作者要被快速席卷到某种趋势里。
叶谦注意到了一个“诡异的趋势”——行业内都在观望新人导演，一旦有才华的导演出来之后，就会有人递给他一个类型片，他们快速进入一个框架之内，一些人最后就失去了他们最有特质最动人的东西。
这种现象让叶谦觉得有点悲伤。“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本行不是电影，所以我们去表达的肯定都是自己想要去表达的东西。”电影导演的身份之外，叶谦还是知名的独立时装设计师，编剧钟平红则在一家4A广告公司工作。
对人的情感、关系、困境等方面感兴趣是梁鸣拍电影的内心驱动力。《日光之下》从有想法到今年上映经历了9年的波折。在最初的几年里，他甚至没想过能不能把它拍出来，就是单纯地为写而写。“所以当我在海南看到那些还没拍出长片处女作的导演们，我完全能感受到他们在内心里涌动着的那股强劲的力量，这其中一些朋友拿了奖，我真的特别为他们高兴。”
在大师班上，关于电影的作者表达和商业属性之间的平衡难题，第六代导演代表王小帅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可以把思考的角度切换一下，如果是从电影工业的角度来考虑，那就必然要考虑到电影的工业性、市场化的一面，每个人从每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没有必要把平衡的责任全部放到导演身上。在他看来，一个导演如果在商业上非常成功，那应该恭喜他，有些人可能在票房上不成功，但个人表达很好，那也应该继续下去，这其实涉及到的是电影多元化的问题。
“我有没有一点电影工业的底子？我相信是有的，但是我更多的兴趣点和精力还是要放在我自己关注的那些事情上，我不能把自己的这点时间和精力浪费掉。”王小帅这样和新人导演分享自己的思考。
“创投只是你寻找投资的方式之一，结果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其中得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体验了什么。哪怕在这里被质疑，你也会遇到一帮怀揣着电影梦的伙伴，未来你会发现，所有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梁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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