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记者手记 | “美国良心”乔姆斯基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记者手记 | “美国良心”乔姆斯基

在这样一个晦暗的时代里,他的大声疾呼是那座屹立不倒的灯塔。

界面新闻独家专访视频截图

记者 | 王磬

编辑 | 崔宇

十年前,年逾八旬的乔姆斯基首次到访中国,在北大做了一场演讲。

举行演讲的北大百年讲堂可容千人,但仍一票难求——在一个缺乏大师的年代里,乔姆斯基是异常珍贵的存在。知识圈里流传的说法是,乔姆斯基是继罗素之后到访中国的最重量级的世界学者。中文媒体评价称,乔姆斯基访华“热度超过国家元首”,但“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并与之深入对话的准备”。

那一年是2010年,我正在北大上学,有幸现场旁听。在我就读的中文系,他是学科泰斗——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已经凭借着《句法结构》一书,奠定了整个现代语言学的基础,后长期任教MIT。在大众的视野中,他是活跃了一辈子的公共知识分子——从越战到911,他几乎从不缺席重大公共事件,是“永远的异见者”,也是“美国的道德良心”。

在那场主题为《世界秩序勾勒》的演讲中,乔姆斯基指出了当时世界面临的两大威胁,一是核战争的阴影,二是环境的恶化。从他一贯的左翼立场出发,他将矛头指向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及国家与资本巨头的共谋。

彼时,美国尚处在奥巴马治下,国内矛盾正在萌芽,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风暴刚刚席卷全球,过度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初现端倪,大国之间在暗暗角力,人们隐隐感到大厦将倾,但还未知晓倾倒的方向。

十年之后,时光流转到风云变幻的2020。

经过友人的搭线和漫长的等待,我在年底得到了一个远程专访乔姆斯基的机会。此时,新冠肆虐全球,美国大选落幕,世界给人们留下极度疲惫的一年。

连线这天正好冬至刚过。他准时接入,一面说,今年黑夜最长的一天总算过去;一面又不忘提醒,媒体应该都将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放在首页,警示人们世界末日就在不远的拐角。

此时,他在位于美国的家中刚刚度过了92岁生日。屏幕里的他白发苍苍,胡须跟头发一般长——像个圣诞老人。但思维仍然极其敏捷,更像是在辩论、而非解答。回答问题,他不喜欢预测——比起“世界将会怎样”,他更感兴趣的是“世界应该怎样”。他语调平静而温和,即使讲到激动时也极少有表情变化,具有穿刺力的是且仅是他的逻辑。

他身后是一整面满满的书墙,嵌着他与妻子的照片,镜头的边缘还可瞥见地上有只小狗在摇动尾巴——那或许是他们在居家禁足期间的宝贵慰藉。他告诉我,他所在的亚利桑那是疫情重灾区,自打今年3月以来他们就已闭门不出。

年迈的他是医学意义上的高危人群,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通过网络继续工作,教课、接受采访、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日程甚至比以前更紧凑。病毒没有打断他工作的节奏,年龄也没有。

我问,人生中经历过诸如二战、冷战、911这样的历史危机,会如何看待新冠大流行?他提起了年幼时接触到西班牙大流感的经历,认为新冠虽然糟糕,但并不是人类最严峻的危机。他更担心的是“冰川融化、海洋污染、全球变暖这些更难逆转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措施一直有,但没人去执行”。他很快转向批评特朗普,“从没有人像他一样处心积虑地要断送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前景”。

我跟他提起十年前在北大的那次演讲。我注意到,他在近年的采访中对那次演讲做了一点修正。全球面临的主要威胁,除了核战争和环境危机,他还加入了第三项:民主的衰退。

美国始终是乔姆斯基最热衷的话题。美国民主的衰退也让他最痛心。

谈到美国的内政外交,他滔滔不绝。一周以来的美国新闻,他信手拈来,从军队行动到疫苗研发,各种细节都可以成为他批判美国的素材。

批评美国是他在过去70年里未曾停过的事业,四年前的特朗普胜选似乎又让他生出一种新的紧迫感。遣词造句,公共言说,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与活动人士(activist)的天平上,他又向后者倾斜了许多。

