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孚园

导读

任泽平先生今年十月发表了一篇长达2万余字的长文，基于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推荐阅读，孚园对后续文件的解读：中心城市布局都市圈打造区域增长极，中小城市是否将走向没落?），观察分析了上海、北京、广佛肇、杭州、深莞惠等10个2000万人口以上，重庆、青岛、厦漳泉等14个1000万-2000万人口，共24个千万级人口大都市圈，文中提及了这些区域以全国6.7%的土地聚集了约33%的常住人口，并在GDP中占比约54%等重点内容。

文章观点以都市圈同城化为基本导向，重点构建打造1小时通勤圈、圈内中小城市共同受益、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及政策协同效应等评价指标体系，最终将24个大都市圈划分为三类: 发达型（优化功能布局）、崛起型（加强一体化建设）、起步型（增强经济实力）

图：24个1000万以上人口大都市圈分类

资料来源：任泽平《中国十大都市圈发展潜力》

图：典型发达都市圈周边城市差距缩小

资料来源：任泽平《中国十大都市圈发展潜力》

图：典型崛起型城市都市圈周边城市差距拉大

资料来源：任泽平《中国十大都市圈发展潜力》

很多人对北京被划分到“二级”分类表示诧异，难道市域内集聚的众多以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还不足以令北京都市圈留在“一级”吗？从都市圈力图实现的同城化、人均GDP均衡化等目标角度考虑，虽然北京中心城市地位突出，但众所周知环京地区产业纵深不足、通勤效率欠优等都是明显的发展困局。

过往对于城市的评价多着眼于经济发展总量、绝对量等排名，但正如发改委提出的都市圈发展进而形成城市群发展的新城镇发展观所言，如今我们看待城市的角度是时候调整了，可持续发展（推荐阅读前文：重塑未来，全球城市再洗牌）、内生性增长才是更为科学的城市“评价”观。

未来5期孚园“21世纪城市研究中心”将对全球及中国城市发展图景进行总览梳理，建立基于未来城市的科学发展观，并以此作为孚园既往观点的一次总回顾，致敬特殊的2020年!

1

在讨论城市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溯一下人类是如何生产自己所需的物质和服务的。现在普遍认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产有赖于四大元素的紧密配合：人口（people）、货物（goods）、资本（capital）和思想（ideas/information）。

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的径向长度都局限在人类或马车1小时行程范围内，也即大约6~12公里（当年据称人口过百万的唐长安都城，面积约85万平方米公里，单向长度平均9公里有余）。这是因为以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城市范围一旦超过这个规模，不仅管理难度直线上升（城市规模越大，人均犯罪率越高，传染病数也越大），人和货物在城市内的流通也并不顺畅。

因此，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四大元素的组合一定都是基于本地（local）：本地人利用本地生产的原材料，制造所有的商品，如食品、衣服、鞋子和工具等，并且都销售给本地人（虽然也有部分商品会跨区域贸易，如丝绸之路中流通的商品等，但相较本地的消费量，当时的贸易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于是，讨论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各城市都曾有一个完整的“生产—消费”闭环，这并不夸张。我们现今甚至还能在一些国家看到这种“史前遗迹”，比如德国和比利时流传下来的无数品牌啤酒，起初都只是在当地各个镇生产和销售而已。

尽管当时的城市人口数量有限，商品生产规模也不大，但却并不缺乏组织性。比如瑞士的制表和意大利的皮革产业其时已形成一定规模，工匠们在业内互通有无，共同制定行业标准。不过总体来说，这类具备初级组织性的人员数量、涵盖工种种类、与政府和大学等的联系紧密程度都和我们当前谈论的“产业集群”相去甚远。

