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编辑 | 崔宇
一
十年前，年逾八旬的乔姆斯基首次到访中国，在北大做了一场演讲。
举行演讲的北大百年讲堂可容千人，但仍一票难求——在一个缺乏大师的年代里，乔姆斯基是异常珍贵的存在。知识圈里流传的说法是，乔姆斯基是继罗素之后到访中国的最重量级的世界学者。中文媒体评价称，乔姆斯基访华“热度超过国家元首”，但“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并与之深入对话的准备”。
那一年是2010年，我正在北大上学，有幸现场旁听。在我就读的中文系，他是学科泰斗——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已经凭借着《句法结构》一书，奠定了整个现代语言学的基础，后长期任教MIT。在大众的视野中，他是活跃了一辈子的公共知识分子——从越战到911，他几乎从不缺席重大公共事件，是“永远的异见者”，也是“美国的道德良心”。
在那场主题为《世界秩序勾勒》的演讲中，乔姆斯基指出了当时世界面临的两大威胁，一是核战争的阴影，二是环境的恶化。从他一贯的左翼立场出发，他将矛头指向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及国家与资本巨头的共谋。
彼时，美国尚处在奥巴马治下，国内矛盾正在萌芽，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风暴刚刚席卷全球，过度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初现端倪，大国之间在暗暗角力，人们隐隐感到大厦将倾，但还未知晓倾倒的方向。
二
十年之后，时光流转到风云变幻的2020。
经过友人的搭线和漫长的等待，我在年底得到了一个远程专访乔姆斯基的机会。此时，新冠肆虐全球，美国大选落幕，世界给人们留下极度疲惫的一年。
连线这天正好冬至刚过。他准时接入，一面说，今年黑夜最长的一天总算过去；一面又不忘提醒，媒体应该都将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放在首页，警示人们世界末日就在不远的拐角。
此时，他在位于美国的家中刚刚度过了92岁生日。屏幕里的他白发苍苍，胡须跟头发一般长——像个圣诞老人。但思维仍然极其敏捷，更像是在辩论、而非解答。回答问题，他不喜欢预测——比起“世界将会怎样”，他更感兴趣的是“世界应该怎样”。他语调平静而温和，即使讲到激动时也极少有表情变化，具有穿刺力的是且仅是他的逻辑。
他身后是一整面满满的书墙，嵌着他与妻子的照片，镜头的边缘还可瞥见地上有只小狗在摇动尾巴——那或许是他们在居家禁足期间的宝贵慰藉。他告诉我，他所在的亚利桑那是疫情重灾区，自打今年3月以来他们就已闭门不出。
年迈的他是医学意义上的高危人群，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通过网络继续工作，教课、接受采访、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日程甚至比以前更紧凑。病毒没有打断他工作的节奏，年龄也没有。
我问，人生中经历过诸如二战、冷战、911这样的历史危机，会如何看待新冠大流行？他提起了年幼时接触到西班牙大流感的经历，认为新冠虽然糟糕，但并不是人类最严峻的危机。他更担心的是“冰川融化、海洋污染、全球变暖这些更难逆转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措施一直有，但没人去执行”。他很快转向批评特朗普，“从没有人像他一样处心积虑地要断送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前景”。
我跟他提起十年前在北大的那次演讲。我注意到，他在近年的采访中对那次演讲做了一点修正。全球面临的主要威胁，除了核战争和环境危机，他还加入了第三项：民主的衰退。
三
美国始终是乔姆斯基最热衷的话题。美国民主的衰退也让他最痛心。
谈到美国的内政外交，他滔滔不绝。一周以来的美国新闻，他信手拈来，从军队行动到疫苗研发，各种细节都可以成为他批判美国的素材。
批评美国是他在过去70年里未曾停过的事业，四年前的特朗普胜选似乎又让他生出一种新的紧迫感。遣词造句，公共言说，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与活动人士（activist）的天平上，他又向后者倾斜了许多。