他不吝把最尖锐的词汇都送给美国政府。谈美国大选,“尽管拜登赢了,但它对民主党来说仍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谈共和党,“他们是工人阶级最大的敌人”。谈特朗普,“他对工人喊话,一只手举着‘我爱你们’,另一只手就背后捅刀子”。他批评华盛顿的精英政客们对于工人阶级的漠不关心,痛心于工会组织被新自由主义者摧毁,担心气候变化的恶果将由最脆弱的那群人来承担。

某种程度上,美国也是他问题意识的根本来源。他过往的言说,即使是那些对于全球性危机的批评,大多也会最终落脚到美国的责任上。这或许与他秉持的一个理念有关:“知识分子要在自己有影响力的地方发声”。

他在书里谈中东,认为包括阿拉伯世界的乱象都要怪披着反恐战争外衣的美国,伊斯兰国实际上是“美国制造出来的恶魔”。谈欧盟,他批评欧洲国家跟在华盛顿后头亦步亦趋,无一愿意给斯诺登庇护,还不如拉美国家。谈委内瑞拉危机,他援引当天早上的新闻对我说,美国为了干涉委国内政在公海上截下油船的做法“像海盗一般”。

他对美国的批评,不迎合权力、也不迎合民意。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即使是在举国悲痛的911之后,他仍毫不留情地指责“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对美国的长期批评让他遭遇了不少仇视。有人扬言要给他寄炸弹,以让他闭嘴。还有人在活动现场追着他发问:你既然这么讨厌美国,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国家?

采访从疫情出发、谈到美国大选、到中美关系、再到欧洲、人工智能。最后的一个问题落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上。

自20世纪后半叶至今,乔姆斯基的名字早已与公共知识分子紧紧绑在一起。《纽约时报》称,乔姆斯基“可能是目前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一个人如何能在耄耋之年仍保有二三十岁年轻人的热情和愤怒?人们尝试从他的幼年时期去寻找一些踪迹:在一部名为《制造共识》的纪录片里,他提到小时候的一段经历。班上有个胖同学遭遇了霸凌,自己站在旁边看着没有出手相助,回家之后十分后悔,发誓要永远跟弱者站在一起。

他在10岁时便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警告纳粹军国主义向欧陆扩散的危险。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积极投身到反越战的活动中,甚至险些入狱。70年代,他与法国思想家福柯开展了一场关于人性的辩论,至今仍被视为世纪经典。

但他很反对被推上神坛。他明确表示,知识分子不应该像明星一样,发展出某种公众人设。活跃在公共讨论的这些年里,他几乎不谈论个人。人们对他私生活的认识是维基百科上的寥寥数语,自幼与太太结识,21岁结婚,育有一子二女。他有意识地把家人保持在镁光灯之外。

尽管他的政治立场不时会被标签为“激进”,但他的表达方式几乎不能更温和。他常说自己并不是、也不愿做一个煽动性的演说家,事实和逻辑是他唯一的说服工具。

采访前我曾翻阅他不同阶段的影像资料:他身着西装,眼镜架在鼻梁上,去到很多国家,跟知识分子辩论,跟政客辩论。围着他的学生,有的吼叫着“美国就是最伟大的国家”、想要挑战他;有的则是想向他询问时代的解药。不怀好意的媒体邀请他去做节目,但又掐断他的讲话时间。

面对这一切,他的表情里没有大喜大悲,甚至都很少提高语调。只是一直在试图说服:辩回去,用事实,用逻辑。

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宠辱不惊之下,他的质问才更振聋发聩:看不见的权力之手在哪里?谁在统治这个世界?这是他所有批判的出发点。

“责任是知识分子之本。沉默不语将是一种罪责。西方的知识分子责任更大,因为发声机会更多。你若沉默不语,罪责就更重。”

“这就是知识分子颠扑不破的天职,放到也今天丝毫未变。”

采访的末尾他这样告诉我。语调平静,像是在叙述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相关文章】

【专访乔姆斯基(上)】新冠疫情并非我们面前最糟糕的危机

【专访乔姆斯基(下)】人类若多一点闲暇,世界将会怎样?

【界面·专题】专访乔姆斯基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表情
您至少需输入5个字

评论 0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为你推荐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