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记者 贺梅

“一般社会分配有三个层面，首次社会分配是指所有权，第二次分配指税收，第三次分配就是公益慈善。我们现在应该改善首次分配，减少第二次分配，鼓励第三次分配。”施永青说。

香港的“共产主义者”

施永青生于上海，四岁时随家迁居香港。他很小便读过《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看到了书中主人公的反叛，也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他抗拒管制，比如学校和老师对他的约束。

小学六年级，在港读书的施永青便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共产主义原理》。他经常看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通俗读物，时常与同学办读书会，读《青春之歌》《红岩》之类的革命小说。此后，他逐渐深入，开始读《毛选》《毛语录》以及其他一些革命理论书籍。他几乎沉浸在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中，要为普天下的劳苦大众而战斗。

在文革影响下，1967年，香港发生“五月风暴”。这是一场由劳资纠纷引起的冲突，后愈演愈烈，影响深远，被广泛称为“六七暴动”，支持者则称之为“反英抗暴”。热血的施永青也一度参与其中，作为“革命者”，他希望能实现“平均分配财富”。

因参与社会活动过多而无暇顾及功课，这一年，施永青未能走进大学。经朋友介绍，施永青到一所工人夜校教书，该校具有左派背景。为了避免与父亲发生争执，他写了长长一封信，阐述自己为何要做此选择。他相信，人要为更高的理想而活。在夜校，给穷苦工人传授文化知识之余，施永青还会去“唤醒他们的觉悟”，鼓动他们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文革如火如荼，随着“毛主席手一挥”，中国大陆万千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施永青虽远在香港，却“归心”似箭。上世纪60年代末，他怀着革命理想奔赴大陆，加入上山下乡行列，到广东、湖南甚至是东北“学农”，成了一位来自香港的知青，并在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留下一张照片。

那一次，施永青首次看到了大陆农民的生存环境。

回港后，施永青热情未减，在工人夜校教学长达8年。从月薪210元港币开始，离开时，薪水才涨到350元。与浪漫革命理想相伴的那段时日，他过得很充实，但生活着实窘迫，常常食不果腹，要睡在几张课桌拼凑起来的“床”上，无可奈何地在母亲的援助下度日。8年中，施永青的革命理想主义没能为别人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却给母亲带来莫大负担。母亲曾对他说：“没有我，你怎么革命。”

1976年，周恩来逝世，让这年清明节多了一层含义。之于施永青，那个四月在祖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却深刻影响他走进另一条轨道。他已失去继续坚持的信心，随后从工人夜校辞职，决定下海。

从无产者到有产者

离开工人夜校后，施永青在一家地产经纪公司找到工作，月薪700元港币。

作为Office Boy(办公室杂工)，施永青每天负责影印文件，并在各部门之间送发，很快，他便对整个公司的组织系统了如指掌。

施永青借由工作之便，阅读大量公务文书，其中包括各种合同、保险。这使得他在后期考地产经纪牌照时并未专门学习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一次复印定价单，施永青故意多印一张。周六休息，他跑去公司所在地盘查看房价，发现这张一个多月前登记的定价单已过时，根据市场情况，完全可以将价格提高10%。

施永青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想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公司大老板，无奈自己只是区区办公室杂工。他抖了机灵，连夜写就一份报告书，绕开正常程序，到停车场“拦车上书”。

公司吸纳施永青的建议，参考市场，将价格提高了5%，随后又提高10%、15%。施永青的月薪也从700元增加至1100元。一年多以后，他辞去工作，自己创业。

1978年，29岁的施永青和同学王文彦各出5000元，创立中原地产公司。施永青说“中原”一名乃是当时脱口而出的玩笑语，但从这二字中或也不难看出他的雄心。

创业仅一年时间，施永青便赚了100万元港币。他是理想主义者，并不喜欢商业，随即将股份让给王文彦，拿了钱回家读书。一年多以后，他改变想法，重新回到中原。

这一年多时间里，施永青读了很多书。从罗素到萨特，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到哈耶克。他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检视自己的革命理想主义情怀，他意识到，自己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方向没错，但选错了一条路。他决定做一番新的尝试。

施永青重新购入股份，继续着“问鼎中原”的商业抱负。

1992年，邓小平南巡数地，发表一系列谈话，为改革开放再做推进。此时，罗大佑的那首《皇后大道东》已唱遍香港大街小巷，歌声里，包含着港人对“九七”的展望与不安。

施永青并未犹豫，这一年，中原北上逐鹿，先在上海站稳脚跟。同是这一年，因管理、用人理念不合，王文彦退出中原，做在野董事。至此，施永青掌帅中原，放开手脚，开始他的“改善首次分配”实践。