工业革命是分水岭。

先是火车和电报的发明，一下就将人类的通勤距离延伸到了40公里。城市版图大幅扩容，容纳的人口也大大增加，城市规模相较之前显然是上了不止一个台阶。但更重要的是，蒸汽船、钢制船体、柴油发动机、集装箱以及后来货运航空陆续发明，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以往粘连在本地的四大元素中的“货物”开始松动，生产和消费出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离：城市里生产的货物第一次可以大规模销售到其他城市和国家，同时城市里的居民也可以日常消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现代观点普遍认为，这个分水岭的时间节点在1820年前后。当时英国颁布了《谷物法》，允许外国谷物在英国境内销售，随后英国国内的谷物价格就再也不随本土的收成而波动，而是以国际价格为准。

自此，国际销售市场规模的大幅扩大推动了产业内的劳动环节进一步分工，而分工细化使得效率提升，效率提升反过来再帮助产品降价去攻克其他市场……这个正向循环反馈的进程带来了全球商品贸易的第一次全球化。

这个阶段当各国专注于商品生产的同时，也逐步把行业内的各种工厂迁至同一区域，就此形成了最早的工业区——倒不是为了节省贸易成本，而是为了节省沟通成本，也即互相交流思想的（ideas/information）成本。当大规模生产并向全世界销售在管理上已成为高度复杂的事情时，为了管理这种复杂性，企业有必要将生产转移并趋近——换言之，生产的各个阶段，都被捆绑在工厂里——可以说，这个阶段出口商品上印刷的“Made in XXX COUNTRY”是货真价实的：这个阶段的劳工出口和跨国投资此时尚未成气候，出口的产品基本上就是由所在国的资本投资、使用该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并由该国工人生产。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左右（中间经历过多次反复），新技术的发明再次分化了“四要素”。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发明出芯片，可以多线程处理生产任务，这从根本上革新了传统工厂的生产流程：之前的工厂虽已是流水线操作，但工人仍然是制造产品的主导方，他们所使用的机器仅用来辅助他们生产的。但被芯片加持的机器发明之后，产品生产过程被深度模块化，也被进一步细化切分，同时被编程之后的机器显著提高了制造工艺的稳定性和可靠度。同时，互联网使通讯成本大幅下降，厂商们第一次认为，可以在保持产品质量稳定和供货时间及时的前提下，将产品的制造环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这些国家低人力成本的特点提高产品的利润率。

这次变动仍然发生在产品（goods）端，但和之前的消费跨界不同，这次是生产的跨国界分离——但这只是表象。关键是资本（capital）开始和产品生产一起移出本地乃至跨国，更重要的是，制造环节中蕴含的核心知识也随之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可以说，这次改变直接影响了全球城市的面貌：发达国家城市间出现明显的分化，大都市持续繁荣的同时，以制造为主的中小城镇普遍呈现出衰落，而发展中国家为持续承接、配合制造环节，则在沿海地区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这些城市面貌的剧变，以及生活在各城市内部人民生活的永久性调整，中间夹杂着或苦或甜的变动，尤其是部分城市发生的令人惊叹的变更，引发了众多学者和社会人士的讨论。我们对其中典型现象也尝试进行过解释：

1、 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制造业一边在本土继续实现深度自动化，一边在中国等海外国家外包那些难以自动化的工种，结果是本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占比从1970年前后的25%一路下滑到眼下的8%左右。仍然留在制造业领域的“工人”从事的也不再是加工产品这类基础工作，而转为管理机器人、电脑和生产线的高级工人，再加上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中也同样替换掉了以往多种中等职位，如秘书、打字员、电话接线员和档案管理员等，导致行业内生产价值大比例偏向接受过高等教育、处于行业顶端的人员。美国的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Richard Florida）在2000年将这类人群定义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认为他们是城市发展的未来。那些雄心勃勃的城市应以这个阶层的品味偏好重塑城市软硬件环境，如发达的公共交通和服务、适宜散步的开放街区、遍布的咖啡馆小餐厅和画廊等，而不能吸引创意阶层的城市是没有前途的。近20年过去之后，信奉此观点的美国各大都市在“吸引”创意阶层上太过成功，甚至导致美国过往普遍以小城镇为主的地区人口结构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极化变迁。佛罗里达在新著《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一书生动描述了现状，但对解决这个症结却也没有太大的信心。孚园“创新及城市研究中心”曾对该书进行书评（城市生活不平等加剧，这锅该“创意阶层”背吗？），以归纳他对美国这些年来城市变化的解释。

