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孚园

导读

这是孚园“21世纪城市研究中心”对全球及中国城市发展图景进行总览梳理的第四期，基于未来城市的科学发展观，并以此作为孚园既往观点的一次总回顾，致敬特殊的2020年!

青春期的小孩如果适逢身体发育过快，会在局部位置出现“膨胀纹”，这是因为骨骼和肌肉的生长速度超过了皮肤弹力纤维的生长速度，导致真皮弹力纤维被拉断。这些断裂的弹力纤维后期会自我修复，虽然难免会留下疤痕，但普遍会变淡，而且这个过程人体不会感觉不适。

城市的成长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特点：城市因为产业成功而不断吸引人口流入时，支持城市运行的基础设施，如住房、道路、学校和医院等等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结果往往是这些设施被过度使用：道路拥堵、住房紧张到需要开辟出地下室或隔断、学校班级人数扩大、医院“挂号两小时，看病两分钟”……但只要及时提高供给，这些可能都是暂时的。

但城市扩容的规模仍然是有上限的，它的运行原理也有内在的局限性——就像前文所述，城市并不会因为人口不断涌入，而从“老鼠”变成“大象”。它更像人体一样，有一个隐形的似乎难以突破的身高上限（虽然拉长时间跨度，这个上限被不断突破，但变化非常缓慢）。身高再难突破的前提下，如果体重不断增长，结果就是人体其他器官的负荷不断变大，最终表现出高血压、关节炎、胆结石等一系列病症——而城市的“身高上限”就是居民上班的单程通勤时间。普遍认为，当这个时间超过1个小时之后，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城市居民也难有精力去恢复和提升身体去投入再生产。因此，即便我们看到城市投入大量资金去修建轨道交通，但在版图和人口数量上，城市仍有一个隐形的规模上限：即便是像东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也不会无休止地蔓延了。

当然，我们也的确见到了广佛同城（广佛同城，这座“超级城市”意味着什么？）的例子：两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最终通过地铁线连接在了一起，反过来又推动双方政务合一。但我们也要看到，广州和佛山两市的中心距离仅有20公里，两地接壤距离超过200公里，人口同文同种，文化一脉相承。可以说在城市结构上，广州和佛山是被“人为”划分开的：广州的西边并没有和其他城市间隔开来的“郊野”，而是直接和佛山的最发达的南海区和顺德区等地接壤，整个建设区连成一片（图11）：同城化的基础过分优越了。

图11：“广佛同城”的基础——建成区连绵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典型的“郊野”分隔区

城市一方面要不断吸引产业人口集聚并发挥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尽力抵抗规模过大导致的不经济效应。是否有一个折中的答案，比如城市可以计算出基础设施的最大负荷人口数量，再按照这个承受容量去挑选最有价值的产业内容？

答案是否定的。

现代城市成立的主要功能，是为了集聚产业人口从而降低总体管理和沟通成本，因为人口越来越多，所以需要成立市级政府统一管理并提供公共服务。其实对产业自身来说，它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城市”：如果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能让产业不断地将自己布局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并且保持良好的运营效率，那么它就会循着这个方向去开拓新址，即便新址位于另一个城市——这就是“城市群”的由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特定城市的升级版，产业将自身各细分环节分布在这个更高阶、更广义的“城市”版本里，也即“城市群”，同样是在集聚的前提下（当然依靠的是更为畅通的交通网络、更为便捷的实施通讯方式以及无缝衔接的政务服务等），进一步降低了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成本，从而提高了“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当然，为构建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而发展城市群，联通和融合的过程相当复杂——如果未能达到让产业环节无隙沟通的效果，跨城的阻碍力量反而大于在城市内部拥堵的成本，产业自然无法在城市群内最优分布——所以，我们看到珠三角城市群实践选择了最易上手的粤港澳大湾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湾区”的粤港澳，究竟谁是“话事人”？）：湾区内9座广东城市已在彼此的交界地区加大了开发力度（图12），同时也在口岸贸易、生态河流保护、产业合作、职住建设、自贸和枢纽设施等各方面加强了合作（图13）；9城内的企业又充分利用香港国际大都会的优势，纷纷将品牌的国际化塑造地放在此处，；将引入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和紧缺人才的个人最高税负调整到和香港一样的15%；发布 “粤港首条跨境直升机航线”，开放低空飞行领域，将大湾区低空飞行时间压缩至15分钟…

图12：对大湾区各城市边界的大力开发，是融合的重要举措——边界上的工业园区能承接两地的制造业，进一步降低整体成本

图13：有效降低各城市间产业、职住、枢纽设备、生态和口岸等在边界上的转换成本，是实现粤港澳一体化的必要举措

长三角区域的城市融合新举措也是如火如荼。我们花费了大量笔墨回顾和展望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风从上海来，潮涌长三角），并以虹桥枢纽最近几年的商务区大开发为例（虹桥的写字楼都租给了谁？），详细说明了这一状况：上海早年间将钢铁、纺织等产业逐步转移到周边城市，并与这些城市建立了通畅的合作关系。当各地的产业园区需要用新技术来快速升级生产线的时候，虹桥枢纽就成了整个区域的对外人才招揽窗口。比如嘉善县政府就在大虹桥商务区设立嘉善国际创新中心，鼓励嘉善当地的高科技企业直接入驻政府在虹桥 “飞地”设立的研发中心，充分利用上海高端人才和科研机构的集聚优势，促进企业深化创新发展。同时，上海虹桥枢纽也已成为大量长三角企业的“全球总部”，系统利用虹桥枢纽这个全球最大的交通枢纽平台、会展服务平台和产业发展管理平台，向全世界推广。

事实上，我国政府这些年始终关注“城市规模生长过大”，一直在各省市维持着严苛的耕地红线（虽然也推出过“耕地跨省买卖”等土地政策，但施行力度较小，也未见后续跟踪报道），严格管控超大城市的人口落户。但我们的年轻人和全世界一样，似乎都爱去大城市闯荡历练。去年中央颁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大、中、小城市应该专注各自产业领域的哪些环节、如何相互配合、建立何种补偿机制等等，并给予具体指导意见，但市场端还是认为小城市（镇）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专门撰文驳斥了这一谬论（中心城市布局都市圈打造区域增长极，中小城市是否将走向没落），并尝试结合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大量流行等市场趋势，明确阐明围绕核心城市开发新的TOD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需要新型TOD），完全可以打破国内中小城镇企业只能从事低端产品制造的固有印象，那些经过科学规划的城镇一样可以容纳高端就业岗位。

开发商也应该顺应这个趋势，在新的TOD开发浪潮中获取新的发展机会(TOD真香！这是开发商的转型机会吗？)。

对集聚效率的不断追求，让人口随产业在城市间聚聚散散，这个过程几乎是“润物细无声”。但那些伴随产业兴盛而开发出来的各类建筑，并不会一夜消失，如果处置不当，它甚至能常驻在市民眼中，无人问津并一天天衰落下去。

不过，就像人体能在小伤小病之后自我恢复一样，城市也总能找到办法去修复那些破损的空间，这就是 “有机”的第三个方面：适应性/进化（且看第五期）。