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2月19日下午14:00在北京正式召开。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上表示，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性问题，结构改革也是价格改革。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较多倾向于看到市场失效环节，政府应发挥更大、更好作用。但实践来看，不见得政府主导定价会做的更好，例如成品油。

周小川说，当前体制中仍存很多价格扭曲，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内容是消除价格扭曲。供给侧与需求侧应该相互配合，结构性政策对外经济影响很大，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也要和创造就业、保持就业水平相联系。

在周小川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来源和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有一定关系。目前由于债务和赤字较高，很多国家的财政政策空间很小，以往对货币政策和凯恩斯的依赖过度，这种政策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大家就会思考应该更加注重供给侧的政策。

谈到汇率时，周小川称，汇率利率也有一些供求关系。周小川表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像一种要素的价格。

去年8月以后，周小川很久没有公开发声。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周小川罕见发声，在《财新》杂志刊登对周小川的专访中，周小川主要谈了人民币汇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等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假设前提是有效市场。结构调整实质就是价格调整，价格改革，是有等效性问题。有一个例外，市场在有些环节，不能有效工作。因而有一些行政主导的结构性调整。

由于我国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思维的角度，倾向于更多看到市场失效的环节，希望政府在这些环节发挥更多作用。哪些市场有效，哪些是市场无效？

市场自主调节，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有效的，通过价格信号来调整。个别产品，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一些重要产品。但实践来看，政府主导的定价，未必好。如成品油。在国际，延时20天左右，过渡掉高频变动因素，最终还是跟随国际油价。很难说明，某些重要产品若交给市场决定是不行的。

至于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市场方面，价格和实物供求之间的关系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要复杂一些，总的结论是不变的。

如利率、汇率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联。单从国际贸易角度，汇率是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后来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外汇价格更加往要素价格靠拢。

之所以说，市场有时候是无效的，过去传统经济理论，存在外部效应。广义和狭义外部效应，如制造环境污染，损坏环境，是典型例子。有些把宏观因素靠拢为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需要研究的领域。国际上研究较多，就是把外部效应内部化，如污染问题，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把外部效应事先打入制造污染排放的成本里头，要排放二氧化碳，必须买二氧化碳配合。在处理垃圾时就不用额外出钱。典型例子，如汽车的铅锌电池。

即便市场有时候无效，仍旧有很多办法，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也说明，不见得其他结构性政策，会比价格政策更好。

供给侧结构改革，重要的内容，听刘鹤主任讲过，关键是消除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很大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共基层结构性改革，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消除危机中，过度依赖财政货币政策，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小，如债务率过高，又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在国际场合上很多讨论，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和凯恩斯主义，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情。应该更加侧重供给侧的考虑。供给侧和需求侧应该是相互配合的。

对外经济关系重大，在对外经济题目中，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比较优势。尤其是要素流动，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有些比较优势转移，如劳动密集型生产，必然会转移出来；有些是否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和发展战略。

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的产能过剩、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时，经常说互补性强，咱们可以加强合作。古典经济学不是这么说，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可以通过分工，可以使得一个国家生产某样物品，另一个国家生产另一种物品，这样能有更多产能和产出。资源禀赋差不多，可以多生产某种，进行交换。生产的帽子，对某个国家来说，就是产能过剩。只从本国供求关系来看，可能都是产能过剩。如果能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贸易政策不要过度扭曲，产能过剩要重新衡量。

如果把污染都留给自己，生产、污染留给自己，在两高一资的产能过剩。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要相互结合。运输成本相当高的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应该更加重视，应该把产能交给当地生产。比较优势和产能转移，要更多和就业，创造就业和保持就业水平相联系，这是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能为供给侧改革讨论，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