时至今日，中原集团已有分店超过2000家，员工逾5万人。取得如此成绩，离不开施永青“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更离不开中原特殊的分配方式。

“在首次分配问题上，我是社会主义的。股份制什么特色呢，就是让出钱投资的股份拥有者有绝对的话语权。管理权是他的，分配权是他的，股息派给股东，没有派给工作人员。”

施永青认为这“不公平”，他认可并支持私有权，但他也相信，离开了员工的劳动与智慧，资本则是死的。

在中原，员工享有所辖业务的利润分红，薪酬与业绩直接挂钩。房产经纪人虽不持有总公司股份，但可持有分店股份，离开时，需将股份卖还给公司，以便公司向新入职者提供此项福利。施永青用这一方法，鼓励能者多得，业绩高者，区域经理年分红可达上千万元。

2005年，施永青在港创办免费报纸《Am730》，利用此平台，将“首次分配”做了更深入的实践。

捐出45亿元聚焦三农

施永青早年便开始随缘做些慈善捐赠，随着投入和参与增多，他对通过慈善改善社会分配现状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4年，施永青基金在香港注册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起初，他只是将个人收入的一部分注入基金，用于资助一些NGO（非政府组织），如苗圃行动、乐施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并未开展独立项目。他也曾打算自己百年后再捐出所有财产，但那个热爱搞社会实践的灵魂作祟，2008年，他送给自己一份60岁生日大礼。

2015年3月17日，商业上选择“退后”的施永青与夫人陈佩霞来到公司资产署登记，将个人名下包括中原地产、中原(中国)等3间公司的股份，注入施永青慈善基金，并着手启动自有项目，推动解决中国内地的三农问题。这笔捐赠在当时估值45亿港币，占其个人财富的80%左右。此后，他又将个人持有的《Am730》股份捐出。在地产代理行业，施永青成了大额股捐第一人。

“死了才捐那就不是我去做了，应该趁自己还有一定能力的时候，不是老得走不动、判断也没有能力的时候才去做。所以我觉得应该早一点，做多一点。”

施永青想践行“第三次分配”，他曾尝试在大陆注册独立基金会，但因门槛太高，只能作罢。他邀请香港苗圃行动总干事陈庆芸加入，担任施永青基金中国农村工作的总干事。此后，施永青基金先后在云南昭通、甘肃兰州以及北京设立办公室。

“我们刚开始进来内地的时候，钱也汇不进来，她(陈庆芸)每次来就拿现金，在未获得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开展工作，都是违法的。”施永青忆起当年无奈地笑着。

“因为有外汇管制，所以最初是在香港开一个一百万的支票给我，我就每天来找我姐姐兑换，但这样很麻烦，效率很低，所以我们就找到民促会，了解业务后，开始跟他们合作。”陈庆芸说。

2011年，施永青基金在农村的工作日趋成熟，与中国国际组织民间合作促进会联合设立施永青农村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永青农发基金”)，获得了合法身份。两年后，再与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团等人合作，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简称“北京永青”)。

“这个基金会虽然是我的名字，但是我不是拥有者，主要是内地，杨团跟她一些同事、志愿者去成立的。但是理念上跟我一致，所以我们捐钱给这个农禾之家。”施永青说。

1983年，孟加拉人尤努斯正式创办专为穷人服务的格莱珉银行，对穷人进行小额贷款，并于200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施永青和陈庆芸参考这一模式，在中国内地乡村进行实践。自2008年至今，基金在近20个省份开展项目累计达500个，项目包括小额贷款、建桥修路、水利建设、文化教育、环保以及支持农民合作组织等众多类别，总支出达1.88亿元，其中小额信贷项目支出占58.21%。

“我们决定在农村应该怎么做，还不如让实际生活在农村的人决定怎样去做好。所以给他们一些资金，有了资金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施永青说。

永青农发基金提供的小额贷款业务分为三类：免息、低息及市场化利息。根据借贷方的情况，给予不同贷款服务。

“很多社会上的金融财务公司不愿意到农村去做，因为农村的生意比较小，有时候也有风险。我们去做就填补了他们的空缺，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赚一点钱，赚来的钱我们还是用在农村。”

在施永青看来，这种方式是可持续的第三次分配，可以有效激发农民主动参与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