2、 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在自动化和海外外包（以邻国墨西哥为主）这波浪潮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使这座城市的人口自1970年的151万持续下滑至2016年的67万——大量被闲置废弃的厂房、公共建筑和市区住宅，让这座美国曾经的第四大都市成了这个星球上难得一见的“废土景观”。不过现在市中心之前遗留的大量公共设施，正凭借低廉的价格广泛吸引各地年轻人前来创业和定居，复兴的苗头有待观察。我们也曾发文(底特律卷土重来正在重返荣耀之城的路上，这是真的吗？)回顾了底特律这段跨越百年的跌宕变迁，并认为它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发展窗口。

3、 过去40年我国作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势能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明显特点自然是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多方面主动配合这波全球化。市场普遍认为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方，但也有人认为，国内其实还是有输家——农村。不少村镇在这些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要么自然消亡，要么被扩张的城市吞并吸收，要么和临近村落合并维持，我们也曾经专门撰文，除却进城的农村人口外，留存的村陌并没有衰退，它们已经从发展的城市中获得了不少反哺。

多种因素无一不在表明，我们可能已经来到了这轮全球化的尾声（下图），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最近几年呼叫“制造业回归”的声音也是日渐喧嚣。

图：以全球贸易总量占GDP的比例衡量，这个数字从1970年的27.3%一路上涨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60.8%高点，之后处于波动中，并未恢复回原来的增长趋势，2018年此比例为59.4%。

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深度演变将再一次改变各种产业要素的组合方式（我们将在后文谈到），届时我们的城市极大可能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但总体来说，这轮全球化是将人类的生产四要素在世界地理范围内重新组合的过程，四要素的变动特点也塑造了我们今天城市的组织方式，是城市“有机性”背后的驱动型力量。这些特点包括：

1、 从业人员在行业内的分化：制造业外包，并不仅仅是将制造环节外包到另外一个国家，而是将整个制造品中的零部件分拆给各个生产基础最合适的国家或地区，一个产品最终成型往往要跨越多次国界。这意味着城市的“产业集群”未来应更专注于某一类制造工艺，而非具体的产品。当然，一个国家某个产业上不同环节工人的待遇并不会趋同；

2、 非常不可控：1970之前的全球化，人员和货物的跨国界流动是基本可控的；但这轮全球化，技术和人员往往会随生产线的转移而被一起转移到其他国家（技术人员需要调整、维护和修理生产线），这种转移基本是很难控制的；

3、 过程很短：1970年至2008年不过40年，但全球化推广程度之深远，已远远超出当初发达国家对此的倡议和设想；

4、 不可预测：尤其是1990年以后，制造过程的哪个阶段会被离岸化已变得越发难以预计。全球化的性质转变，使发达经济体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脆弱感与危机感：尤其是在制造业中，没有人能够真正确定他们的工作不会是下一个被转移走的；

全球化的这种特性，改变了城市的组织形态：人们在城市里集聚到一起，是为了将各种生产要素用最低成本组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具备全球竞争性的产品——城市在那些可贸易品上的全球竞争力，往往决定了这个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因为只有可贸易品才具备规模优势，让行业从业者获得显著回报，而城市里那些从事非可贸易品生产的人员，其工作要么是间接服务于可贸易品行业，要么则是满足人员日常基本生活。

可以说，由全球化引发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产业间的相互竞争态势，决定了我们的城市必须不断 “重塑”自己，以适应这种超高烈度的竞争，而这个“重塑”的过程最终让城市出现了类似有机体的种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