他不吝把最尖锐的词汇都送给美国政府。谈美国大选，“尽管拜登赢了，但它对民主党来说仍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谈共和党，“他们是工人阶级最大的敌人”。谈特朗普，“他对工人喊话，一只手举着‘我爱你们’，另一只手就背后捅刀子”。他批评华盛顿的精英政客们对于工人阶级的漠不关心，痛心于工会组织被新自由主义者摧毁，担心气候变化的恶果将由最脆弱的那群人来承担。
某种程度上，美国也是他问题意识的根本来源。他过往的言说，即使是那些对于全球性危机的批评，大多也会最终落脚到美国的责任上。这或许与他秉持的一个理念有关：“知识分子要在自己有影响力的地方发声”。
他在书里谈中东，认为包括阿拉伯世界的乱象都要怪披着反恐战争外衣的美国，伊斯兰国实际上是“美国制造出来的恶魔”。谈欧盟，他批评欧洲国家跟在华盛顿后头亦步亦趋，无一愿意给斯诺登庇护，还不如拉美国家。谈委内瑞拉危机，他援引当天早上的新闻对我说，美国为了干涉委国内政在公海上截下油船的做法“像海盗一般”。
他对美国的批评，不迎合权力、也不迎合民意。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即使是在举国悲痛的911之后，他仍毫不留情地指责“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对美国的长期批评让他遭遇了不少仇视。有人扬言要给他寄炸弹，以让他闭嘴。还有人在活动现场追着他发问：你既然这么讨厌美国，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国家？
四
采访从疫情出发、谈到美国大选、到中美关系、再到欧洲、人工智能。最后的一个问题落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上。
自20世纪后半叶至今，乔姆斯基的名字早已与公共知识分子紧紧绑在一起。《纽约时报》称，乔姆斯基“可能是目前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一个人如何能在耄耋之年仍保有二三十岁年轻人的热情和愤怒？人们尝试从他的幼年时期去寻找一些踪迹：在一部名为《制造共识》的纪录片里，他提到小时候的一段经历。班上有个胖同学遭遇了霸凌，自己站在旁边看着没有出手相助，回家之后十分后悔，发誓要永远跟弱者站在一起。
他在10岁时便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警告纳粹军国主义向欧陆扩散的危险。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积极投身到反越战的活动中，甚至险些入狱。70年代，他与法国思想家福柯开展了一场关于人性的辩论，至今仍被视为世纪经典。
但他很反对被推上神坛。他明确表示，知识分子不应该像明星一样，发展出某种公众人设。活跃在公共讨论的这些年里，他几乎不谈论个人。人们对他私生活的认识是维基百科上的寥寥数语，自幼与太太结识，21岁结婚，育有一子二女。他有意识地把家人保持在镁光灯之外。
尽管他的政治立场不时会被标签为“激进”，但他的表达方式几乎不能更温和。他常说自己并不是、也不愿做一个煽动性的演说家，事实和逻辑是他唯一的说服工具。
采访前我曾翻阅他不同阶段的影像资料：他身着西装，眼镜架在鼻梁上，去到很多国家，跟知识分子辩论，跟政客辩论。围着他的学生，有的吼叫着“美国就是最伟大的国家”、想要挑战他；有的则是想向他询问时代的解药。不怀好意的媒体邀请他去做节目，但又掐断他的讲话时间。
面对这一切，他的表情里没有大喜大悲，甚至都很少提高语调。只是一直在试图说服：辩回去，用事实，用逻辑。
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宠辱不惊之下，他的质问才更振聋发聩：看不见的权力之手在哪里？谁在统治这个世界？这是他所有批判的出发点。
“责任是知识分子之本。沉默不语将是一种罪责。西方的知识分子责任更大，因为发声机会更多。你若沉默不语，罪责就更重。”
“这就是知识分子颠扑不破的天职，放到也今天丝毫未变。”
采访的末尾他这样告诉我。语调平静，像是在叙述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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